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我因为创业失败,背负着债务和对家人的愧疚,像个逃兵一样躲进了这座位于半山腰的寺庙。本想待几个月就走,却在日复一日的扫地、劈柴、擦拭佛像中,找到了一种奇异的平静。
凌晨四点的钟声敲响时,山里的雾气还很重。我像往常一样穿上灰色的居士服,拿起竹扫帚走向大雄宝殿前的庭院。在这里做义工的三年,我已经习惯了这种近乎刻板的规律。
寺庙不大,常住的僧人只有十几个。负责管理我们这些义工和日常戒律的,是延叙师父。
延叙师父是个极其威严的人,五十多岁,身材清瘦,常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百衲衣。他的眉头总是微微蹙着,手里捻着一串发暗的紫檀佛珠,走起路来悄无声息。在寺里,无论是年轻的小沙弥还是我们这些居士,都对他有些敬畏。
他极少笑,对规矩的要求严苛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我刚来时,曾因为在大殿里接了一个催债的电话,被他罚去后山抄了整整三天的《地藏经》。他对我说,既然跨进了这道门槛,就要把外面的尘土抖干净,佛门清净地,容不得半点世俗的牵绊。
我一直以为,延叙师父就是一个彻底断绝了七情六欲的人。他就像大殿前那棵活了百年的银杏树,枯槁、静默,不管风雨如何,都岿然不动。
直到一周前,寺里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那天下午,一辆有些破旧的面包车停在寺庙的山门外。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搀扶着一位老太太走了进来。男人满脸疲惫,找到知客僧,说自己是山下镇子上的,实在没办法了,要去外省处理一桩紧急的官司,家里没人照顾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母亲。老太太以前信佛,总吵着要来寺庙,他恳求寺里能收留老人家住上七天,他愿意捐一笔香火钱,七天后一定准时来接。
按理说,寺庙是不接待这种需要特殊照护的香客的。但知客僧见男人实在可怜,老太太又一直双手合十对着佛像拜,便去请示了住持。最终,老太太被安排在了女居士寮房的一楼,由几位年长的女义工轮流照看。
老太太很瘦小,头发全白了,梳得整整齐齐,身上带着一股淡淡的樟脑丸和旧衣裳混合的味道。她的病症时好时坏,安静的时候,她就坐在庭院的石凳上,手里拿着一根没有线的毛衣针,虚空地织着什么。糊涂的时候,她就会在寺里到处走,逢人便问:“你看见我们家春儿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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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儿是谁,那个送她来的男人没说。我们猜想,可能是她年轻时早夭的孩子,也可能是某个不在身边的亲人。
老太太在寺里的那几天,引发了不少小小的混乱。有一次,她迷路走进了僧人们用斋的五观堂,当时正赶上大家在默默地吃斋饭。她走到一个年轻的小沙弥面前,突然伸手去摸人家的光头,嘴里念叨着:“春儿,天冷了,你怎么不戴帽子呀?”
小沙弥吓得不知所措,饭堂里的气氛瞬间凝固。我当时正提着木桶分发米饭,心想这下完了,延叙师父最重规矩,老太太恐怕要挨训了。
延叙师父确实站了起来,他放下碗筷,走到老太太身边。我以为他会严厉地叫女义工把人带走,但他没有。他只是微微弯下腰,双手合十,声音出奇地轻柔:“老人家,这里风大,我扶您回房歇息吧。”
老太太抬头看着他,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迷茫。她没有抗拒,任由延叙师父托着她的手臂,一步步走出了五观堂。看着他们的背影,我当时只是觉得,这位严厉的师父终究还是有慈悲之心的。
日子很快到了第七天,按照约定第八天时候那个中年男人就会来接老太太下山了。
秋深了,山里的夜风透着刺骨的凉意。那晚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想着远在老家的父母,他们是不是也添了白发,是不是也像这位老太太一样,在夜里盼着儿子回家。因为失眠,我索性披上衣服,打算去大殿里检查一下长明灯的酥油是不是快燃尽了。
穿过居士寮房外的回廊时,我注意到老太太住的那个房间,门虚掩着,透出一线暖黄色的灯光。
已经是深夜十一点多,女义工们通常早就睡下了。我怕老太太起夜摔倒或者又犯了糊涂跑出去,便放轻脚步走了过去,想透过门缝看看里面的情况。
我没有推门,只是站在那个狭窄的光晕里向内望去。那一刻,我撞见了这辈子都无法从脑海中抹去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