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生丨“中国模式”：90年代之前还是90年代之后

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中国地产基金百人会）

【中制导读】

中国奇迹从来不是强势政府的胜利，而是民间活力、市场自由、基层创新的胜利。

黄亚生 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终身教授

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中国模式”

近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即使在2009年金融危机全球蔓延之际，中国仍然成功实现了GDP增长率“保八”的既定目标。

中国国内旋即有一批官员和学者开始响应由《TIMES》杂志前编辑乔舒亚•雷默(Joshua Cooper Ramo)于2004年曾提出的“北京共识”，即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热衷强调所谓“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和独特性。

在此有必要首先明确“中国模式”的基本概念。

泛指的“中国模式”包括中国的经济模式、政治模式、文化模式，甚至这一模式背后的文明价值观。

“中国模式”的特殊性除了形成寻求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生活的经济模式外，政治模式和文化模式也渗透其中，这几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因此，要全面地探讨“中国模式”是个复杂的工程。

根据目前中国的主流观点，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高速的经济增长率以及独特的儒家文化传统等因素，是所谓的“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

但就全球视角下对部分国家的经济政策选择、发展路径选择以及政治制度选择等因素进行比较分析，尤其是对与当前中国具有相似发展历程和发展程度的印度、巴西等国家进行考察，均可发现所谓的“中国模式”无论从成功经验或发展欠缺的角度，或是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进行对比分析都并不独特。

就成功的经验来讲，中国的发展类似于东亚各国。

学界早已对东亚各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原因达成共识，亦即归功于其早期成功的土地改革、民营部门的茁壮成长（虽然在政府的干预下）以及政府对教育和卫生事业的大规模投入。

中国的情况和东亚各国很相似，成功的原因也大致可以归纳为这么三个方面：

第一，是社会投资。比如推广基础教育、消灭血吸虫、消灭赤脚医生、建设农田水利等。中国政府在20世纪50~70年代对公共教育和卫生进行了巨大的投入，这些投入奠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

第二，是经济改革。经济改革是市场化的成效，本质上与其他国家没有太大区别。

第三，从政治上来看，中国推行的是渐进式改革，地方政府自己约束自己的权利，避免对市场经济过度干涉。

就发展的欠缺方面来讲，其不足之处也能在拉美国家中找到影子。或许以“中国模式”的一个典型区域实践案例可以很好地说明问题。

备受国内很多学者赞许的“上海模式”就是这样一个案例，实际上，“上海模式”也是一种“国进民退”政策的延伸，即政府对经济强有力的干预，外商投资获得过度发展，中小企业生存空间人为压缩。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奉行着“牺牲内资，扶持外资”的政策。更严重的是，被政府奉为圭臬的“GDP中心论”为加强国家主导、发展城市、牺牲农村、支持大企业、牺牲小企业的行为提供了顽强的理论基础，最终导致居民个人收入增幅极其有限，中国的GDP和人民的福祉相距甚远。

而在曾经的拉丁美洲，巨大的贫富差距也困扰着众多国家，最终陷入经济增长的泥淖。

以巴西为例，巴西的国有企业和垄断资本的大量存在严重挤压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巴西的“强迫工业症”造就大量赤贫的失地农民；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数量普遍过低，居民个人收入增速远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

拉美国家曾经的发展困境也正是目前中国发展的困境。

可见，所谓的“中国模式”是并不存在的。

无论是中国取得成功的经验还是发展所面临的困境，都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的身上找到影子，因此这些都不是中国所特有的。

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和原则与西方体制没有实质区别，而中国所拥有的只是“中国特色的道路”，即立足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实现这些普世原则。

20世纪60~80年代的巴西经济发展历程与启示

巴西在20世纪60~80年代的经济发展历程可谓曲折。1964~1988年的巴西正是军政府执政时期。

其时，巴西军政府利用其强大的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指导思想，通过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和行政手段，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成就。

