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案笔录造假不是小事！纪检监察人员弄虚作假，要承担哪些责任？

大多数普通人都听说过笔录。在大家普遍的认知里，笔录就是调查谈话时一问一答，如实记录当事人所说内容，核对签字之后，成为一份具备效力的证据。不少人默认，负责制作、记录笔录的工作人员，一定会忠于事实，不会随意增删、篡改原话。

但很少有人完整了解，如果纪检监察工作人员主观故意制作虚假笔录、私自改动谈话内容，后果远不止单位内部口头批评。情节较轻会受到纪律处分，一旦造成严重影响，还会触犯刑法，留下案底，丢掉公职。

长期以来，社会上存在一个普遍误区：笔录只是内部调查材料，就算文字稍作修改，顶多算作工作疏漏，不会有严重追责。可近些年多地公开通报的案例已经证明，这种想法并不正确。笔录是案件的核心证据，一旦人为造假，事实就会被扭曲。轻则让无辜的人承受不实追责，重则让真正违纪违法的人逃脱惩处，直接损害执纪执法工作的公信力。

随着监察体制改革持续推进，从《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监察法》，到《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监察官法》，整套法律法规已经划定清晰红线。笔录造假的追责分为多个层级，违纪、违法、刑事犯罪界限分明，不存在模糊的灰色地带。

想要理清作假笔录需要承担的责任，首先要分清两个完全不同的情形：无心造成的工作失误，和主观刻意造假。二者最终的处理结果相差巨大。

在日常办案流程当中，确实可能出现笔录记录存在细微偏差的情况。比如谈话人语速过快，记录人员来不及完整记录全部语句，事后没有再次核对确认；或是部分语句整理后表述不够严谨，存在少量文字瑕疵。

这类情况只是工作瑕疵，工作人员没有捏造关键事实，不存在刻意引导、篡改核心案情，一般不会认定为笔录造假。处理方式大多是批评教育、责令撰写书面检查，或是组织业务培训、完善办案流程，不会给予较重处分，更不会移交司法机关。

可一旦属于主观故意操作，整件事的性质就发生根本转变。实务当中典型的笔录造假行为主要分为这几类：没有开展实际谈话，凭空编撰完整笔录；谈话结束之后，没有经过当事人许可，私自增加或者删除关键对话；使用诱供等方式引导当事人说出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表述，再整理形成笔录；改动已经完成签字捺印的笔录正文；和相关人员串供，统一虚假说辞制作笔录，掩盖真实案情。

只要查实属于主观故意伪造证据，相关责任人就要被追责，责任主要分为三大板块：党纪责任、政务处分责任、刑事责任。

先来说党纪层面的责任。如果涉事工作人员是中共党员，故意制作虚假笔录，属于伪造证据，违背纪律要求。依据2023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相关规定，伪造、篡改证据，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一旦被开除党籍，终身无法再次入党，在体制内的晋升发展通道会全部关闭。

很多人误以为，纪律约束只针对党员，非党员的纪检监察工作人员不受相关规定限制，这个说法并不准确。无论是否入党，只要属于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参与纪检监察调查工作，都适用政务处分相关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处置。

政务处分从轻到重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六个等级。故意伪造笔录、篡改案件证据属于严重职务违法行为，情节较重可予以撤职，情节严重会直接开除公职。失去公职之后，相关退休保障、福利待遇都会受到极大影响。

除此之外，专门规范监察工作人员履职的《监察官法》明确写明，监察官隐瞒、伪造、变造、故意损毁证据、案件材料，依法作出处理；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同样作出硬性规定，严禁隐匿、损毁、篡改、伪造证据，存在上述行为的，依规依纪严肃处理，涉嫌职务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如果笔录造假行为造成严重后果，就不再局限于内部处分，将会触及刑法，也就是大众所说的承担刑事责任。这里需要重点说明，伪造笔录具体涉嫌何种罪名，没有统一固定答案，需要结合作案方式、工作人员身份、案件所处阶段、造成的后果综合判定，最终罪名认定权限归属于司法机关，本文仅作法条科普，不对个案定性。

第一，办案人员徇私舞弊，借助职权故意歪曲案件事实，制作虚假笔录，意图陷害无辜人员或者包庇违法人员，有可能涉嫌渎职类相关犯罪。纪检监察工作人员本身承担查办职务犯罪的职责，利用职权伪造证据徇私处理案件，属于重点查处的情形。

第二，若相关笔录后续移交司法机关，进入刑事诉讼环节，办案相关人员故意制作虚假记录，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有可能涉及《刑法》第三百零五条伪证罪。法条写明，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三，多人共同参与，协助篡改、制作虚假笔录，情节严重的，可能触犯《刑法》第三百零七条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该法条规定，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司法工作人员触犯本条罪名的，从重处罚。

