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本文基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关于刘青山、张子善盗窃国家资财的罪行材料》及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相关档案整理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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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2月10日,河北保定,两万余人聚集在体育场内,等待一场公审大会的开始。
当审判长宣读判决书,念出那个令人震惊的数字——171亿6272万元旧币时,全场鸦雀无声。
被推上审判台的两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曾经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革命功臣、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天津专区专员张子善。
这笔在和平年代被他们联手吞噬的巨款,如果换算成今天的购买力,究竟是一个怎样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而这两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老革命,又是怎么一步步把自己送上了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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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枪林弹雨中走出的功臣
要理解这桩案件在当年引发的巨大震动,必须先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看看这两个后来站在审判台上的罪人,究竟有着怎样的过往。
刘青山是河北省安国县南章村人,出生于一个贫苦的雇农家庭,幼年便在博野县南白沙村给地主当长工,饱尝人间冷暖。
1931年6月,年仅17岁的刘青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那个年代里最典型的"红小鬼"。
1932年秋天,他随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一支队参加了河北高阳、蠡县农民暴动。
暴动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疯狂的报复,数百名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屠杀,刘青山也在被捕之列。
在敌人的审讯室里,他受尽酷刑却始终没有吐露半个字的组织机密,后来在押赴刑场的途中趁乱逃脱,死里逃生。
1937年10月,刘青山被选送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此后在冀中平原的抗日战场上屡建战功。
从1941年3月开始,他先后担任大城县委书记、任河县县委书记,领导当地军民粉碎日伪军的多次清剿,开辟了文安洼抗日根据地,日伪军曾以1500块大洋悬赏捉拿他。
1944年10月,他又奉命担任冀中八地委城工部长,1945年10月任冀中八地委书记兼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政治委员、地委党校校长。
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刘青山始终战斗在最前线,为冀中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
张子善是河北省深县尚村人,1914年出生在一个学生家庭,自幼家境贫寒,父亲去世较早,母亲体弱多病,全靠两个哥哥卖苦力供他读书。
14岁那年,他到安平县城读高小,16岁考入安平县乡村简易师范。
"九一八"事变后,他曾参与组织爱国学生上街游行,宣传抗日救亡。
1933年10月,他在安平乡村简易师范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4年,因叛徒出卖,张子善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入狱,在狱中他组织发动了绝食斗争和卧轨斗争,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始终没有动摇和屈服。
他被从安平县押解到天津监狱,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才趁乱越狱逃出敌人的魔爪,重新找到了党组织。