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巴西经济一直保持着飞速增长，尤其在1968~1974年这7年间，巴西GDP年均增长11.4%，这就是所谓巴西的“奇迹年代”。

通过深入分析，可以发现这些“奇迹”的取得是基于这样一些措施：政府施行全面的高税收政策；政府高度重视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实行以投资促增长的政策，尤其重视对工业园区建设、基本设施建设等经济项目的投入；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大量征收土地，实现强迫的“工业化”；巴西长期以来一直奉行对外资的偏好政策等等。

与GDP高速增长形成反差的是，巴西政府在公共教育、卫生医疗等配套设施投入等方面却严重不足；国民财富收入的分配机制僵化，导致社会的财富收入差距日益拉大。

以1990，1995和2005年的巴西经济数据统计分析，当年巴西的基尼系数分别是0.634，0.602，0.568，均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巴西的“强迫工业化”造就了大量赤贫的失地农民，这些失地农民后来成了城市里贫民区的居民。

巴西政府不去投资教育和卫生却大规模地干涉经济的做法，一方面造就了大批的低素质人口，另一方面也压低了巴西企业的生产率。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巴西近30多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几乎没有增长，加上政府产业政策偏向于资金密集的大企业，导致就业率低，结果使得没有工作的低素质人口成为犯罪人口，巴西杀人罪案和人口的比例高达美国的5倍。

国家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使巴西在短时间内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给未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留下了后患。

历史表明，这些问题的确给巴西经济进一步发展制造了严重障碍。

整个20世纪80年代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零，“奇迹年代”的随后即为“丢失的十年”；对比巴西在20世纪50年代初，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两倍多，到2010年却不到中国台湾和韩国的1/4。

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巴西进入高度通胀时期，金融危机屡次爆发，经济发展速度也缓慢难行，结果导致政治上也不稳定，从而更不利于经济发展。

巴西的经济发展历程与目前中国选择的发展方式有很多共同之处。

一样的选择政府主导、一样的推行外资优先、一样的GDP崇拜，一样的经济高速增长，当然也一样的收入分配不均，一样的土地配置问题。

以国有企业的发展为例，国内很多学者认为“国进民退”政策及偏重外资而轻视民营资本的观念，都是所谓的“中国特色”。

通过对巴西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国有企业发展思路和经济数据进行分析，可以肯定“国进民退”这种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不是中国特色的发明创造，更不能认为只有这种模式与中国的文化和体制结合起来才会产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奇迹，因为这一切都在60、70年代的巴西发生过。

再以收入分配为例，有些中国官员和学者坚持认为收入分配的恶化是阶段性的，是经济增长的派生物。这种观点恰是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根据拉美国家发展经验总结出来的。

但观察其他东亚地区的案例，却找不到一个经济发展必然导致收入分配恶化的例子。

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曾有几年基尼系数上升，却恰是由于那几年韩国政府加强经济干涉所致，而20世纪80年代初韩国很快调整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基尼系数因此很快稳定并下降至合理水平。

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若长期恶化，这本身就说明了它的经济模式是不成功的。

此外，彼时巴西经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居民收入增长落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这个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非常严重，而直到今天也未能得到解决。

所以，中国可参照2003年以来的巴西改革经验，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将国有企业的垄断红利全部拿给老百姓，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弱国有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还可以增加普通国民的收入。

只有国家的普通国民具备了较强的消费能力，才能使这个国家的生产活动实现良好的循环。

“三架马车”的经济增长模式，归根结底还是要落实到消费，政府的消费数量较小且失其公，而国际市场的消费受到的干扰因素极多，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因此，重新审视和定位普通国民的消费能力，这在一个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中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对比分析中国和巴西的经济发展历史，可以肯定地说，所谓的“中国模式”的手段、方法不独特，所取得的经济成绩也不独特，甚至它所带来的问题都不独特。

因此，具备相似发展经历和发展阶段的中国更应该分析、总结并吸取巴西的经验和教训，采取更合理、更有效、更平衡的发展方式，既鼓励效率同时要兼顾公平，立足当前更应规划未来，而不应该付出大量的时间、资源和社会成本再重复巴西的曲折发展之路。

