速度是一种美德，还是并非如此？

人类的成就从来都伴随着负面影响，而这些不受欢迎的后果往往分布极不均衡。更高的速度及其影响也不例外。速度既带来危险，也带来庇护：超速以多种形式致人死亡——但事故发生后尽快获得救治是中风后康复或防止内出血死亡的关键，而新冠疫情又让我们看到，快速大规模打疫苗有多重要（尤其是对老年人）。对速度的追求导致了不平等、脏乱、噪音和污染（太多现代城市就是见证）——但它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机遇，延长了我们的寿命，节省了时间，并使日常生活更加便捷（从长途旅行到近乎即时的室内供暖和空调）。

但要明确反驳那种认为速度是绝对好处的普遍迷思并不困难。有人倡导并实践刻意放慢“生活节奏”，这是对一系列与速度相关的不良条件和后果的回应：社会批评家将各种问题归咎于速度，从生活和环境的同质化，到剥夺人们生活的多样性和质感；从引发压力、疏离和疲惫，到失去主动权、无力感、工作与生活界限的崩溃，以及身心疾病。

这些不好的状态，得靠有人指导的治疗或日常练习来缓解，追求一种基于静止和缓慢的解压、平静和安宁：无干扰地静坐、听慢音乐、深呼吸、与友善的动物互动、寻求乡村的休憩——这一切都是为了追求静止，把它当成一种能带来好处的状态。这可以在从迎合名人的昂贵设施到森林中的一片宁静空地或偏远的湖岸等环境中进行。

最讨厌速度的人，干脆宁愿走路也不开车。有个叫伊万·伊里奇的奥地利天主教神父，也是个有名的社会批评家，1974年就说过这话，挺出名的，是在他那本关于能源与公平的书里：“步行的人们或多或少是平等的”，但“为任何一位乘客配备超过一定马力的动力……减少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将他们的出行限制在一个由工业定义的路线系统中，并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时间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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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即身份

要说汽车为啥在全球这么吃香，光有速度还不够，还得加上身份这层意思。说到这个根本问题，没人比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讲得更明白，他可是伊里奇同时代的人。他明白，汽车能把开车的人变成骑士，行动力跟贵族似的……相比之下，走路的人和坐公交的，就像农民一样，只能眼巴巴地瞅着那些骑着铁马飞驰而过的骑士，心里头那个羡慕劲儿就别提了。一旦尝过这种甜头——人人都能当骑士——再想回去当农民，那可就难了。

当然，长远看，情况和动力都会变（现在已经有苗头，大家没那么热衷买车了），但速度带来的好处和身份提升，还是让汽车在现代社会里占着重要位置，短期内不会没落。

控制因素

开车这事儿，常常有性命之忧，可它还能这么吃香，这就更不简单了。不过，为啥大家能这么扛风险，我们也有个靠谱的说法。美国有个工程师兼科学家，叫昌西·斯塔尔，他说过，人要是觉得自己能掌控局面（比如开车那会儿），能接受的风险比觉得失控时要高出上千倍。上次疫情又把这事儿演得淋漓尽致：好多人一听强制打疫苗就吓坏了，觉得风险大得不行，可开车超速却一点不怕。还有一种说法是，熟悉感（也就是老干这事儿）才是让人能忍高风险的主要原因。把这两点搁一块儿，可能解释得最到位。

伊里奇本人虽然经常坐飞机，但他对全球航空业潜力的判断也大错特错。1974年，他指出“全美人口中只有不到0.2%的人能一年自主选择坐飞机旅行超过一次”——但到了2019年（在新冠疫情冲击该行业之前），美国航空公司承运了9.26亿国内和国际旅客（几乎是美国总人口的三倍），全球范围内承运了45亿人次（接近全球总人口的60%）。在伊里奇看来，“偶尔有机会被绑在马力十足的座椅上待上几个小时”让旅行者成了“人类空间被扭曲的帮凶”——但如今，几十亿人正心甘情愿、乐此不疲地接受这种扭曲，而且所有预测都显示，全球航空出行还会进一步大规模扩张。

再说，如今好几亿人日子过得相当滋润，可以选择在空调办公室或自家舒适的环境里工作，过上更安静、更干净、“限速”的中高收入生活。但这样的选择，对另外好几亿想往上爬、却被逼着在危险速度下没日没夜干活的人来说，根本想都别想。肉类加工厂的工人只是这类苦差事中的一种。互联网订单的快速“履约”——在巨大的仓库里从货架上拣货、打包、发快递——也成了另一门大规模生意，而速度同样在损害人的健康。

而且，这些工作里有很多是在给全球富裕经济体供应基本的食品和物资。在那些又危险又拼速度的工作里，最新加入的还有配送服务，而且这个行业还在不断扩张。在世界各大城市，不管是给大公司还是小作坊送餐的骑手，都特别容易出事，尤其是骑摩托车的。

要想为未来提供更全面的指引，我们就需要对现代对速度的追求有更深入的理解和客观公正的评价。这得先从更透彻地看透速度的作用入手，看清它的益处与负面影响，以及是否需要进一步提高速度，并定规矩并落实限制。

选自《速度》，瓦茨拉夫·斯米尔著，由企鹅图书出版，企鹅出版集团旗下品牌，企鹅兰登书屋有限责任公司旗下公司。版权 © 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