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那天是一个非常忙碌的周二，下班的途中我突然接到了母亲的电话，电话里的声音有些杂音，像是老家那台用了五年的旧手机发出的电流声。母亲的语速比平时慢，带着一种试探和小心翼翼。她说：“大伟，我和你赵叔在老家呆着也没什么事，现在身体还不算太坏，还能帮你们带带孩子，做做饭。我们能搬去北京，和你们一起住吗？”
这句话说完，听筒里只剩下微弱的呼吸声，还有老家那边偶尔传来的几声狗吠。
我坐在下班晚高峰的地铁里，周围是密密麻麻疲惫的面孔，车厢轻微摇晃着，我的手紧紧攥着上方的扶手，喉咙里像塞了一团浸水的棉花，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不知道过了多久，直到母亲在那头有些局促地补了一句：“妈也就是问问，知道你们在北京不容易，要是不方便就算了……”
“妈，我刚才进隧道了，信号不好。”我撒了一个有些拙劣的谎，努力让声音听起来平稳，“这事儿您容我和晓雅商量商量，毕竟不是小事，过两天我给您回电话。”
挂断电话后，我靠在车厢门上，看着窗外飞速闪过的黑色隧道，心里像是被打翻了五味瓶，酸楚、无奈、愧疚，还有一丝难以名状的烦躁交织在一起。
我没法立刻答应她，因为现实就像一道冰冷坚硬的墙，横跨在我的孝心和生活之间。
我在北京打拼了十年，四年前终于掏空了自己和妻子的积蓄，又借了些钱，在五环外买了一套七十平米的小两居。那套房子对于我们一家三口来说，刚刚好。主卧我和妻子晓雅住，次卧留给刚上幼儿园的儿子，客厅里堆满了孩子的玩具和一辆半旧的折叠自行车。每天早晨，为了争抢唯一的一个卫生间，我和晓雅都要像打仗一样计算着时间。
我一路上都在想，如果母亲和赵叔搬过来，他们住哪儿？让儿子搬回主卧和我们挤一挤，把次卧腾出来？即便解决了睡觉的问题，生活上的摩擦又该怎么避免？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等儿子睡着后，把母亲的想法告诉了晓雅。晓雅正坐在床头往脸上涂护肤品，手上的动作停顿了一下，然后慢慢把瓶盖拧紧，转过头看着我。她没有大吵大闹，也没有立刻拉下脸，只是叹了口气，压低声音说：“大伟，咱们把现实摆在桌面上说吧。
次卧那张床是一米五的，你妈和赵叔睡得下吗？家里就一个卫生间，早上你七点半出门，我八点出门，孩子七点要起床洗漱，以后再加两个老人，这时间怎么排？”
她说的每一句都是大实话，字字句句都敲在我的软肋上。
“我知道。”我烦躁地揉了揉眉心，“所以我没敢答应，只说商量商量。但我心里难受，我妈这辈子吃了太多苦，老了老了，想跟我离得近点，我却连个痛快话都给不了。”
晓雅走过来，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明白你的心情，我也不是那种不讲理的恶媳妇。关键是咱们这房子真的太小了。要不，咱们每个月多给老家寄一千块钱，让他们在老家吃好点、用好点？”
我点点头，这似乎是目前最理智的做法。可是回头一想，母亲为什么会突然提出要来北京？
母亲是个极度怕给别人添麻烦的人，以前我每次让她来北京住几天，她总是以“家里养了鸡”“那边的菜太贵”“住不惯楼房”为由拒绝。这次怎么会主动提出要带着赵叔一起过来，甚至还带着几分恳求的语气？我心中突然隐隐泛起一阵不安。
第二天中午休息时，我避开同事，走到写字楼的楼梯间，拨通了赵叔的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赵叔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喘，背景音里有医院那种特有的嘈杂声。“大伟啊，吃饭没？”赵叔依然是那副憨厚温和的嗓音。
“赵叔，你在哪儿呢？怎么这么吵？”我心里一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