此后在艰难的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多的解放战争中,张子善先后担任献县县委书记、冀中八地委组织部长、冀中十地委书记,在冀中平原的抗日战场上和解放战争的硝烟里,他都曾奋不顾身地为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冲锋在前。
两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在敌人的监狱里扛过严刑拷打的老革命,在1949年8月走到了一起。
当时河北省组建了天津地方委员会和天津专署,机关设在杨柳青镇。
刘青山被任命为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担任地委副书记兼专署专员,两个人成了执掌一方的党政主要负责人。
当时的天津专区下辖静海、大城、永清、宝坻等11个县和杨柳青、汉沽、胜芳三镇,人口超过400万,地处潮白河、海河、永定河、大清河下游,地势低洼,洪涝不断,是河北省重要的粮棉产区和交通枢纽。
刚刚经历过战乱的这片土地上百废待兴,恢复生产、安置灾民、治理河道、支援前线,无数工作等着他们去推进。
那时候的刘青山和张子善,还保持着革命年代的朴素作风。
两个人经常骑着自行车下乡调研,和农民同吃同住,带领群众修河堤、分土地、搞生产,在群众中有着很高的威信。
天津地委的大院里,他们和普通干部一样在大食堂排队打饭,办公桌上摆着搪瓷缸子和煤油灯,和战争年代没什么两样。
谁也没有想到,这两个曾经在刑场上死里逃生、在监狱里坚贞不屈的硬汉,在进城之后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会彻底丢掉革命信仰,一步步滑向贪腐的深渊,最终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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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进城之后的悄然蜕变
天津专区成立之初,为了快速恢复经济,地委决定成立一批机关生产单位,负责统筹物资调配、组织群众生产。
这本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财政极度困难时,中央号召党政机关开展生产自救的临时举措,目的是弥补国家财政不足、减轻人民负担,却成了刘青山和张子善谋取私利的"自留地"。
最先发生变化的是刘青山。
他以"养病"为由,搬出了设在杨柳青的地委集体办公大院,住进了天津城内马场道18号的一栋二层小洋楼。
这栋洋楼原本是外国租界里的私人住宅,装修考究,花园宽敞,被当地人私下称为"刘公馆"。
一位老战友出差路过天津去看望他,进门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刘青山穿着一身毛料西装,足蹬明晃晃的黑皮鞋,俨然一副绅士派头。
再看他的住处,钢丝床、大衣镜、沙发一应俱全,地板擦得亮得能照见人影。
这位老战友后来回忆说,刘青山变得陌生了,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刘青山的享乐欲望很快膨胀到了荒唐的地步。
天津地委当时只有一辆战争中缴获的美式吉普车,这辆车完全成了他的私人座驾。
他嫌这辆吉普掉价,竟然动用3亿多元公款从香港购置了两辆美国进口高级轿车,一辆自己乘坐,一辆送给了河北某位领导。
在吃上他更是极其讲究,大冬天里非要吃韭菜馅饺子,又嫌韭菜粗纤维难消化、刺激肠胃,厨师不得不专程跑到北京郊区四季青的暖房里高价采购新鲜韭菜。
包饺子的时候他又嫌整根韭菜不好消化,逼得厨师想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办法:以肉和大白菜做馅,把几根完整的韭菜叶包到饺子里,外面露出一小截韭菜白根,等饺子煮熟后抓住韭菜白根把整根韭菜抽出来,使饺子只留下韭菜的鲜味而吃不着韭菜。
一口韭菜都不吃,全然不顾当时全国物资匮乏,普通百姓连粗粮都吃不饱的现实。
更严重的是,他借口治病,沾染上了吸食毒品的恶习,每天光毒资就要消耗好几万旧币,毒瘾发作时连工作都无法正常开展。
张子善的蜕变同样触目惊心。
他表面上坐镇地区行署,貌似"勤勤恳恳",背地里的挥霍铺张程度丝毫不亚于刘青山。
张子善在审查中交代,他每个月光高档香烟就要消耗八九条,衣着由粗布换成细布再换成皮毛大衣,饮食先是非细粮不可再到酒肉必备,行则非轿车不坐。
两年时间里他先后更换了五辆小轿车,招待客人通常都是八到十六道名贵菜肴,饭后的活动是洗澡、看戏,这套"一条龙"的享受全部走公家账目。
据后来专案组查证,仅用于生活挥霍的公款,张子善就耗费了1.94亿元旧币。
两个人很快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把天津地委搞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刘青山有几句口头禅在天津地委内部广为流传:"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革命胜利啦,老子该享受享受啦!"
