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值100元！成都农户深夜狂抓6156只被查获，总价值高达60多万

前言

随手抓几只癞蛤蟆，真能触犯刑法？

不少朋友第一反应或许是：这也能算事？田埂边、池塘旁、水渠里，随处可见，谁还当回事？可就在近期，成都数位本地农民用真实遭遇给出答案——这不是段子，而是正在发生的司法现实。

短短六十余天内，他们累计捕获野生中华蟾蜍6156只，全部被公安机关现场起获，涉案总价值逾60.3万元，折算下来，平均每只蟾蜍生态估值达100.2元。

涉案五人无一例外，均已被依法执行刑事强制措施。

一只其貌不扬的“癞疙宝”，究竟承载着怎样的法律分量？为何伸手一捉，便可能迈入刑事追责的门槛？

一条隐蔽而完整的地下野味链条悄然浮现

事件源头可追溯至2026年4月，成都市天府新区籍田街道辖区，一名绰号“王哥”的男子王某某，悄然布局了一条以野生蟾蜍为标的的灰色生意线。

他本人从不下地捕捉，而是以现金收购方式，广泛动员周边农户参与捕捞。曾某某、胡某某、樊某某等多名村民听闻“抓癞蛤蟆能换钱”，当晚便带上强光手电、尼龙网兜与编织袋，结伴奔赴农田、沟渠、林缘地带开展夜间围猎。

他们循着微弱反光锁定目标，见一只抓一只，整袋整袋扛回住处，再按只计价卖给王某某。拿到几百上千元收入时，多数人并未深究这些小动物的来路与去向，只当是捡拾田间寻常活物，无人监管、无需报备。

但王某某心知肚明——这批蟾蜍最终将流向城市私房菜馆与地下野味市场，成为部分食客口中所谓“滋补野味”。

为保障运输环节隐秘高效，他还专门雇佣周某某组建临时运货车辆，负责将活体蟾蜍分批转运至指定中转点。周某某虽未直接参与抓捕，却清楚知晓货物用途，仍为每趟数百元运费铤而走险。

捕、收、运三环紧扣，分工明确，节奏紧凑——两个多月时间，一条横跨生产端与消费端的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链已然成型。

纸终究包不住火。2026年6月，成都市公安局天府新区分局经前期线索经营与实地蹲守，在籍田街道一处临时仓储点实施突击查扣，现场查获尚未脱手的活体中华蟾蜍共计6156只。

它们被塞进数十个鼓胀的蛇皮袋与塑料周转箱中，层层叠压、密不透风，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土腥与腺液气味，连经验丰富的森林警察都坦言：如此规模的活体蟾蜍集中查获，在本地执法史上极为罕见。

经四川省野生动物资源监测中心权威鉴定，该批中华蟾蜍均为野外自然繁育个体，隶属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即公众熟知的“三有动物”。依据《陆生野生动物基准价值标准目录》核算，整体生态资源价值达60.32万元。

目前，王某某、曾某某、胡某某、樊某某、周某某等五名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由检察机关同步介入审查起诉。

一只癞蛤蟆凭什么标价百元？

或许有人仍难理解：不过是一只皮肤粗糙、行动迟缓的小动物，何以牵动如此严厉的法律后果？关键在于，它并非普通野物，而是我国生态系统中不可替代的功能性物种。

老百姓口中的“癞蛤蟆”，学名为中华蟾蜍（*Bufo gargarizans*），是我国分布最广、适应力最强的两栖类代表之一。它与青蛙同属无尾目，外形差异显著：青蛙体表湿润光滑、弹跳迅捷；中华蟾蜍则皮肤角质化明显，遍布疣状突起，行动缓慢却稳扎稳打。

那些看似碍眼的“疙瘩”，实为高度特化的毒腺组织，包括耳后腺与背部皮肤腺，可分泌含蟾酥成分的防御性毒素。正是这种自带化学武器的生存策略，使其在长期演化中规避了多数天敌，成为农田生态系统的天然卫士。

中华蟾蜍堪称昆虫清道夫，单只成体日均捕食量可达200—300只以上，对象涵盖蚊、蝇、蝗蝻、地老虎、蝼蛄、金龟子幼虫等数十种农业害虫。

据农业科研机构长期观测数据显示，每公顷农田若维持稳定蟾蜍种群（约80—120只），每年可减少化学农药施用量15%—20%，间接降低土壤板结、水源污染及生物多样性退化风险。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发布〈陆生野生动物基准价值标准目录〉的通知》，中华蟾蜍被明确纳入“三有动物”名录，其基准生态价值核定为100元/只。

