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参第一次见到沙漠时,已经三十四岁了。
在此之前,他的人生可以用八个字概括:门第显赫,家道中落。他的曾祖父岑文本是太宗朝的宰相,伯祖岑长倩是高宗朝的宰相,伯父岑羲是睿宗朝的宰相。一门三相,那是何等荣光。
可到了岑参这一代,父亲岑植虽然也做到了晋州刺史,却早早离世。家中的顶梁柱一倒,偌大的家业便像沙塔一样,风一吹就散了。
岑参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父亲去世那年,他还不到十岁。兄长们各自谋生,没人顾得上这个幼弟。他后来在自述中说:“五岁读书,九岁属文,十五隐于嵩阳,二十献书阙下。”一个十五岁的少年,独自隐居在嵩阳山中,日夜苦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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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的日子清苦,但书卷给了他另一种富足。他读经史,也读诗赋,心里渐渐生出一种念头,那就是有朝一日,要像曾祖那样,立于朝堂之上,做一番经天纬地的事业。
二十岁那年,岑参走出嵩阳,来到长安。他带着自己精心编撰的诗赋文章,向皇帝献书求仕。这条路在唐代并不罕见,许多文人都是通过献书获得赏识,进而步入仕途。但岑参运气不太好。献书石沉大海,没有激起任何涟漪。
他没有放弃。接下来的十年里,他奔走于长安和洛阳之间,一边结交名流,一边继续应试。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有时甚至连饭都吃不上。可他始终相信自己会等来那一天。这种近乎固执的自信,支撑着他熬过了最灰暗的岁月。
天宝三载(744年),岑参三十岁,终于进士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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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回江陵老家时,族人们都松了一口气,岑家总算又出了一个读书做官的人。可他们不知道,这个刚刚金榜题名的年轻人,心里装着比做官更大的事。
岑参被授予右内率府兵曹参军,一个从八品下的小官,职责是管理东宫的仪仗和卫兵。说白了,就是个看门的。每天穿着官服站在宫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达官显贵,岑参心里不是滋味。他想起自己二十岁那年献书阙下的豪情,又想起嵩阳山中挑灯夜读的时光,难道就是为了站在这里给人看门?
不,当然不。
天宝八载(749年),一个消息传到了长安: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正在招募幕僚。安西,那是大唐最西边的疆土,万里之外,黄沙漫天。大多数人对这种苦差事避之不及,可岑参听到这个消息时,眼睛亮了。
他立刻上书自荐,辞去了京城的官职,踏上了西行的道路。那年他三十四岁,已经不算年轻了。可他觉得,自己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从长安到安西,路途遥遥。岑参骑着马,一路向西。越往西走,景色越荒凉。绿色的田野渐渐变成了枯黄的戈壁,再往前走,连戈壁都没有了,只剩下漫天黄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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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他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沙漠。
那是一种无法用语言形容的震撼。站在沙丘上放眼望去,天地之间只有两种颜色,天的蓝和沙的黄。风起时,黄沙遮天蔽日,整个世界都变成了混沌一片。岑参站在那里,忽然明白了自己为什么要来。
他提起笔,写下了平生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边塞诗:
“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
这首诗叫《碛中作》。诗很短,却写尽了一个初到边塞之人的孤独与壮阔。平沙万里,绝无人烟,可正是在这样荒凉的地方,他才觉得自己真正活着。
在安西幕府中,岑参担任掌书记,负责起草文书、记录军务。每天接触的都是真实的军旅生活:操练、巡逻、戍守、出征。他看到了将士们在寒风中的身影,看到了战马在雪地中呼出的白气,看到了烽火台上升起的狼烟。这些东西,都是他在长安城里永远看不到的。
他开始大量写诗。写边塞的风,边塞的雪,边塞的月亮。他的诗中开始出现“火山”“热海”“天山”“轮台”这些在唐诗中从未有过的意象。有人问他为什么总写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他笑着说:“我就是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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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曾经说过一句话:“岑参兄弟皆好奇。”这个“奇”字,用得极准。岑参一生都在追逐新奇的事物,新奇的风物、新奇的经历、新奇的诗意。别人避之不及的苦寒之地,他偏偏要去看一看;别人觉得不值得写的边陲琐事,他偏偏要写进诗里。正是这种“好奇”,成就了他独一无二的诗歌风格。
第一次出塞历时三年。天宝十载(751年),岑参随高仙芝返回长安。
回到长安后,他发现自己和这座都城之间已经有了一层隔膜。朋友们聚在一起谈论朝廷的八卦、官场的升迁,他坐在一旁听着,心里想的却是轮台的月光和天山的雪。他知道,自己已经不属于这里了。
天宝十一载(752年)秋天,岑参、高适、杜甫、储光羲、薛据五位诗人同登慈恩寺塔。那是一座高耸入云的佛塔,站在塔顶可以俯瞰整个长安城。五人各自赋诗,岑参写下了《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