他们排斥一切不同意见的干部,财委会办事员提出反对意见被当场训斥,组织部副部长卢铁因为坚持原则被排挤调离,整个天津地委没人敢对他们的行为提出质疑。
所有重大开支都由他们两个人说了算,党委制彻底变成了家长制。
副专员李克才多次对他们的违规操作提出反对意见,都被张子善以各种理由驳回,地方粮款的审批权被张子善牢牢抓在自己手里,完全绕开了正常的财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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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触目惊心的贪腐黑幕
刘青山和张子善的贪腐手段并不隐蔽,甚至可以说是肆无忌惮。
他们的罪行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每一个都触目惊心。
首先是盗用、克扣各类国家专款。
从1950年到1951年,两个人利用职权,先后盗用飞机场建筑款、救济水灾区的造船贷款、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等国家财产,克扣治河民工的口粮和工资,骗取银行贷款,总计贪腐金额高达171亿6272万元旧币。
具体来看,他们盗窃地方粮款28亿9151万元,防汛水利专款30亿元(其中归还了10亿元),救灾粮款4亿元,干部家属救济粮款1亿4000万元,克扣修理机场民工供应补助粮款5亿4330万元,赚取治河民工供应粮款3亿7473万元,此外还以修建为名骗取银行贷款60亿元从事非法经营。
天津地区处于潮白河、海河、永定河、大清河下游,地势低洼,洪涝不断。
河北省在1950年和1951年连续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治理这一地区的河流洪涝,群众出工治河,国家按工发放粮款补贴。
这本是国家在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既治水又给受灾群众以救济的应急之法。
然而刘青山和张子善却借机建立河工供应站大肆捞钱。
张子善以"剥削民工"为由停止了专区供销社的业务,转而成立了一个"河工供应站",直属机关生产管理处。
他们把国家发给治河民工的好粮换成发霉的陈粮,擅自抬高卖给民工的食品价格,使粮、油、菜价均高于市价,从中渔利达22亿元旧币。
治河民工因食品恶劣致病、致残以致死亡的,不下十人。
当时天津专区遭遇水灾,国家下拨的救灾粮和造船贷款也被他们挪用去搞投机生意,不少灾民领不到救济粮,只能靠树皮、野菜充饥。
其次是勾结奸商,非法经营牟利。
他们和女奸商张文仪等人相互勾结,用公款低价卖出复写纸再高价回购,白拿1.3亿元利润。
1951年,他们又私自挪用公款49亿元,交给张文仪购买马口铁,张子善还亲自到汉口洽谈生意。
而这笔钱被张文仪存入银行生息,或用于其他的倒买倒卖,最终导致21亿元的重大损失。
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竟开具天津军区司令部的执照,派人冒充军官,挪用灾民救灾款到东北盗购木材4000立方米进行倒卖牟利,严重影响了灾民的生产和生活。
他们还擅自挪用修建武清县杨村飞机场的专用款,使机场建设陷入窘境。
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杨村机场是军用机场,这种罔顾国家安全的行径,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最后是肆意挥霍公款,销毁犯罪证据。
据专案组查证,仅用于个人生活挥霍的公款,刘青山就耗费了1.83亿元旧币,按当时的粮价计算,可购买小米110多万斤,相当于当时3070名干部一年的定量标准。
张子善更是挥霍了1.94亿元旧币。
1951年7月,张子善为了毁灭证据,一次就亲手焚毁了两人支取公款挥霍的378张单据,灰烬装满了两个铁皮箱。
他还指使亲信伪造账目,试图蒙混过关。
两个人的所作所为,早就引起了天津专区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不满。
行署副专员李克才从1950年就开始坚持向上级举报他们的贪腐行为。
1949年底《人民日报》刊登了天津地委贩运木材的报道后,李克才就开始留意两个人的经济往来,越查越心惊。
1950年9月,刘青山、张子善要挪用10亿元地方粮款搞"机关生产",李克才明确表示反对,两个人根本不听,一意孤行。
1951年1月,李克才责成天津地区合作社做好河工供应准备,明确要求只加运费、不许赚钱,刘青山、张子善却瞒着他单独组织了一个"供应站",大赚昧心钱30亿元。
李克才先后四次带着整理好的举报材料赴省城上报,每一次都碰了壁。
有人劝他"忍忍吧,得罪不得",他只回了一句"咱手里拿的是百姓的碗"。
他白天正常工作,夜里就在油灯下核对账目,把粮款去向、信用社贷款、救灾基金的流向一条一条抄写下来,整理出了完整的证据链,等待着揭发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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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撕破伪装的惊雷一击