80年代与90年代：两个时代，两种逻辑

中国真正的经济起飞来自80年代自下而上的"草根资本主义"，而90年代之后形成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虽然维持了GDP的高速增长，却埋下了今天所有结构性经济问题的隐患。

（一）80年代：被低估的自由化时代

长期以来，外界习惯以今天的国企主导、强政府调控、大规模基建、产业扶持政策去解释1978年以来的全部经济增长，但这其实是典型的本末倒置。黄亚生的研究表明，中国经济真正的起飞起点，恰恰是国家干预最弱、甚至最自由化的80年代。

1980年代的中国经济增长是依靠自下而上推动的。那时候小型企业发达，创业气氛浓厚。80年代的奇迹来自于三大民间动力：第一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释放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第二是乡镇企业的爆发式增长，西方学界长期误解乡镇企业为集体公有制，其实官方数据很清晰，80年代绝大多数乡镇企业本质上是私有民营，这是中国史上规模最大、最成功的民间创业浪潮；第三是农村的金融自由化，农村合作基金会等民间金融机构遍地开花，大幅缓解了农户与小微企业的资金困境，激活了基层的经济活力。

关于农村金融，黄亚生的研究提供了令人震惊的数据对比：1980年代，70%的农户能够获得贷款，而到了1990年代，这一比例骤降至30%。更关键的是，在80年代，农户获得贷款与其政治地位（是否党员、是否村干部）没有多大关系；那些要去经营、要做非农业小买卖的农户，更容易获得贷款。而到了90年代，一般农户要是搞非农业，获得贷款的渠道反而变得很少。

在政治层面，80年代属于一种"碎片化威权体制"——高层权力相对分散，存在政策制衡，官方容忍多元试错，鼓励基层创新，政策有连续性，可信度大幅高于前后时期，对民间的创业和市场化探索保持非常包容的态度。这种政治方向上的自由化，是经济起飞的前置条件。

正因为如此，1980年代呈现出普惠式的增长：农村贫困大幅下降，超六成脱贫成果集中在80年代；城乡收入差距收缩；居民收入增速与GDP增速匹配，全民共享改革红利。即使是用GDP来衡量，一直到2001年的时候，人均GDP增长的速度也没有超过1980年代——而且这里还有一个重要背景：计划生育政策大大降低了人口出生率，90年代人均GDP增长中有一部分跟经济增长本身没有任何关系。

"中国的小额贷款在1980年代相当发达，通过农村信用社和农村合作基金会几乎覆盖了整个农村。而且这些小额贷款还带来经济奇迹，带来了乡镇企业。我本来以为80年代的中国央行行长应该因为小额贷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金，但是它在1990年代中断了。"

（二）90年代：国家主义的回潮

90年代开始，中国改革出现了根本性的政策反转。在《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中，他提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经济发展由“草根资本主义”驱动，大量的草根创业家崛起；而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经济发展则转入了一种“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这个年代经济发展的典范是上海模式，推崇的是发展大型国有企业，以及通过政府投资建设公共工程来拉动经济增长。显然，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经济更有活力，它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经济变革；而“城市男孩”们获胜之后，政府之手开始更为强势。

这种转向在农村金融领域表现得最为剧烈。农村合作基金会从1993年开始受到大规模限制，到1998年全部停止。农村信用社在1988年时已经开始搞民主选举，社员选举他们自己的经理，到了90年代全部取消这些改革措施，网点从1985年的四十多万家，减少到1998年的九万多家。黄亚生认为，这在农村金融方面是一个大的倒退。

金融权限上收之后，农村信贷急剧萎缩。很多农民本来可以在本地创业，但创业必须获得资金。不能创业，他们就只能做一件事情——贡献自己的劳动力，到沿海地区打工。全国各地的农村劳动力来到广东，劳动力市场平白无故增加了一亿人，工资却不可能增长这么快。这就是2004年、2005年出现"民工荒"的深层原因——政府实行农业减税政策、对农业进行一定补贴之后，务农的回报有所增加，劳动力流出的速度马上减少。这说明90年代很多人在广东打工时，大家接受的工资水平是自己非常不情愿的。

