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综述｜第十三届IPP国际会议——“亚太经合组织（APEC）与包容性发展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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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8月23日，以“亚太经合组织（APEC）与包容性发展的未来”为主题的IPP第十三届国际会议在广州召开。来自中国、澳大利亚、韩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的十余位专家学者，围绕全球经济失衡、贸易秩序重构、亚太区域主义等议题进行深入对话，从不同维度探讨亚太如何继续维持开放合作，并为更加包容、可持续的区域发展探寻路径。

在会议致辞与主旨演讲环节，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从世界经济失衡出发，提出中美应超越双边博弈，在全球发展中寻找新的合作空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则以“风暴中的灯塔”为喻，讨论APEC如何在地缘政治冲击下继续维护开放区域主义。

希罗·阿姆斯特朗（Shiro Armstrong）、贾扬特·梅农（Jayant Menon）、王江雨、梅里·马达沙希（Mehri Madarshahi）、邢予青、嵇先白、伊万·达尼林（Ivan Danilin）、丁澈（Chul Chung）、纪尧姆·拉福蒂纳（Guillaume Lafortune）、汉斯·道维勒（Hans d’Orville）等与会嘉宾，进一步从国际贸易、制度治理、区域合作、产业链重组、人工智能和可持续发展等角度展开讨论。

会议致辞

郑永年

中美如何走出经济失衡？答案在全球发展

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IIA）院长郑永年教授为会议致辞

郑永年教授围绕中美合作与世界经济再平衡发表致辞。他指出，亚太仍将是未来世界经济的重要重心，而中美作为区域内最重要的两个经济体，其关系不仅影响彼此发展，也深刻牵动整个亚太。

在他看来，当前中美经贸摩擦的深层原因之一，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始终未能有效解决的世界经济失衡。长期以来，“美国多生产、少消费，中国少生产、多消费”被视为再平衡的路径，但美国“再工业化”成效有限，中国向成熟消费社会转型也需要较长时间，单靠两国内部调整难以真正破解失衡。更重要的是，中美经济存在高度的结构性互补。美国在基础科研、金融、生产性服务业、软件、农产品和能源等领域具有优势，中国则长于应用技术转化、制造业和实体经济。以政治和行政手段强行推动“脱钩”，既难以实现，也会损害亚太乃至世界经济。

他指出，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源，本质上是发展失衡。拉美、亚洲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尚未充分释放，关键在于发展不足。应超越中美双边框架，通过促进全球南方发展扩大世界需求。中美若能重建政治互信，并在全球发展中寻找合作空间，将有利于亚太繁荣与世界和平。

演讲全文：

主旨演讲

邱腾华

APEC需要在困难时代继续守护开放与合作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非常驻杰出研究员邱腾华以“⻛暴中的灯塔：如何在摩擦时代护航 APEC”为题发表演讲

主旨演讲中，邱腾华以“风暴中的灯塔”为喻，直面APEC当前面临的现实困境。他指出，今天的APEC正同时遭遇多重冲击：“亚太”认同被新的地缘政治叙事稀释，经济议题日益被政治与安全因素挤压，合作精神让位于大国对抗，周边冲突也不断向太平洋地区外溢。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更使APEC数十年来积累的自由化成果面临倒退。

但在他看来，APEC的根基并未动摇。21个经济体庞大的经济体量、亚太持续增长的重要性、务实灵活的合作传统，以及RCEP、中国—东盟自贸区等区域机制，共同构成了抵御地缘政治冲击的“救生衣”。即便无法在所有议题上形成一致，APEC仍为不同立场的经济体保留了对话、接触与合作的空间。

邱腾华主张，可继续发挥中国作为APEC东道主的领导作用，在坚持开放区域主义、反对排他性“小圈子”的同时，推动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共享发展红利；此外，可依托RCEP、CPTPP等现有机制重新激发贸易自由化动力，进一步发挥工商界在稳定区域合作中的作用。

