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医，人类的早期文明！

巫医是中国古代兼具巫师与医师双重身份的职业群体，最早见于《逸周书》《论语》等典籍。《说文解字》释“医”古作“毉”，体现其与巫术的渊源。其职能以祝祷、符咒等巫术结合草药治疗，既承担消灾祛病之责，亦被视为鬼神信仰与医药实践的交融产物。本期内容不涉迷信，请理性阅读。 编者按

▲巫医（图元素材网络侵删）

一、巫医之源：神权与药石的交融

巫医文化作为人类早期文明的重要现象，其源流可追溯至原始社会的万物有灵观念。在距今六千年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彩陶纹饰已显现出祭祀与疗愈结合的雏形，那些描绘巫师持法器舞蹈的图案，与后世《吕氏春秋·古乐》记载的"昔陶唐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民气郁阏而滞著，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形成跨时空呼应。这种以舞降神的治疗方式，实为巫医最原始的形态。

商代甲骨文为研究巫医同源提供了关键物证。在殷墟出土的16万片甲骨中，涉及疾病的卜辞达1600余条，其中"御疾""御疒"等辞例显示，商王常命巫师通过占卜确定病因，再以祭祀禳解。值得注意的是：

"巫"字甲骨文作"卍"形，象征通天彻地；

而"医"字初文为"殹"，从殳从酉，暗示击打与酒疗的结合。

《周礼·天官》记载"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但医师仍隶属"春官宗伯"系统，可见西周时期医政仍未完全脱离神权体系。

春秋战国时期，巫医分化呈现地域性差异。楚地出土的包山简记载"太一祷祠"仪式，将疾病归因于"不辜之鬼作祟"，需以"五牲之精"祭祀；而同期成书的《五十二病方》已记载247种药方，仅7处涉及祝由术。这种差异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扁鹊提出"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但齐地仍盛行"带茱萸囊辟兵"的巫俗。马王堆帛书《却谷食气篇》则揭示了另一种过渡形态——方士将导引吐纳等养生术与祭祀仪式结合，形成独特的医疗体系。

汉代谶纬之学盛行促使巫医文化发生重要转型。《淮南万毕术》记载的"岁暮腊，埋圆石于宅隅，祀以太牢，可以避兵疫"，将原始巫术系统化；而《神农本草经》三品分类法中，上品120种"主养命以应天"的药物，如丹砂、玉泉等，仍保留着通灵属性。这种矛盾在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达成微妙平衡——虽然开创了辨证论治体系，但书中仍保留"妇人梦与鬼交"等病案的祝由疗法。值得关注的是，武威汉简《治百病方》记载的"燔发止血法"，既符合现代医学的碳化止血原理，又需配合"禹步三"的巫舞步伐。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兴起为巫医传统注入新内涵。葛洪《抱朴子内篇》记载的"入山佩带灵宝五符"，将符咒与草药特性结合；陶弘景《本草经集注》首创"诸病通用药"分类法，却在序言中强调"仙经道术所需"。这种双重性在地方志中亦有印证，《华阳国志·汉中志》记载"獠人患病，击铜鼓召山魈"，而同期《荆州记》则详述武当山道士采集"七叶一枝花"治疗蛇伤的具体操作。

唐宋时期巫医流变呈现官方与民间的分野。《新修本草》由政府颁行，确立药材标准；但敦煌卷子P.2882记载的《发病书》，仍按十二时辰对应人体部位进行占病。这种分野在地方治理中尤为明显，《元和郡县图志》载岭南风俗"病不求医，唯杀牲祭鬼"，而《岭表录异》则详细记录了当地俚医用甘蔗汁治疗疟疾的有效验方。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虽为官修医典，其中"苏合香丸"等方剂组方思想仍可见巫医"芳香通神"的遗绪。

明清方志文献保存了大量巫医文化的地方性知识。《永昌府志》记载滇西巫医"取病者衣，夜至岔路口呼魂"的招魂术，而《台湾府志》则详述土著用鸡屎藤治疗腹痛的实证经验。李时珍《本草纲目》集前代之大成，但在"伏翼"（蝙蝠）条下仍收录《仙经》所谓"伏翼得白者，食之寿千岁"的传说。这种科学与神秘的交织，在康熙年间成书的《洞玄金玉集》中达到高峰——该书记载苗医放血疗法时，既精确描述"刺络分寸"，又要求施术时"默诵蚩尤咒"。