“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
诗写得很美,但字里行间却透着一丝疏离。他站在长安最高的地方,看着脚下的万家灯火,心里却觉得那一切都与自己无关。他的世界,在西边。
天宝十三载(754年),机会再次来临。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招募判官。岑参几乎没有犹豫,再次辞官西行。这一次,他四十岁。
第二次出塞,岑参的心态和第一次完全不同了。第一次他是好奇,第二次他是归去。他在诗中写道:“自逐定远侯,亦著短后衣。近来能走马,不弱并州儿。”他已经完全融入了边塞的生活,骑马、射箭、夜行、露宿,样样不输给那些从小在马背上长大的胡人将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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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轮台,他度过了人生中最丰产的创作时期。就是在这里,他写下了那首千古绝唱: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这是《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的开篇。在别人眼中,八月飞雪是酷寒、是苦楚、是边塞的残酷;可在岑参眼中,那是一场盛大的花开。寒冷也可以绽放出花朵——这种思维方式,只有岑参才有。
他在轮台送别武判官归京时写下了这首诗。诗的最后几句,有一种说不出的苍凉:
“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送别的人已经走远了,山回路转,再也看不见了。只剩下雪地上那一行渐行渐远的马蹄印。岑参站在那里,看了很久。
他送走了很多人。武判官、封常清、高仙芝……一个接一个地离开。而他自己,始终留在这片荒凉而壮美的土地上。
安史之乱爆发那年,岑参四十一岁。消息传到北庭时,整个军营都陷入了沉默。谁也没有想到,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大唐,会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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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德二载(757年),岑参东归。他回到长安时,一切都变了。宫墙还在,但宫墙里面的人换了;街市还在,但街市上再也没有了昔日的繁华。岑参站在朱雀大街上,恍如隔世。
经杜甫等人举荐,岑参被任命为右补阙,一个谏官的职位,职责是向皇帝提意见。杜甫当时任左拾遗,两人成了同僚。
每天清晨,岑参和杜甫一起趋步登上宫殿的台阶,分列左右,隔着宣政殿远远相望。散朝后各回各的官署,暮色中又带着满身御香回家。日子过得规规矩矩,波澜不惊。
可岑参心里清楚,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他写了一首诗给杜甫,叫《寄左省杜拾遗》。诗中有这样几句:
“白发悲花落,青云羡鸟飞。圣朝无阙事,自觉谏书稀。”
表面上是说朝廷圣明、无阙可谏,实际上是一句反话。他觉得自己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鸟,看着天上的同类自由飞翔,心里满是不甘。杜甫读懂了这首诗,回赠了一首《奉答岑补阙见赠》。两个失意的人,在朝堂之上互相取暖。
可岑参终究不是那种安于现状的人。他的骨子里,始终流淌着边塞的风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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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元年(766年),五十一岁的岑参被任命为嘉州刺史。嘉州在蜀地,也就是今天的四川乐山。虽然不算边塞,但地处西南,山高水远,交通不便。
赴任途中,岑参的船在江上遇到了风雨。他在诗中写道:“江路险复永,梦魂愁更多。”路途艰险,愁绪满怀。可即便如此,他依然没有停下脚步。
在嘉州任上只待了一年多。大历三年(768年),岑参罢官。他本想东归故里,但道路被战乱阻断,只能滞留成都。
成都的夜晚很安静,和轮台的夜晚完全不同。轮台的夜有风声、有号角声、有战马的嘶鸣声;成都的夜只有雨声,淅淅沥沥,没完没了。岑参住在城南的一家旅舍里,每天望着窗外的锦江发呆。
大历四年(769年)秋冬之际,岑参病逝于成都旅舍。终年五十五岁。
他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只有一个照顾他的老仆。老仆后来对人说,岑参临终前一直在念叨两句话,一句是“轮台”,一句是“天山”。
没有人知道他最后在想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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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那些年走过的万里黄沙,也许是轮台东门雪地上的马蹄印,也许是嵩阳山中挑灯夜读的少年时光。他这一生,从江陵到嵩阳,从长安到安西,从北庭到嘉州,从嘉州到成都,走了太多的路,见了太多的人,写了太多的诗。
有人说他是边塞诗人,有人说他是“诗雄”,陆游说他“太白、子美之后一人而已”。可他自己大概从不在乎这些名号。他只是一个好奇的人,一个永远在奔赴远方的旅人。
千百年后,当我们读到“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时,依然能感受到那个站在风雪中的身影。他没有李白那样的飘逸,也没有杜甫那样的沉郁,他有的是一种独属于边塞的豪迈与天真。
他用一生的跋涉,写下了大唐最壮阔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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