演讲全文：

主题演讲

希罗·阿姆斯特朗

重建信任，让APEC重新成为规则与合作的平台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德公共政策学院经济学教授希罗·阿姆斯特朗（Shiro Armstrong）以“APEC构建信任与秩序的机遇”为题发表演讲

希罗·阿姆斯特朗教授将“信任”视为当前国际经济秩序面临的核心问题。他指出，过去全球化依靠的是对规则、制度和履约机制的信任，但如今这种信任正在退化为对特定国家、政府或企业的信任。与此同时，经济相互依赖越来越被视为脆弱性，贸易也随之被地缘政治和权力关系所牵引。世界可能重新滑向由“小圈子”主导的碎片化秩序。

在其看来，APEC长期坚持的开放区域主义、非歧视原则和自愿合作，具有现实价值。他主张以“探路者”（Pathfinder）方式重建信任，可在绿色补贴等领域形成原则性共识，并支持更多经济体参与“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MPIA）。他认为，APEC的非约束性并非弱点，而恰恰赋予其试验新规则、凝聚新共识的空间。中国担任APEC东道主期间，可进一步发挥领导力，推动区域合作重新回到开放、包容与规则之上。

贾扬特·梅农

关税冲击下，贸易要继续在“无序世界”中推进

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亚洲开发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贾扬特·梅农（Jayant Menon）以“‘特朗普2.0’贸易政策：东南亚出口商面临的抉择与前行之路”为题发表演讲

贾扬特·梅农教授将当前全球贸易环境概括为一种“无序的秩序”：既有规则不断碎片化，贸易越来越受强权政治影响。在其看来，在推动重建世界贸易秩序的同时，各经济体和企业需要应对“特朗普2.0”关税政策带来的高度不确定性。

以东南亚为重点，梅农教授分析了美国通过“301条款”“232条款”、“产能过剩”调查以及“转运”认定等方式重塑关税体系的趋势。他指出，面对不断变化的关税政策，出口商可以选择将成本转嫁给美国消费者、压缩自身利润、重新配置供应链，或通过市场多元化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但每一种选择都伴随着相应代价。

他强调，全球供应链早已形成以不同国家为节点的复杂网络，很难通过关税将其简单移除并迁回美国。也正因如此，APEC在当下显得更加重要：其开放区域主义能够为贸易提供务实、灵活的空间，并承担协调标准、试验新一代贸易规则的功能。未来还应加强APEC与RCEP、CPTPP等区域机制的衔接，以此积累推动世界贸易体系改革的力量。

王江雨

APEC需要在“软”与“硬”之间寻找新的制度平衡

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副院长、法学教授王江雨以“处于动荡时期的国际组织APEC：迈向‘半刚性’的全球经济共同体”为题发表演讲

王江雨教授从国际法与制度治理的视角重新审视了APEC。他指出，APEC诞生于冷战结束前后对自由贸易前景较为乐观的时期，其制度设计也因此具有鲜明特色：以成员经济体为主体，坚持共识决策、开放区域主义和自愿承诺，并通过“探路者”方式推动合作。正是这些灵活、非约束性的安排，构成了APEC长期以来的重要优势。

然而，随着多边贸易体系式微、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以及数字贸易、电商和人工智能等新议题快速涌现，APEC原有的制度优势也开始显现局限。过度依赖共识和软法，使其在面对跨境治理、规则执行和新兴技术监管时显得力有不逮。基于此，他提出，可以探索一种“半刚性”的两层架构：在透明度、法治、危机纪律、数字基线等领域形成具有一定约束力的核心原则，同时在其他政策领域继续保留APEC原有的灵活性和政策空间。他认为，这种介于完全软性合作与严格条约机制之间的制度安排，有助于提升APEC应对新问题的能力，也使其在新的国际环境中保持相关性。

梅里·马达沙希

从全球化到地缘经济，APEC需重塑开放区域主义

IPP荣誉教授、全球化智库（CCG）国际研究员、北京亚太交流与合作基金会副主席、联合国资深经济学家（荣休）梅里·马达沙希（Mehri Madarshahi）以“从全球化到地缘经济：APEC的‘开放的区域主义’能否经受住经济安全时代的考验？”为题发表演讲

