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971年，北京，李德生刚到北京军区任职不久，毛主席在谈话中问起北京的历史。他没有问部队有多少人，也没有先谈武器装备，而是把话题引到了“燕京”和北京最早的居民点。
这个问题看似偏门，实则并不轻。北京军区地处华北，拱卫首都，面对的不是单纯的军事调动，还涉及地形、交通、城防和历史沿革。李德生长期在部队一线作战，对军事指挥并不陌生，可对北京的历史地理，确实没有系统研究。
李德生一时答不上来。
毛主席随即提醒他：“要多看书。”
随后，毛主席给他推荐了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这不是普通的历史读物，而是一部将行政区划、山川形势、交通要道与历代战争联系起来的历史地理著作。对一名负责华北防务的军区司令员来说，书中的内容与现实工作并非毫无关系。
有意思的是，毛主席谈读书，并不是泛泛而谈。早在李德生进入中央工作时，毛主席就问过他平时读什么书。李德生回答，自己主要看军事理论方面的书。毛主席认为，长期从事军事工作的人，不能只熟悉战术和战例，还要补历史、文学以及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
这番话，正好点出了李德生当时的处境。
李德生出身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期参加革命，文化基础并不算深厚。他靠战争年代的实践一步步成长，从基层干部做到军长，指挥过多次战斗，形成了果断、扎实的工作作风。但从野战部队走向中央，从熟悉的军事岗位转到更复杂的领导岗位，光凭经验显然不够。
1968年10月，李德生正在安徽参加工作。接到通知后，他于10月11日到北京，列席中共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10月13日开幕式上，周恩来宣布分组名单，毛主席听到“李德生”这个名字，便询问是哪位同志。
周恩来介绍说，李德生是十二军军长，并示意他起立。李德生站起来敬了一个军礼。毛主席又问他的籍贯和年龄，随后说，听说过他的名字，工作能力不错。
那次见面时间不长，却改变了李德生原本熟悉的工作轨道。1969年4月，他参加中共九大并进入中央政治局。同年7月下旬，周恩来打电话通知他，中央决定调他到北京工作。
李德生听后有些意外。他坦率地说，自己长期在军队，中央工作经验不足，是否仍留在安徽更合适。周恩来告诉他，这是中央决定，不必再推辞，尽快交接工作后赴京。
命令明确，李德生没有继续讲条件。7月28日中午，他乘坐中央派来的飞机抵达北京。周恩来当天下午接见他，先征求他愿意在国务院还是军委工作，随后又问家属何时搬迁。李德生担心安徽还有工作没有交代清楚，请求回去安排几天，周恩来准了一个月假。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李德生并不是没有顾虑，而是把个人顾虑放在组织安排之后。他知道，新的岗位意味着新的考验，不能把过去的军队经验原封不动地搬过来。
毛主席后来接见李德生时，也没有只谈职务。谈到看文件和读书，毛主席问他是否需要戴花镜。李德生回答，看书时已经要戴了。气氛由此轻松下来，谈话也逐渐深入。
毛主席又问：“你平时爱读什么书？”
李德生说，主要读军事方面的书。
毛主席提醒他，到了中央工作，不能只读军事书，还要扩大知识面。对李德生来说，这不是一句客套话，而是对能力结构的直接要求。军事干部如果不了解历史和社会，判断问题容易局限在局部；掌握历史地理，才能明白许多战略问题为何如此安排。
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后，这个要求变得更加具体。中苏关系紧张时期，华北防务和首都安全受到高度重视。毛主席多次向李德生提出设问：如果敌军在华北空降几个师，应该怎样应对？如果发生空袭，城市人口如何疏散？
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答案，也不是一张命令就能解决。它们要求指挥员熟悉地形，了解城市布局，掌握交通条件，还要把部队训练、民防组织和战备部署结合起来。
李德生开始认真研究华北的山川、道路、铁路和城市分布，也把读书所得同部队调查结合起来。北京军区随后加强战备和训练工作，组织听取汇报，开展实地勘察，研究不同方向可能出现的作战情况。周恩来也曾过问相关安全保障工作，足见这一地区战略位置的重要。
《读史方舆纪要》给李德生的帮助，并不在于让他成为历史学家，而是促使他改变观察问题的角度。山河不是地图上的线条，城市也不只是人口数字。军事部署背后，往往牵涉数百年形成的道路、关隘和区域联系。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时，李德生正在沈阳工作，未能见到毛主席最后一面。得知消息后，他立即赶到北京，参加治丧工作。在灵堂见到毛主席遗容时，他想起那句看似平常、实际分量很重的话：要多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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