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那份协议书，我看了三遍。
白纸黑字，格式规整，是律师事务所的标准模板。签名栏上方，是密密麻麻的财产分割条款，房子、车子、存款，每一项都写得清清楚楚。
我以为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直到陈绍峰坐到我对面，把那份协议推过来，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
"苏薇，分手费的事，我们得谈清楚。"
不是"对不起"，不是"孩子怎么办"，是"分手费"。
三年。我辞职在家带孩子整整三年。那三年里，他在外面经历了什么，我一无所知。
那一刻，我才明白，有些人的凉薄，是藏在最后一句话里的……
我叫苏薇，三十四岁，曾经是一家广告公司的策划总监。
说"曾经"，是因为三年前我辞职了。不是被辞，是自己递的辞职信，是心甘情愿递的，是在陈绍峰说"家里需要你"之后递的。
那时候我们的儿子陈墨刚出生四个月，早产儿，体质弱，请的月嫂带了一个月就出了问题——孩子发烧，月嫂说没看见，是我半夜起来发现的，摸着小脑袋烫得吓人，抱着跑去医院，在急诊室外面的走廊站了整整一夜。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放心把孩子交给别人了。
陈绍峰那时候在一家科技公司做销售总监，应酬多，出差多，有时候一周见不到人。他说：薇薇，要不你先别上班了，孩子这一两年最关键，等他大一点，你再出去，凭你的能力，重新找份好工作不难。
我信了这句话。
我还信了另一句话：你放心，家里有我。
辞职的那天下午，我坐在公司的玻璃幕墙边上，看着楼下的车流，心里有过一阵难受，但很快压下去了，告诉自己——这是为了孩子，为了这个家，值得的。
三年后，我坐在那张离婚协议书对面，才知道那个"值得"，我买单买早了。
这三年，我把自己活成了一台机器。
陈墨的吃喝拉撒睡，全是我。他第一次翻身，是在我眼皮子底下完成的；他第一次叫"妈妈"，是咬着奶嘴含含糊糊说出来的，把我高兴得哭了半天；他第一次发高烧，是我一个人抱着他在深夜的医院等了四个小时。陈绍峰在哪里？在出差。在应酬。在"马上回来"里。
"马上"这两个字，他用了三年，我等了三年，等到最后，我等来的是一份离婚协议。
事情是从半年前开始露出苗头的。
那时候陈墨两岁半，刚开始上幼儿园托班，我难得有了一点自己的时间，开始在家接一些零散的策划单子，不多，够补贴一些家用。日子重新有了一点自己的重量，不再全是尿布奶粉和孩子的哭声。
陈绍峰那半年明显不对劲。
回家越来越晚，有时候深夜才推开门，我已经睡了，听见开门声翻了个身，他在外面脱衣服，动作很轻，像是不想惊动我。洗澡的时间比以前长，手机放的位置也变了，以前习惯放床头，后来开始放到书桌上充电，屏幕朝下。
我不是一个迟钝的人。
只是，我不敢往那个方向想。
有一次，我趁他睡着，拿起那部手机，屏幕亮了，是一条微信消息的推送，发件人的备注名叫"李总"，消息内容只显示了一行："今天没关系，我等你。"
我把手机放回去，朝下放的，和他放的方向一样。
那晚我躺在黑暗里，没有睡，听着他均匀的呼吸声，想了很多，最后什么都没想清楚，只是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也许是工作上的事，也许我想多了，也许，也许。
"也许"这个词，是我那半年用得最多的词。
直到三个月前，我去他公司附近接他吃饭，他说在开会，叫我先在咖啡馆等着。我等了四十分钟，上了楼，在公司前台说找陈绍峰，前台愣了一下，说陈总下午三点就走了，说是有个客户要见。
那是下午五点四十分。
我站在那个前台面前，笑了笑，说谢谢，转身出来，在公司楼下的马路边站了很久。夏天的风又热又闷，把我头发吹乱了，我也没有去拢。