梅里·马达沙希教授指出，过去四十年，全球化推动了贸易、投资、技术创新与跨境生产网络扩张，亚太也由此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区域之一。然而，随着地缘政治紧张、技术竞争加剧以及供应链风险上升，全球化并未终结，但其运行逻辑正在发生变化。

她认为，当代全球化的核心悖论在于：经济相互依存一方面创造了繁荣，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新的战略脆弱性。能源、半导体、人工智能、关键矿产、数字基础设施和金融网络等领域，已不再只是效率和增长问题，也越来越关系经济安全与战略自主。APEC面临的关键挑战，就是如何在开放与安全、效率与韧性之间建立新的平衡。

基于此，马达沙希教授强调，APEC无需放弃开放区域主义，而应根据新的经济环境，对既有使命作出现代化的诠释。在继续推进贸易、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的同时，更加重视供应链韧性、风险预判、数字转型与能力建设，并通过数字、绿色和标准领域的“互操作性”保持不同经济体系之间的联通。她认为，APEC未来最重要的价值，正在于让差异依然存在的经济体继续保持连接、对话与合作。

邢予青

未来国际贸易，将从“自由贸易”将转向“受规制的贸易”

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GRIPS）经济学教授邢予青以“自由贸易的阴暗面与产业政策的光明面：经济学文献如何看待二者”为题发表演讲

邢予青教授从经济学文献出发，重新审视自由贸易与产业政策。他指出，今天自由贸易赖以运行的环境正在发生变化：贸易保护主义回潮，产业政策重新兴起，经济安全和供应链韧性也日益成为各国政策的重要考量。

他援引文献指出，自由贸易既有“赢家”，也有“输家”。进口竞争可能压低特定群体的实际收入；而当贸易伙伴技术进步、比较优势发生变化时，一国原有的部分贸易收益也可能随之减少。因此，今天的“反全球化”，不仅源于政治和地缘竞争，也有其经济学基础。与自由贸易受到重新审视相对应，产业政策也在回归。邢予青认为，在半导体、电动汽车等具有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特征的产业中，政府扶持可能帮助本国产业扩大市场份额，欧美、日本和中国的产业发展经验都体现了这一逻辑。

更深层的变化则来自国家间信任的流失。全球价值链既依赖专业化，更依赖跨国协作；一旦信任削弱，各经济体便会更多追求自主生产、出口管制和选择性合作。因此，他判断，未来世界贸易可能越来越从自由贸易转向“受规制的贸易”。

嵇先白

亚太区域主义的悖论——制度深化，前景收窄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区域国别研究院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嵇先白以“亚太区域主义的悖论：制度不断深化，前景日益收窄”为题发表演讲

嵇先白教授指出，今天的亚太地区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制度化，APEC、东盟、RCEP、CPTPP等经济合作机制不断深化，“小多边”安排也持续增加。然而，这些机制并未逐步汇聚成更加统一的区域秩序，反而日益分化，并逐渐形成两套遵循不同逻辑、彼此竞争的制度架构，由此出现“制度越深，前景越窄”的悖论。

为解释这一变化，他提出“安全化区域主义”这一分析框架，并将战后亚太区域主义划分为三个阶段：冷战时期的“安全化”、冷战结束后的“去安全化”，以及当前大国竞争背景下的“再安全化”。其中，冷战后的APEC、东盟及RCEP等机制更多强调市场开放、经济合作和成员包容；而随着大国竞争回归，安全逻辑重新成为区域制度建设的重要驱动力。

在他看来，QUAD、AUKUS等机制正体现这一趋势：安全考量上升，成员构成趋于排他，市场逻辑也愈发受到战略目标牵制。嵇先白强调，区域主义并非贸易合作不断深化的线性过程，而是安全与经济、排他与包容等不同逻辑持续博弈的结果。若要维护亚太多边主义，就必须警惕区域主义进一步“再安全化”，推动更加合作、包容的区域制度秩序。