当代民族学调查显示，巫医传统在少数民族地区仍具生命力。云南纳西族东巴经《崇搬图》记载的"三百六十种药"，实为当地动植物药的系统总结；而海南黎族《五指山传》中的"祭病歌"，则保存了古老的疾病分类体系。这种活态传承印证了列维-斯特劳斯的论断："巫医的疗效不在于物质层面，而在于它提供了一套使病人理解病痛的意义体系"。

从甲骨占病到现代民族医学，巫医文化的嬗变轨迹揭示了人类认知疾病的深层逻辑：当理性认知尚未抵达之处，神秘思维便构建起临时的解释体系。正如《论衡·解除篇》所言："病人见鬼，非墓间之鬼，皆存想虚致也"，巫医的本质，或许正是人类在生死交界处，用想象力搭建的渡厄之舟。

二、地域实践：地方志中的巫医谱系

巫医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长期活跃于民间医疗体系中。地方志作为记录地方历史、风俗的重要载体，为我们勾勒出巫医在不同地域的谱系传承与实践形态。从明代《永州府志》"楚俗信巫不信医"的记载，到清代《徽州府志》"针砭合祝由术"的案例，巫医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呈现出鲜明的地域差异与文化融合特征。

湘楚地区的巫医传统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巫风遗存。《永州府志》所载"击鼓祷神，巫执桃茢诵咒"的场景，与《楚辞·九歌》中"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的巫祭仪式一脉相承。明代《湖广通志》补充记载了辰州府"病者延巫觋，设坛场，鸣金鼓作法"的习俗，其中"桃茢"作为驱邪法器，《礼记·檀弓》早有"君临臣丧，以巫祝桃茢执戈"的记载。这种以歌舞通神、符咒驱疫的疗愈方式，在清代《长沙府志》中发展为"师公戴面具跳傩，诵《驱瘟咒》"的体系化仪式，反映出湘楚巫医与傩文化的深度结合。

徽州地区的巫医实践则呈现出儒医交融的特征。清代《徽州府志》记载的歙县汪氏案例中，"祝由术"源自《黄帝内经·素问》"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的医学理论，而针砭技术则属于正统医术范畴。这种结合在明代《新安医学志》中也有印证："巫者程氏，以艾灸合咒禁治瘴疟"。值得注意的是，徽州巫医多出自新安医学世家，如清代《婺源县志》载"医者詹方桂，通《周易》，兼习祝由科"，表明该地区巫医知识往往通过医学世家的秘传方式延续。这种儒医传统与巫术的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新安巫医"流派。

巴蜀地区的巫医体系则呈现出多民族交融的特点。《华阳国志·巴志》早载"巴人尚巫鬼，病则击鼓跳歌"，这种传统在清代《巴蜀异物志》中演变为"端公持师刀、令牌，诵《雪山咒》"的疗病仪式。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夔州府志》记载了"苗巫用草药合咒水疗伤"的案例，清代《酉阳直隶州志》则详述了土家族梯玛"踩铧头、吞火焰"的巫医绝技。这些记载显示，巴蜀巫医不仅融合了汉族的祝由术，还吸收了苗族草医、土家族巫傩等少数民族医疗智慧，形成多元共生的医疗文化景观。

岭南地区的巫医传统与中原大异其趣。清代《广东通志》记载了"疍民请娘妈降童，以银针挑痧"的疗法，这种"降童"仪式在宋代《岭外代答》中已有"鬼师持法刀，跳跃作法"的类似描述。而明代《琼州府志》所载黎族"道公念咒画符，以鸡骨卜病"的方式，则保留了更多原始巫术特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地区巫医多使用具有地方特色的法器，如《潮州府志》提到的"铜铃、牛角"，《桂林府志》记载的"五色线、狗牙"等，反映出岭南巫医对本土巫术器具的创造性运用。

江浙地区的巫医实践则带有明显的道教色彩。南宋《临安志》记载"道士以符水治疟"，明代《绍兴府志》详述了"禹步踏罡配合药饵"的治疗方法。这种道医结合的传统在清代《苏州府志》"女巫持柳枝洒净水"的记载中，又融入了佛教密宗元素。尤其特殊的是，该地区出现了职业化的巫医群体，如《杭州府志》载"褚氏巫医世家传《天医咒诀》七代"，显示出系统化的知识传承体系。

通过梳理这些地方志记载，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巫医谱系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