这种模式还深刻影响了技术创新。假设一个广东的企业家，本来在土地价格上涨、劳动力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应该去发展新的技术。但是到了90年代，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他很难拿到银行贷款，却能得到很多劳动力资源——金融成本变得无限高，劳动成本变得无限低，他肯定愿意做一些最简单的、劳动密集的产品。"这就是为什么广东三十年前在做鞋做袜，现在还在做。全世界都看不到这种情况。"

与80年代普惠式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90年代之后的增长性质彻底改变了。GDP依旧高速，但民生增长近乎腰斩——农村居民收入增速相比80年代大幅下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群体不再享受增长的红利。经济从全民普惠增长，变成了国家与城市优先、资本优先、基建优先的精英式增长。

国企改革与"国情论"的迷思

（一）国企重组的长期代价

90年代政策转向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国有企业"抓大放小"的大规模重组。黄亚生对上世纪9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持强烈批评态度。他认为，当时政府应该把盈利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而非盈利的国有企业作为政府对社会的承诺和义务承担下来，不要让那么多工人失业。

"如果我们算这笔账的话，我觉得中国的储蓄率高和中国居民不消费，很可能跟上世纪九十年代大规模的国企重组有关系。中国居民受过这种创伤以后就变得非常谨慎。"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国企重组创造出一个强大的利益群体。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和九十年代初期的时候，国营企业虽然整体盘子很大，但仍很分散，这就给民营企业造成了政策上的空间。但是当面前是一个非常强大、很抱团、而且说话很强硬的集团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对于国有企业的所谓"改善"，黄亚生也不以为然："如果看盈利水平，在国外有人进行过测算，要从它的资本回报率等标准来看，它还是不如私有企业。然后我们来解释国有企业为什么有利润——它有优先选择项目的权利，好的东西都给它，先让它上市，资金紧缺的话，先保证它的供应。政策赋予国有企业的条件非常丰厚，这种情况下谁能跟它们竞争？"

他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任何一个研究经济的人，或者不需要研究，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一个企业有没有竞争能力，必须在竞争环境里才能做这个判定。一个运动员必须经过比赛我们才知道他是第一还是第二名。现在没有比赛。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在我看来没有太大意义，因为股东都是同一家。"

（二）"国情论"站得住脚吗

针对"中国国情特殊"的说法，黄亚生也给出了有力的回应。他指出，哈佛大学有一位上世纪七十年代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经济学家提出过"后发者的优势"理论——后发者为什么会有优势？因为它可以少走冤枉路。"班里有一个学生的学习方法已经证明非常有效，你何必要一定不那样做？"

"还有人说，市场经济道路西方走了四百年，我们起码也得走四百年。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人类拿到第一台计算机用了两百万年，第二个人拿计算机学习两个月就明白了。为什么一定要再等两百万年，再去拿第二个计算机？"

另一个常见的观点是：中国不应更民主，因为国民素质不高。黄亚生反驳说："这种结论本身我觉得是没有数据支持的。且先不说这点，如果你觉得是因为国民教育程度不高，你应该投资教育，应该解决这个问题，给他免费教育的机会，上大学不应该收他这么多学费。你可以采取其他很多的措施，如果你认为民主是应该追求的目标的话。如果你认为我们中国国民素质不行，那你就应该提高国民素质，而不应该说不该更民主。"

他引用阿玛蒂亚·森《好争辩的印度人》一书的观点说："中国人不好争辩，在我看来文化可能是20%的原因，另外80%的原因是制度原因，使很多的东西没人去质疑，所以这么多错误的观念，多少年来大家都接受了。"

繁荣与失衡：重新认识"中国模式"