6156只×100元＝61.56万元——这个数字不是市场售价，而是法律认定的生态损害量化结果，亦是司法机关定罪量刑的核心依据之一。

6156只，远超法定入罪门槛数十倍，已构成情节特别严重的非法狩猎犯罪。

抓癞蛤蟆是否违法？答案斩钉截铁：违法，且属刑事犯罪范畴

仍有部分群众存在模糊认知：“我就摸了几只给孩子看看，又没卖钱，不至于判刑吧？”事实是，法律红线清晰划定：只要行为指向野外自然种群，无论动机如何、数量多少、是否牟利，均受《野生动物保护法》及《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规制。

所谓“三有动物”，全称为“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涵盖麻雀、喜鹊、壁虎、刺猬、多种蛙类、蛇类、野兔、环颈雉等共计1731种，全部列入国家保护名录，享有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同等的法律地位。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在禁猎区、禁猎期或使用禁用工具、方法猎捕“三有动物”，数量达20只以上的，即构成非法狩猎罪；数量超过50只的，属于“情节严重”；达到200只以上的，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本案中6156只的总量，已是法定“情节特别严重”标准的30倍以上，依法应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更需注意的是，《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十一条明确规定：以食用为目的猎捕、交易、运输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三有动物”，一经查实，即视为加重情节，可直接追究刑事责任，不再适用行政处罚前置程序。

王某某等人全程围绕“供人食用”这一目的展开收购、分装、运输、分销，主观恶性明确，客观行为闭环，案件性质早已超越一般性非法狩猎，升格为危害公共卫生安全与生态安全的复合型犯罪。

事实上，类似判例在四川已有先例可循。

2023年，成都市简阳市法院审理一起同类案件：当地村民非法捕捉野生中华蟾蜍1772只，经司法鉴定确认生态价值17.72万元，主犯最终获刑十个月，并处罚金八千元，同时承担生态修复赔偿责任。

一人获利仅1.5万元，却面临17万余元赔偿+实刑+罚金的多重惩戒。

再往前推，2022年4月至6月间，邛崃市多个乡镇村民利用头灯照射诱导蟾蜍聚集，采用徒手抓捕方式，在禁猎期内大量猎捕野生蟾蜍并贩售牟利，单价低至每斤8元。邛崃市人民法院依法认定其行为构成非法狩猎罪，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

判决书明确指出：禁猎区、禁猎期、禁用方法“三禁”叠加，即使未使用工具，仅凭光照诱捕+徒手捕捉，亦属法律禁止之列。

教训接连发生，警示反复发出，仍有人选择视而不见、心存侥幸。

真正令人扼腕的，并非法律严苛，而是几名农户至今未能真正理解：田埂上蹦跳的那只小生命，早已被写入国家法律保护清单；他们眼中“不值钱”的野物，实则是维系一方水土健康运转的关键齿轮。

他们或许确实缺乏法律常识，不清楚“三有动物”概念，不了解20只即构罪的司法尺度，更未曾想过自己手中每只蟾蜍都承载着百元生态账本。

但法律不因无知而豁免责任。

反观王某某与周某某，二人对蟾蜍用途、流通路径、终端消费场景均了如指掌，仍主动组织、积极承运，其行为已脱离“认识不足”范畴，完全符合刑法中“明知故犯”的主观要件。

公安机关郑重提示：凡违反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法规，以食用、药用、展示等任何目的，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野外自然繁衍的陆生野生动物，只要涉案价值累计达1万元以上，或数量达20只以上，即启动刑事立案程序，绝不姑息。

一只蟾蜍100元，6156只就是61.56万元——这笔数字背后，既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具象折算，也是司法机关衡量社会危害性的刚性标尺。贪图眼前微利，付出的可能是自由、家庭与一生清誉的代价。

该案目前仍在依法推进诉讼流程，等待五名嫌疑人的，将是人民法院基于事实与法律作出的公正裁决。

最后请记住：中华蟾蜍貌不惊人，却是农田生态系统的忠诚哨兵；守护它，就是守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耕地、水源与空气。

如您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非法猎捕、贩卖、运输中华蟾蜍等“三有动物”的行为，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或通过“四川林业执法举报平台”微信小程序上传线索。别让田埂上的益虫猎手，沦为某些人口中毫无底线的“盘中餐”。

结语

莫因一时贪念，葬送整个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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