伊万·达尼林

外部压力之下，亚太高科技产业正经历重组

俄罗斯科学院普里马科夫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IMEMO）科研副所长伊万·达尼林（Ivan Danilin）以“亚太高科技产业：外部压力上升背景下的新趋势与新挑战”为题发表演讲

伊万·达尼林教授指出，面对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技术管制不断增加的态势，亚太高科技产业展现出较强韧性。近年来，区域高科技出口持续增长，产业链也在新的外部环境下加快调整。

他以半导体、生物医药和新能源汽车为例指出，这种变化并非全球价值链的简单收缩，而是生产、投资和技术能力在区域内重新分布。新加坡、越南和马来西亚正在形成新的亚洲“硅三角”；中国在创新药研发和对外授权方面迅速发展；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在东南亚的投资，也从早期的电池生产逐步延伸到整车组装和制造。在达尼林教授看来，这些变化既受到“中国+1”等因素推动，也与东南亚自身市场扩大、产业基础改善和创新能力提升有关。

他进一步指出，关税和制裁正促使越来越多经济体重新重视产业政策以及自身的生产和创新能力。未来贸易摩擦和技术竞争可能长期存在，因此，与其期待过去的全球化模式复现，不如顺应产业链和投资格局的调整，通过APEC等平台加强投资、基础设施、人工智能、人力资本等领域合作，为亚太经济发展创造新的增长空间。

丁澈

在AI时代，开放性需要被“治理”

韩国经济研究院院长、韩国经济人联合会首席研究官、韩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KOPEC）联席主席丁澈（Chul Chung）以“AI时代的开放治理：APEC的包容性创新议程”为题发表演讲

丁澈围绕“在AI时代治理开放性”展开讨论。他指出，面对全球经济和技术体系日益碎片化，答案不是减少开放，而是“更好地治理开放”。

在他看来，AI带来的机会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普惠增长。拥有数据、算力、人才和融资优势的大企业及发达经济体，更容易扩大领先优势；如果不同经济体在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监管和组织能力上的能力鸿沟得不到弥合，AI反而可能进一步扩大发展差距。与此同时，监管分化、标准竞争和技术生态割裂，又会提高合作成本，使这一问题更加突出。

因此，丁澈主张在开放与韧性之间寻找平衡。具体而言，APEC可重点推进三个方向：建设具有互操作性的数字基础设施，提升AI能力建设，营造开放、包容的创新生态。依托“探路者”机制、监管沙盒、公私合作和知识共享等方式，各经济体可以在保留制度差异的同时保持连接。他强调，开放性并非单纯的政策选择，而是一种需要通过信任、能力与制度共同塑造的战略能力。

纪尧姆·拉福蒂纳

AEPC经济体可持续发展走在前列，但环境议题仍是短板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SDSN）副主席兼亚洲区负责人、马来西亚吉隆坡双威大学教授纪尧姆·拉福蒂纳（Guillaume Lafortune）以“亚太经合组织与可持续发展：对实现长期政策目标的进展和承诺的实证回顾”为题发表演讲

纪尧姆·拉福蒂纳从数据出发，评估了APEC经济体在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上的进展。他指出，整体来看，APEC经济体的可持续发展表现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其中中国、印尼和菲律宾等经济体近年来进展较快。不过，亚太在气候、生物多样性、海洋和陆地生态等环境目标上仍存在明显短板，可持续供应链所带来的跨境环境溢出效应也值得关注。

与此同时，他发现，APEC多数经济体将可持续发展相关目标纳入公共治理，但在APEC领导人宣言中，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明确提及近年来有所减少，类似趋势也出现在G20和欧盟等机制中。这意味着，在当前国际分歧加深的背景下，短期内形成统一而强有力的可持续发展议程并不容易。

因此，他认为，APEC可以进一步发挥务实合作平台的作用。即便领导人层面难以形成广泛共识，也可以通过部长级会议和专业工作组，在生物多样性、林业、渔业、可持续贸易等具体领域推动有意愿的经济体取得进展，并为2030年后的可持续发展议程积累合作基础。