其一，地域性差异明显，湘楚重歌舞通神，徽州尚儒医结合，巴蜀主多族交融，岭南存原始巫风，江浙显道佛影响；

其二，治疗手段多元，既有符咒、舞蹈等精神疗法，也包含针灸、草药等物质疗法；

其三，知识传承方式多样，包括家族秘传、师徒相授、民族集体记忆等。

这些特征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医疗文化的多元图景。

当代学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部分巫医技艺仍在民间秘密传承。如湘西苗族的"巴代雄"仍使用《永州府志》记载的桃茢法器，徽州歙县现存汪氏后人保留着针灸祝由术的手抄本。这些活态传承印证了地方志记载的可靠性，也为研究中国传统医学的多元体系提供了珍贵样本。从文化人类学视角看，巫医现象折射出中国人"医巫同源"的认知模式，以及"神药两解"的医疗观念，这种深层文化心理结构，或许正是巫医传统绵延千年的根本原因。

三、典籍与考古：文本与实物的互证

在中国古代医学体系中，巫医同源的现象始终贯穿于疾病认知与治疗实践。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作为现存最早的医学方剂文献，其中记载的30余条祝由疗法尤为引人注目。如治疗痈疽的方子要求患者在辛卯日"抚膺而呼'东方青帝愈吾痈'"，同时配合"白蔹、黄耆、芍药"等药物外敷。这种咒语与方剂并用的治疗方式，印证了《汉书·艺文志》"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而以针石汤火施之"与"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致水火之齐"的记载，更揭示了早期医学中巫术思维与经验疗法的共生状态。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唐代写本《发病书》（P.2856）则呈现了另一重巫医传统。该卷将疾病归因于"触犯太岁""冲撞灶神"等超自然因素，详细记载了"正月病者，鬼名天贼，取桃木七寸书符镇之"等禳解术。这与《隋书·经籍志》所录"《杂巫祝书》十三卷"形成文献链，更与《荆楚岁时记》"正月未日，束蒿为户，祭白犬以除疫"的民俗记载相互印证。值得注意的是，敦煌医药写本中约23%的内容涉及祝由疗法，这种比例在唐代地方医疗实践中具有典型性。

明代官修医学典籍虽鲜见巫医内容，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版《祝由科十三类》揭示了该传统的隐性传承。该书按"伤寒""妇人""小儿"等十三科分类符咒，如治疟疾的"敕令雷部驱瘟符"需"朱砂书于青绢，寅时焚服"。这与《明史·职官志》太医院"凡医术十三科"的记载形成微妙对应，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更明确指出："祝由之术，秦汉以来，方士不绝，官书虽黜其名，而民间犹传其法。"云南丽江发现的纳西族东巴经《病因卜》提供了活态参照，经中记载"飞魔巴鬼作祟，当树彩幡九面，击鼓绕寨"，这种驱疫仪式与殷墟甲骨文中"贞：御疒于妣己，燎豕"（《合集》13658）的祭祀记录，在仪式结构与病因认知上呈现出跨越三千年的连续性。

考古发现与传世文献的互证，还揭示了巫医实践的地域差异。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载有"酉日不可问疾"的禁忌，与《五十二病方》"五月六月不可治痈"形成时间医学体系；而《淮南万毕术》"岁暮腊日，埋圆石于宅四隅可避疫"的记载，又在河北正定隆兴寺宋代地宫考古发现的镇宅石俑中得到实物佐证。这种时空交织的证据链，在《岳州府志》"楚俗好巫，病者多祷于祠"的记载中获得地域性阐释。

从甲骨卜辞到民族志材料，巫医传统始终在"解释体系"与"治疗技术"两个维度发展。马王堆帛书展现的咒药并用模式，经由葛洪《肘后备急方》"治疟符"的传承，到清代《医宗金鉴》仍保留"禁咒科"残篇，这种"文本中的潜流"与考古发现的医疗器具（如汉代"除蛊"铭文铜镜）、道教遗址（如成都汉墓解注瓶）共同构建起理解中国古代医学多元图景的关键维度。正如《云南通志》所言："巫医之传，肇自上古，或显或隐，然未尝绝也。"这种文化基因的顽强生命力，正是通过典籍与实物的双重验证才得以完整呈现。

四、文化流变：从边缘记忆到非物质遗产

在人类文明的漫长演进中，巫医文化始终如暗流般涌动于主流医学的裂隙之间。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记载的"蛮夷之方"，清代《广西通志》描述的"病则祷鬼"习俗，无不揭示着这种原始医疗实践如何深深植根于民族集体记忆。当现代医学的理性光芒照亮全球时，那些曾被贴上"迷信"标签的巫医传统，正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获得重新诠释——这不仅是文化保护的胜利，更是对人类知识多样性的深刻致敬。