还有一项不少人不了解的追责机制：一案双查。一份虚假笔录被查实之后，不会只追究执笔记录人员的责任。审查调查组负责人、案件审核人员、分管领导，如果没有依法履行审核把关义务，存在明显失职失责问题，同样会被倒查问责。部分公开案例中，笔录漏洞十分明显，但审理环节没有及时发现并纠正，负责审核的相关人员也受到相应处分。简单来讲，证据造假是整条办案链条的责任，不存在只处置基层工作人员，领导免于追责的情况。

讲清楚责任划分之后，不少普通群众都会关心一个现实问题：如果自己接受谈话结束，核对笔录时发现内容和口述不一致，怀疑笔录被私自篡改，应该如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按照规范流程，谈话结束之后，笔录必须交由被谈话人核对。如果当事人不识字，工作人员需要当场完整宣读全部笔录内容。当事人发现记录有误，和自己原话存在出入，有权提出修改、补充内容，修改完成的位置需要捺印确认；确认全部内容无误之后，再签字、按手印。切记，不要在没有通读全文、内容尚未确认的情况下，直接签署姓名。

若是已经完成签字，事后发现笔录被私下改动，尽量留存能够佐证事实的相关材料：谈话全程是否同步录音录像、有无在场见证人员，保存好沟通记录。后续可以按照规定流程提出异议，向上级纪检监察机关或者案件审理部门如实反映情况，申请调取核查同步录音录像。

根据《监察法》相关要求，重要取证工作需要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留存备查。书面笔录和录音录像相互比对，就能够还原谈话真实过程，区分是否存在篡改记录的情况。同步录音录像，是防范笔录造假最重要的防线，也是事后核查真相的关键凭证。

还有一个常见疑问：如果查实笔录造假，依靠这份笔录得出的调查结论还有效力吗？根据非法证据排除相关规则，通过伪造、篡改、违规诱导形成的虚假笔录，属于非法证据，不能作为认定违纪、违法、犯罪事实的依据，会依法予以排除。

依托虚假笔录作出的处理决定，如果后续复查核实证据造假，相关结论会被撤销，案件需要重新开展调查。被错误追责的当事人，可以依照法定程序申请纠正处理结果、恢复个人名誉，依法维护自身正当权益。

近些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多次通报纪检监察干部执纪违纪、执法违法典型案例，持续刀刃向内，严查队伍内部违规取证、伪造证据等问题。部分通报案例显示，有的办案人员受人请托，改动谈话笔录关键语句，试图帮助涉案人员减轻责任；还有的办案人员为加快结案进度，违规引导当事人作出不实陈述，制作虚假笔录。

这些案件全部启动追责程序，相关工作人员受到党纪政务处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审理判决。一系列案例释放出清晰信号：监督者同样需要接受外部和内部监督，执纪者必先守纪，执法者必先守法，纪检监察工作人员没有特殊身份，触碰纪法红线，一定会被严肃追责。

面对这类话题，普通群众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部分人认为笔录内容可以随意修改，整套办案流程缺少约束；另一部分人则过度焦虑，担心自己的谈话记录被私自改动。客观来看，绝大多数纪检监察工作人员都能够依规依纪依法开展取证工作，严格遵守笔录制作规范，完整留存同步录音录像，保障当事人核对笔录、提出异议的合法权利。

国家持续完善法律法规、健全内部监督机制、落实全程留痕管理，根本目的就是从制度层面堵住漏洞，杜绝笔录造假这类违规行为。

不断细化制度规则、收紧监督约束，本质是守住公平公正的底线。笔录上的每一行文字，都可能影响一个人的工作岗位、个人名誉，严重情况下还会关乎人身自由。如果证据能够随意编造篡改，执纪执法的公信力就会受损，大众对于公平正义的期待也难以落地。严厉查处笔录造假行为，一方面约束办案人员规范履职，另一方面也是保护每一位普通公民，保障大家在接受调查时，可以如实表达自身想法，不会被不实记录拖累。

回归现实，不管是从事纪检监察相关工作的公职人员，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应当树立底线思维。对于办案工作人员来说，不能抱有侥幸心理，认为私下修改笔录不会被查出。全程录音录像、多层多级审核、定期案件复查、一案双查等多重监督手段并存，造假行为很难长期隐瞒。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面对谈话笔录，一定要仔细核对原文再签字。如果遇到违规取证、疑似篡改记录的情形，留存好相关证据，依照正规渠道理性反映诉求，合理维权。

法律法规划定了清晰红线，各类监督机制持续发力，想要彻底杜绝证据造假，除了外部制度约束，更离不开每一名办案人员坚守职业操守，敬畏法律、尊重客观事实。只有取证人员严格按照流程规范制作笔录，忠于原话、忠于真相，虚假证据才会真正消失。

制度可以不断修补完善，监督力度能够持续加强，但人心的底线该如何守住？怎样进一步优化监督流程，压实各环节审核责任，让每一份笔录都经得起复查、经得起时间检验，值得我们所有人共同思考。

免责声明：本文仅为纪法知识科普，不构成任何法律咨询意见，相关案件责任认定以纪检监察机关、司法机关正式调查结论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