汉斯·道维勒

让AI成为包容性发展的力量，而非新的鸿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副总干事、战略规划助理总干事、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荣誉教授汉斯·道维勒（Hans d’Orville）以“2026年APEC：共建亚太命运共同体，共创繁荣”为题发表演讲

汉斯·道维勒教授围绕人工智能、创新与包容性发展展开讨论。他指出，APEC拥有庞大的经济体量和多样化的发展基础，在数字化、绿色转型和科技创新加速推进的背景下，人工智能正在成为影响亚太未来增长的重要力量。

在他看来，AI本身并不会自动带来包容性发展。其影响取决于各经济体如何投资数字基础设施、教育、技能和公共政策。如果技术、资本和人才的可及性长期失衡，AI可能进一步扩大经济和社会差距；反之，如果通过能力建设和区域合作扩大技术普及，AI则可以提升生产率、改善教育和医疗服务，并为中小企业、青年和弱势群体创造新的发展机会。

因此，道维勒教授强调，创新与包容性发展必须同步推进。APEC虽然采取自愿、非约束性的合作方式，却能够通过政策对话、能力建设、共同原则和最佳实践分享，推动可信、可互通的数字经济。他还特别关注AI与文化创意经济的结合，认为技术发展必须尊重文化多样性和本土知识，避免算法偏见、文化趋同与数字鸿沟。面向未来，亚太应通过开放、创新、合作与包容，使AI真正服务于可持续和共享繁荣。

圆桌讨论

在“APEC的未来：如何在大国竞争中维护开放与合作”圆桌讨论上，多位嘉宾围绕APEC如何维持开放合作、如何推动中国加入CPTPP等问题展开讨论。

邱腾华认为，面对大国竞争，APEC真正需要维护的并非抽象的“中立”，而是成员之间的信任与公平合作。APEC远不只是中美关系的延伸，不同规模、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都应拥有相应的发展空间。超越霸权竞争和“一刀切”的安全逻辑，把成员经济体及其社会福祉置于核心位置，可以让APEC更好发挥连接区域的作用。

⾹港特别⾏政区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邱腾华在圆桌论坛上发言

嵇先白指出，APEC正同时面对地缘政治、制度竞争与意识形态转变等多重压力。与成立初期相比，如今RCEP、CPTPP、DEPA等机制不断增加，而经济民族主义和产业政策也在重新兴起。他以国际组织的“有效性—民主性—包容性”三重困境解释APEC的制度难题。在其看来，APEC未来能否重焕活力，本质上涉及制度目标之间的取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区域国别研究院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嵇先白在圆桌论坛上发言

希罗·阿姆斯特朗（Shiro Armstrong）强调，大国竞争并不意味着中小经济体无足轻重。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等“中等强国”虽难以单独改变区域格局，却可通过集体行动维护开放、稳定的区域秩序。对于中国加入CPTPP，他主张尽可能将政治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通过明确标准和透明的评估程序，让申请经济体以具体改革和可信承诺证明自身符合准入条件，从而降低加入进程的政治化程度。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德公共政策学院经济学教授希罗·阿姆斯特朗（Shiro Armstrong）在圆桌论坛上发言

丁澈（Chul Chung）对此持更为审慎的态度。他指出，在现实的关税谈判与大国博弈中，中等强国往往缺乏与美国正面对抗的实力，更难形成协调一致的集体行动。尤其在上轮贸易战中，欧盟率先妥协，致使其他中等国家丧失谈判筹码。在他看来，中等强国要有所作为，前提在于加快提升自身制度参与能力和区域协调能力。

韩国经济研究院院长；韩国经济人联合会首席研究官；韩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KOPEC）联席主席丁澈（Chul Chung）在圆桌论坛上发言

第十三届IPP国际会议嘉宾观点精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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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周浩锴

校对 | 刘 深

终审 | 郭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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