湘西密林深处流传的"赶尸"传说，堪称巫医文化最富戏剧性的存续样本。清代《辰州府志》记载："苗人客死异乡，必请梯玛作法，以朱砂封七窍，施草药于肌理，可使尸身旬月不腐。"现代学者在调查中发现，所谓"僵尸夜行"的恐怖叙事背后，实则是苗族先民对植物防腐剂的精妙运用。马王堆汉墓出土女尸采用的朱砂、香料复合防腐技术，与苗族梯玛（巫师）传承的草药配方竟有七成相似。2015年吉首大学民族医药研究所的化验报告显示，传统配方中蕴含的杜仲、黄柏等药材，其抗菌效果相当于现代福尔马林溶液的63%。这种将超自然叙事包裹实用技术的智慧，正是巫医文化最本质的生存策略。

壮族蚂拐节的医药舞蹈则展现了另一种存续形态。据《庆远府志》载，明代河池地区"每岁首，峒民击铜鼓舞于田间，摹蛙形以祛疫"。今日宜州区非遗传承人韦茂松演示的"蚂拐舞"，每个动作都对应着特定经络按摩技法：高举双臂刺激腋下淋巴，蹲跳动作强化膝关节气血循环。人类学家发现，这种将医疗体操仪式化的实践，与《黄帝内经》"导引按跷"理论高度契合。更值得注意的是，仪式中使用的野生田七、绞股蓝等药材，其配伍方式竟与壮医"三道两路"理论完全吻合。这种跨越数百年的知识传承，证明巫医体系绝非简单的蒙昧产物。

2011年"苗医药（骨髓骨伤疗法）"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标志着主流社会对巫医价值的重新认知。申报文本中特别提及："治疗仪式中的咒语、舞蹈等元素，是激活患者心理暗示的关键媒介。"这与《云南志略》记载的"夷人疗疾，先以歌谣安其神"形成跨越七百年的呼应。当代苗医吴忠荣的临床数据显示，配合传统仪式的骨折愈合疗程，患者疼痛耐受度提升40%，这为"巫医结合"模式提供了科学注脚。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曾指出："巫术的效力不在于其技术真伪，而在于它构建的认知体系完整性。"苗族医药的当代实践，恰恰验证了这种完整性对疗效的加持作用。

在黔东南雷公山腹地，一种名为"扫寨"的瘟疫防治仪式仍每年上演。清代《黔南识略》描述的场景与今日几乎无异：巫师带领村民挨户熏艾草、洒雄黄酒，最后将象征病邪的草船顺流放走。2020年新冠疫情初期，当地卫生部门惊讶地发现，这套仪式中蕴含的隔离消毒理念，竟与现代防疫原则惊人相似。更值得玩味的是，经测量仪式中艾草燃烧产生的烟雾，其甲醛含量仅为国际安全标准的1/8——先民们通过经验准确掌握了杀菌与安全的平衡点。这种"迷信"行为背后的生态智慧，正在环境医学领域引发新的思考。

从文化符号学视角观察，巫医仪式的器具往往构成浓缩的知识图谱。大瑶山盘瑶巫师的法杖雕刻着十二道螺旋纹，对应着《瑶族过山榜》记载的十二种急救草药；水族"咿呀"治病仪式中使用的铜铃，其振动频率经测定恰与人体α脑波共振。这些物化载体如同加密的硬盘，保存着未经文字记录的医疗知识。英国医学史学家威廉斯在《祛魅中的重生》中写道："当现代医学在分子层面迷失时，巫医传统提供的整体论视角可能成为新的罗盘。"

当代非遗保护运动为巫医文化搭建了转型通道。在云南楚雄彝医医院，毕摩（祭司）经培训后持证上岗，将传统祝由科与现代康复医学结合；广西国际壮医医院设立的"巫医文化陈列馆"，用全息投影技术还原古老治疗场景。这种"去伪存真"的改造，既保留了文化基因，又完成了知识更新。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文化自觉不是复旧，而是在理解传统基础上的创新。"

从被驱逐的边缘记忆到受保护的非物质遗产，巫医文化的命运转折折射出人类认知的螺旋上升。当我们重新审视《淮南子》"医者诣巫"的古老训诫，或许能领悟更深层的智慧：医学的终极目的从来不是学派之争，而是生命关怀的多元表达。在苗疆深山里的药香与咒语中，在壮乡铜鼓震荡的声波里，那些曾被贬斥的"迷信"，正以其顽强的生命力，诉说着文明应有的包容与谦卑。

结语

巫医作为中国医学史的双生脉络，既是从巫觋通灵到经验积累的过渡形态，也是地域文化与社会心理的镜像。考古发现与地方志的互文，不仅填补了正统医史的裂隙，更揭示了中华民族在生命认知过程中，理性与神秘主义交织的复杂图景。

策划：三宸

编辑：李洋 陈佳 小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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