回到"中国模式"是否独特这个问题，黄亚生的判断非常明确：中国现在碰到的很多问题和现象，并不是什么中国特色，这些"特色"在其他国家也都看到了。

从几个具体的方面来看：中国的储蓄率很高，但储蓄中主要是公司储蓄和政府储蓄，政府储蓄增长率非常高，企业储蓄增长率也相当高，反倒是居民储蓄没什么增长——这跟巴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完全一样；外资挤出内资，巴西七十年代就是这样；圈地运动，巴西叫做"人为工业化"，就是把农民赶走，然后用政府的权力来建城市。

巴西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有二十年的经济飞速发展（如果用GDP衡量的话），但接下来是二十年的经济停滞，危机四伏。"我们现在来比较中国和巴西的情况：收入分配上相似，储蓄率情况相似，城市化的情况相似，政治上也都是一个执政党，中国跟巴西当时所处的情况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很多人会问：讲了这么多问题，为什么中国经济还是好好的？黄亚生的回答是：中国过去十几年的经济发展，依赖于外需，而且这种经济发展在某种意义上牺牲了国内的内需——主要是居民消费。"它为什么还能发展？这取决于美国人完全失去了理性，取决于美国的'疯狂'。我觉得就是这么回事。"

而当美国的居民储蓄从2005年相当于GDP的负5%，变成正的7%——一个12%的转变，意味着中国很多产品不可能再去指望美国人消费。如果中国还是像过去那样，只增加供给，而不去实行制度上和政策上的调整以促进消费内需，转变成消费型的经济，以后不可避免会产生生产过剩、泡沫破灭。

更关键的问题是：促进消费的政策可能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之上——即中国老百姓自愿选择不消费，兜里的钱存在银行里。但黄亚生通过分析中国城乡居民收支调查的数据发现：如果有关部门公布的典型居民储蓄是100块的话，用居民收支调查的利息收入测算出来的只有40块。也就是说，典型老百姓的存款远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多。

两种可能：一种是数字本身不真实；但如果这一百块钱是真的话，那就面临一个"巴西话题"——收入不均。因为参与城乡居民收支调查的都是典型的家庭，高收入的人群往往被漏掉。也许中国10%到15%的家庭控制着中国50%到60%的存款。

"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从来都是富人储蓄，穷人消费。如果说典型的中国居民手里并没有那么多钱的话，再去使他恐惧，再去搞社保，对他作用并不是那么大；对富人来讲，这是一个危险的策略，一旦富人认为他的资金要贬值，他会把钱转移到国外去，造成资本外逃。"

结语：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现在流行的"中国模式"叙事，并不是改革开放的全貌，而只是90年代以来中国特色国家主义的发展模式。西方学界和舆论界误把国家主义的增长当成中国成功的原因。实际上，国家主义只是牺牲社会福利来换取宏观体量扩张的失衡模式。

中国奇迹从来不是强势政府的胜利，而是民间活力、市场自由、基层创新的胜利。80年代的改革真相——政治上的碎片化威权与政策包容、经济上的农村联产承包、乡镇企业浪潮和农村金融自由化——共同构成了中国经济起飞的真正密码。那是一个全民共享增长红利的普惠时代。

90年代的政策转向带来了GDP的持续高速，但增长的性质彻底改变了。农村金融被收回、普惠发展让位于城市优先、国企重组造就了强大的利益集团、居民收入增速远远落后于GDP增速。当下中国面临的内需不足、产能过剩、消费疲软、城乡失衡、债务高企，全部都源于90年代的政策转向。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最高，但长期收入停滞、权益被压制，直接导致了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持续走低，经济只能靠投资、出口、地产泡沫续命。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债务压力、产能过剩、乡村衰败，并非发展阶段的必然问题，而是政策逆转的长期后遗症。想要重启高质量、普惠、可持续的增长，出路不在于更强的国家干预，而在于回归80年代的市场化、自由化、放权赋能的改革逻辑。

读懂80年代的真实改革，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经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