那个"李总"，后来我查到了，不是什么客户，是他们公司新来的一个品牌部经理，叫李雅，三十岁，离过一次婚，长得好看，在朋友圈发的照片风格都是那种漫不经心的精致——半杯咖啡，一本翻开的书，窗边的光。
是那种和我完全不同的女人。
我那三年，朋友圈发的是什么？陈墨爬起来的视频，陈墨第一次吃辅食的照片，陈墨坐在浴缸里玩泡泡的背影。全是孩子，一张自己的脸都没有。
那天晚上，陈绍峰回来的时候，我坐在客厅里，灯没开，就那么坐在黑暗里。
他开灯，见我在，吓了一跳，说：你怎么不开灯？
我说：绍峰，我们谈谈。
他愣了一下，在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来，"谈什么？"
"谈你和李雅。"
他沉默了大概十秒，然后叹了口气，靠进沙发里，没有解释，也没有否认，就那一声叹气，把所有的答案都交代了。
我问他：多久了？
他说：半年。
我问他：现在怎么想的？
他沉默了更久，然后说："苏薇，我觉得……我们之间，这几年，已经不像夫妻了。"
那句话，像一把很钝的刀，割开了但不干脆，伤口参差不齐的，比利落的割更疼。
我想起那三年里，我每天六点半起床给陈墨热奶，想起一个人抱着发烧的孩子在急诊走廊坐到天亮，想起每一个他出差不回来的夜晚，我一个人哄孩子睡着，再一个人坐在漆黑的客厅里刷手机到深夜——那些时候，他在哪里，和谁在一起，以为什么"不像夫妻"。
我没有哭，也没有摔东西，我就坐在那里，问了最后一个问题：孩子呢？
他说：孩子当然是你带，我每个月给生活费。
那一刻我才明白，他想的是离婚。不是挽回，不是修复，是离婚。
那份协议书，是一个月后他拿回来的。
他说找律师朋友帮忙拟的，说财产那边他让了一步，房子给我，但他名下那辆车和他的股票账户归他，另外存款按五五分。听起来还算公平，但我脑子里有个声音一直在转：那三年，那三年辞掉的工作，辞掉的职位，辞掉的自己，算在哪里？
协议摆在桌上，他坐到我对面，我拿起来看，看到第三页，抬起头，等着他说点什么。
他开口了。
"苏薇，分手费的事，我们得谈清楚。"
分手费。
那两个字，从他嘴里出来，落在这个我们结婚六年、住了六年的客厅里，落在那张我们一起选的实木餐桌上，落在我三年没离开过的这个家里，砸出来一种说不清是什么的声音，空的，也重的。
我低下头，看着那份协议书，手指搭在纸边上，没动。
心里有什么东西，一点一点地，往下沉。
不是伤心，是一种更冷的东西，比伤心来得更慢，也更深——是那种终于看清楚了一个人之后的，彻底的、静下来的清醒。
我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
然后，我把协议书推了回去。
陈绍峰愣了，"你什么意思？"
我说："绍峰，这份协议，我不签。"
他皱起眉，"你不签是什么意思，你以为你还能……"
"我请了律师，"我打断他，声音比我预期的平稳，"我的律师说，这份协议对我不公平，她建议我不要签。"
他脸色变了。
就在这个时候，门铃响了。
那声门铃，来得很突然。
陈绍峰和我都往门的方向看了一眼。我站起来，走过去，打开门。
门口站着一个女人，黑色风衣，头发利落地束起来，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
是我的律师，林珊。
但她身边，还站着另一个人。
是李雅。
李雅站在我家门口，妆容精致，但脸色白得不自然，嘴唇抿着，眼神里有种很复杂的东西，不像我预想中那种理直气壮的样子，有些——慌乱？
我没动，就站在门口，看着这两个人。
林珊先开口，声音平静："苏薇，有些事，你需要先听我说。"
我让开身，两个人走进来。
陈绍峰从椅子上站起来，看见李雅，脸色瞬间变了，往前走了一步，说："你来干什么——"
"绍峰，"林珊转向他，语气还是那么平静，"李雅女士今天是来做一件事的，你先坐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