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各条战线开展一个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运动。
随着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发展,各地暴露和发现了大量惊人的浪费、贪污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
同年1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历时三年的"三反"运动在全党范围内正式展开。
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李克才的举报终于引起了河北省委的高度重视。
1951年10月,李克才再度向中共河北省委举报刘青山、张子善的贪腐行为,省委组织部部长、省纪检委副书记薛迅亲自接待了他。
10月下旬,由薛迅带队的河北省委纪律调查组进入天津地委机关,很快掌握了刘青山、张子善在机关生产中违法乱纪的事实和生活中的腐化堕落行为。
1951年11月21日,河北省第三次党代会在省会保定召开,800多名各地代表齐聚一堂。
天津地委代表团由张子善带队,刘青山当时已调任石家庄市委第一副书记,并作为中国青年友好代表团成员出访苏联和东欧,没有参加会议。
大会议程进行到讨论环节时,李克才第一个站了起来。
他没有拿讲稿,手里攥着厚厚的举报材料,当着全场800多名代表的面,把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腐败行为一桩桩一件件说了出来:盗用救灾款、河工款,非法搞机关生产私设黑账,克扣民工口粮,勾结奸商投机倒把,刘青山吸毒腐化,张子善独断专行销毁账册……他的发言持续了近一个小时,每一条指控都有时间、金额、经手人等详细证据,会场里从一开始的窃窃私语,渐渐变成了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揭发震住了。
天津地区的其他代表也纷纷站起来发言,揭发刘青山、张子善的种种劣迹,会场里群情激愤。
张子善当时就坐在代表团的前排,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双手死死攥着桌沿,指节都泛了白。
他怎么也没想到,平日里看起来温和寡言的李克才,竟然敢在党代会上公开揭发他,更没想到李克才手里竟然掌握了这么完整的证据。
河北省委当即决定,成立"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委员会",由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担任主任,省委组织部长薛迅担任副主任,省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孙光瑞负责专案侦讯工作,立即对两个人的问题展开全面调查。
散会后,张子善试图找关系说情,甚至想偷偷销毁剩余的证据,却被办案人员全程监控,根本找不到任何机会。
而此时远在国外的刘青山,已经听到了一些风声。
他故意拖延行程,试图找驻外使馆"喊冤"。
华北局直接致电使馆,明确要求敦促他立即回国,否则按违纪处理。
1951年11月29日中午,办案人员在党代会驻地饭店以"省委紧急会议"为由叫走了正在聚餐的张子善,刚出大门就被公安人员控制。
张子善当场挣扎怒吼,直到看见拘传文书才瘫软在地。
同日,华北局向中央报告了刘青山、张子善任天津地委书记、天津行署专员期间堕落为大贪污犯的情况。
11月30日,伟人以中共中央名义批转了这份报告,他在批语中指出:"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12月2日,刘青山随团乘火车抵达天津,在马场道18号"刘公馆"被办案人员控制,与张子善分别关押于保定的河北省公安厅内。
12月4日,经华北局批准,河北省委开除了刘青山、张子善的党籍。
当开除党籍的决定宣布时,刘青山猛拍桌子,吼道:"出什么事了,还能开除老子的党籍?"
而张子善则一言不发,低着头站在角落里,浑身止不住地发抖。
当调查组的车队连夜驶向天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触目惊心的真相,而这两个曾经风光无限的地委主官,也即将迎来他们人生的终极转折。
12月14日,河北省委向华北局提交了处理意见,措辞斩钉截铁:"刘青山、张子善凭借职权,盗窃国家资财,贪污自肥,为数甚巨,实为国法党纪所不容,若不严加惩处,我党将无词以对人民群众,国法将不能绳他人,对党损害异常严重。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
华北局接到报告后进行了认真研究,于12月20日向中央提出了处理意见,原则上同意死刑,但也留了"或缓期二年执行"的余地。
消息传开后,党内不少老战友、老上级纷纷出面求情,超过200名老干部认为刘青山、张子善革命资历深、功劳大,希望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一位两人的老领导找到了主管全国"三反"工作的薄一波,恳请他向伟人说情。
当这份承载着无数人期望的求情意见被送到伟人面前时,整个案件的走向即将迎来最终的定论,而伟人听完汇报后说出的那番话,不仅决定了两个人的命运,更给新中国的反腐历史留下了最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