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接受了“严惩战犯”的投降条件。
仅仅9天后，一声枪响，打破了东京郊外的沉寂。赶在美军逮捕小组进门前，被指控为战犯的日本前首相、陆军大将东条英机，朝自己胸口开了一枪。东条一心求死，但美国必须让他活着参加战犯审判。子弹没有射中心脏，东条被紧急送往横滨的美军医院，给他献血的是一名美军士兵。美军军医硬生生把东条从鬼门关救了回来。
日本投降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被任命为驻日盟军最高统帅。他的职责是监督美国占领行动，并起诉日本战犯。奉杜鲁门总统之命，麦克阿瑟于1946年1月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史称“东京审判庭”。法庭任命了11名法官，来自与太平洋战争利害相关的各国。大国小国都有代表，其中还包括两个殖民地。11名法官中，由澳大利亚的威廉·韦伯爵士出任庭长。
东京审判，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国际审判之一。被选中受审的28名被告中，既有高级将领，也有政客。其中有天皇的首席顾问木户幸一侯爵——他多年坚持写日记，事无巨细，这份日记成了检方最有力的帮手；有珍珠港事件时的外相东乡茂德；还有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特务元凶土肥原贤二。
法庭被告席上，罪犯逐一登场。但有一个最关键的人，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他就是裕仁天皇。
1937年，日本在裕仁批准下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此后的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其中死亡人数达2100万人，军队伤亡380万人。从入侵中国东北到1945年战败投降，日本首相和内阁走马灯似地更迭，军方权力也日益膨胀——但无论内阁还是军方，都绕不开一个真正的主宰者：裕仁天皇。
户谷由麻，日裔学者，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历史学教授，《1945—1952亚太地区正义：盟军战争罪审判》作者。他指出：“从满洲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乃至整个战争期间，天皇依法拥有对全部日本军队的最高统帅权。他不赞同的政策，绝不会批准。没有他点头，什么事都办不成，因为他才是拍板的人。”
按照《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任何人，都不得因为政府官员或国家元首身份而免于起诉。如果东京审判的目标是追究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那么裕仁天皇是否也应该站在被告席上？对这个问题，盟国内部并没有一致答案。苏联和澳大利亚主张追究裕仁的战争罪，但遭到否决。
大卫·科恩，斯坦福大学WSD汉达人权与国际正义讲席教授、斯坦福人权与国际正义中心主任。他表示：“说白了，美英两国把其他国家都排斥在核心决策之外。哈利法克斯勋爵有一份手写备忘录，直言不讳地写道：裕仁可以充当占领工具。只要他还有利用价值，就不予起诉。”
对于初掌日本的麦克阿瑟来说，他的职责是确保日本遵守投降条款，成为美国的盟友。审判天皇也许符合法律逻辑，却未必符合占领日本的政治需要。日本战败后，美国需要稳定占领日本。在当时的日本社会，天皇仍然拥有巨大象征力量。如果把裕仁送上法庭，甚至判死刑，美国担心日本社会将出现更强烈的抵抗和混乱。于是，麦克阿瑟选择保全天皇。裕仁的命运在东京审判开庭之前就已经被决定：他不会受审。
户谷由麻教授补充道：“法官们也难以处理天皇的罪责问题，这就像房间里的大象。天皇没有出庭，甚至没有作为证人出席，但从东京审判开始到结束，他的影子无处不在。”
但不审判天皇，就必须有人站出来，承担日本发动战争的责任。被推到台前的，正是自杀未遂的东条英机。作为首相，东条与日军无数暴行脱不了干系。但盟国最看重的，是需要他替代天皇，扮演日本帝国侵略总设计师的角色。
大卫·科恩教授指出：“东条等人要为战俘政策负责，也要为日军臭名昭著的战争罪行负责。但最核心的指控是：发动侵略战争。”户谷由麻教授分析：“他的案子不算复杂，因为东条打算承担大部分罪责。他认为自己认罪，就能保护天皇。他准备在公开法庭上这样做。”
麦克阿瑟说服日本高层统一口径：作证时绝不提及裕仁。出于对天皇的忠诚，他们联手编造了一套说辞——战争是军国主义政府发动的，罪行是军国主义者犯下的，天皇概不知情。审判庭也有意回避了天皇的责任。深知自己这次必死无疑的东条英机，从审判一开始，就打定了主意——牺牲自己、保全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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