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集馨：我知道你们贪，没想到这么贪——剿个匪能花一千多万两？

在清朝，打仗到底有多赚钱？

回答这个问题前，得先认识一个管钱的人。

这人名叫张集馨，道光九年的进士，翰林院出身。咸丰十年，也就是 1860 年正月，他被派到福建，署理布政使。

布政使是省里的二把手，相当于现在分管财政民政的常务副省长，地位仅次于当时兼任福建巡抚的闽浙总督庆端，是福建地位最高的汉人。

这年老张年过六旬，官场已经滚了三十年。山西、陕西、四川、直隶、甘肃，大半个中国的地方官做了个遍，什么烂账、什么贪官没见过，早练出一副铁石心肠。

可就这么个见惯风浪的老钱袋子，到福建一翻开剿匪的军费账，还是倒吸一口凉气。

仗从咸丰三年太平军入境算起，打打停停五六年，军需花出去一千多万两，账册里全是没核销的糊涂账。

他派人一笔笔往下对，对出一个比一个离谱的人。

第一个，福谦，代理龙岩州知州。

听名字就知道是旗人，不用说就是跟着总督庆端混的。

这福谦手里养着一支 "练勇"，账上列支的军饷有几万两。张集馨就想知道，这花几万两养的兵，实际到底有多少人？

结果一对人数，傻了 —— 就一两百号人。

几万两饷银，就养了一两百人？这几万两花去哪了？这些兵怎么打仗？

答案很简单：不打仗。这点人城墙都站不齐，打什么仗？他们是给福谦看家护院的，看守他堆在知州衙门里的私房钱和金银珠宝。

真正打仗时随便拉点壮丁应付应付。

所以等太平军兵临城下时，福谦头一件事不是组织抵抗，而是抢在城破之前，把这些年攒下的金银珠宝全数转移出城。

后来城丢了，福谦也被免官，但钱保住了。

没过多久，他又因 "收复城池有功" 官复原职了。

光底下捞不够，上面也有一份。

张集馨查账，发现大田县有个捐上来的知府，叫马枢辉，从藩司衙门领走一笔钱。造册上报的数目是十多万两。

张集馨派人去问：钱怎么花的？

马枢辉说：大人，我就拿了七万两，是上面让我签字写十多万的，你要查得先查上面。

张集馨：……

这种事可太多了。

好多人都觉得，当领导搞钱多简单啊，随便打个错字连篇的报告也能划走几万块。可他们哪知道，账本上挂着的可能是十几万、几十万。

风险小官扛，银子大官分，从来如此！

这套玩法诱惑力太大了，其他官员一看，原来捞钱这么容易。纷纷打报告要招勇练兵。上级一般也高兴，痛痛快快批——大家一起捞，其乐融融。

像1860 年杭州失守，消息传到福建，可把大家高兴坏了。离杭州两三千里、八竿子打不着的建安、建阳、瓯宁三县，都争先恐后递报告，说要招勇练兵。

张集馨差点给气笑了，直接批了七个字：醉翁之意不在酒。

这么瞎搞，就没人查？

当然查，问题是谁来查。

比如前建宁知府万金镛，被查出冒领一大笔军饷，但这会儿他已经升到甘肃平庆泾道。张集馨没法查，只能找总督庆端。

庆端倒也没推脱，把这事安排给了师爷章琮，结果万金镛给章琮塞了一万多两，把这事给平了。

这位章琮什么来头？以前我也介绍过。他是庆总督的刑名师爷，因为庆端不识字，所以把公务都教给师爷们，所以这人手眼通天。

后来他丁忧回浙江老家，光运回去的银子就有三十万两，按一两折今天一千块算，足足三个亿。不用想也知道，庆端拿的只多不少。

这种情况你让张集馨怎么办？

他曾经圈了贪得最狠的三个小官 —— 刘振荣、赵人同、左垣，想杀鸡儆猴，顺便打开局面。

可折子还没等到庆端点头，福州知府已经登门说情了。人家还没开口，老张心里就凉了半截——得，这回又白费了。

他一个刚来的流官，哪斗得过这帮地头蛇？

就这么层层浮冒，福建军费像滚雪球，很快滚到一千几百万两开外。

一千几百万两什么概念？当时日本启动明治维新的总花费，也不过这个数。

那这么大一笔开销报上去，朝廷能同意么？

当然同意。

敢这么干自然有把握，再说这么干的也不止一个福建。

事实上，户部早有潜规则：只要送一笔“部费”，也不用多，十几万两足以，这些烂账就给你盖戳通过。

这下产业链就齐活了，底下知州、知县靠虚报冒领；中间总督、师爷层层分润；到京城户部再切一刀；最后苦一苦百姓；完美闭环，皆大欢喜。

这下大家应该清楚，福建的匪，为什么剿了五六年还剿不干净了吧？

答案就压在张集馨的日记中，在布政使的账本里。

对福谦、马枢辉、万金镛这帮人来说，匪在，招勇的名目就在，报账的路子就在，白花花的银子就在。匪真要一夜剿平了，这条财路反倒断了。

所以一场仗打完，苦的是百姓，养肥的也不是阵前拼命的兵，而是招兵的官、做账的师爷、签字的总督，盖章的户部尚书。

最后一千多万两砸下去，匪没平，倒喂出一群腰缠万贯的富翁。

张集馨把这些一笔一笔记进《道咸宦海见闻录》时，可能也是想告诉后人：这仗不是打不赢，是没人想让它这么快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