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商学的本质，是重新回到产业现场——专访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王建良

科技从来不是抽象的，它总是附着在具体的产业之上，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经济管理学院给自己的“科技商学”定义，就是要在能源这一具体赛道里，重新回答商学院能为产业转型、数字化、低碳化做什么。

文｜朱耘
ID | BMR2004

“科技商学院给了传统商学院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就是和行业的深度融合。这种深度融合，是建立在对这个行业所涉技术的深度理解之上。”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王建良对《商学院》记者说。

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教育部部长怀进鹏明确提出要启动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由此，国内众多经管学院、商学院纷纷开始增加科技商学课程及相关专业。从本科起，王建良就一直就读于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同时学习市场营销和石油工程，此后又进入能源经济、金融与管理等交叉领域。在他看来，石油工程的学习经历给自己最大的影响，不是多掌握了一门技术，而是建立起了对能源行业的底层理解。

“学习石油工程，让我对石油产业链上游工程工艺和开发过程有了系统了解，这是我们认识行业、服务行业非常重要的基础。”这种个人经历，也映射出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经济管理学院正在重新强化的一条发展路径：商科不能只在管理理论内部循环，而要重新扎进行业。

01

科技商学是重新理解行业

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即使专业中没有“石油”二字，也依然要学习石油全产业链的相关知识。王建良告诉记者，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经济管理学院早期的师资，几乎都是从工科转过来的。“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乃至老院长，都有工科背景。比如近年退休的学院老领导罗东坤老师有地质勘探专业学习背景，老院长张宝生老师则是学采矿工程出身。”

这些教授善于用微观经济分析和产业规划直接服务于本行业。王建良在攻读研究生期间，做的正是储量与产能预测这类与工程紧密结合的微观分析，留校任教后，又转向油气开发过程中的环境影响评估、减排技术布局与政策应对研究，而这些研究，几乎每一项都绕不开对上游工程工艺的系统理解。对产业链上下游全流程的系统认知，正是理工科经管服务行业最重要的基础。

然而这条紧贴产业的路径，在发展中期一度被“稀释”。随着学科建设逐渐趋同、评价体系日益标准化，不少行业类经管学院和综合类院校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学院与产业之间的黏性在减弱。王建良坦言，这是包括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在内的许多行业院校都经历过的一段“泛化”过程。

如今，王建良把“科技商学院”看作一次重新和行业结合的契机。他认为，科技从来不是抽象的，它总是附着在具体的产业之上，“你能不能真正理解产业的技术变革，服务好一个行业的发展，这才是关键”。因此，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经济管理学院给自己的“科技商学”定义，就是要在能源这一具体赛道里，重新回答商学院能为产业转型、数字化、低碳化做什么。

比如过去，学院服务的主要是传统石油和天然气产业；今天，能源行业同时经历低碳化、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新能源、储能、碳管理、人工智能都开始与传统油气产业发生联系。传统能源企业过去更关心产量、成本和效率，现在还必须回答碳排放、能源结构、数字化转型、ESG评价等新问题。

“我们的特色还是能源，特别是在能源转型和行业数字化的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这是我们和其他商学院非常重要的区别。”在王建良看来，科技商学不是要求所有商学院都变成一种模式，真正有价值的科技商学应该建立在各自对行业的理解之上。

02

把课堂搬进产业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经济管理学院帮助学生理解产业，首先体现在课程体系的顶层设计上。学院提出了“1+3+N”的课程体系，这里的“1”是指所有学院专业都要学习通识类的课程，由全校统一部署；“3”是指三类大的平台课，即经管平台课、能源特色课和数智升级课；“N”则是指各专业的核心课，每个专业对应不同的课程内容。其中，能源特色课与数智升级课，都是对能源行业、所涉技术及数智化解决方法的学习。

在具体的课程教学安排上，“我们过去的课程教学更多是偏理论的学习，导致学生把理论知识和现实问题相关联的能力较弱。”王建良说，为了解决这种脱节问题，学院在大三会开设一些场景类课程，主要由学院具有工科背景的老师来授课，他们把一个个行业案例转化为研究场景，并通过场景把行业知识、所涉技术、经管理论知识等有机结合，避免了简单的课程知识堆叠。

场景类课程的很多案例，都来自学院教师团队真实的产业项目。比如学院与中国海油集团能源经济研究院合作，历时3年研发了一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能源系统综合评估模型，并依托该模型开展中长期能源转型的研究及报告发布工作。这套模型能够回答在不同碳约束、不同经济情景假设下，中国能源结构将如何演变的问题，“我们有大量的学生参与到这个课题里，这些研究成果，最终都反过来融入了我们的日常教学之中。”教师团队的产业课题，成为课堂案例和教学的源头活水。

但AI时代，高校普遍面对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学生还需要通过课堂获取知识吗？王建良说，他也常常和学院的老师们共同思考这一问题：当知识越来越容易获得，商科教育究竟还要教什么？“大模型带来的直接变化就是获得答案的效率提高了，成本变低了。”王建良说，但这并不意味着商科教育的价值在下降。

“AI越擅长提供答案，‘提出什么问题’就越来越重要。社会科学非常重要的能力，就是提炼问题、提出问题，这也是商科不容易被简单替代的原因。”王建良认为，工程技术面对的很多问题具有较强的确定性。相同的条件下，一个物理规律不会因为今天和明天不同而改变，但管理学研究的是由人构成的组织，其行为逻辑都会随着环境、制度和利益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具有更强的可变性、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能不能判断眼前发生了什么，哪些变量最关键，问题究竟应该如何定义，这些非常重要。

教学中，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经济管理学院强调让学生先判断“这究竟是什么问题”，然后知道应该用哪种理论、方法和工具解决问题。王建良认为，现在很多学生真正欠缺的，就是这一层能力。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经济管理学院推行了“产业教师第一导师制度”，这也意味着学生在读研阶段，有机会和真正的产业专家深度交流。学院会筛选并聘任一些行业内资深专家担任学生的“第一导师”，这些导师从选题、研究到答辩全过程指导学生。而“第二导师”才是学院的教师，他们承担学术规范性把关工作。“在国内经管类院校中，第一导师由企业方担任的做法应该不多见。”王建良说。与之配套，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经济管理学院还有一套“送出去”机制，挑选在读生前往对方企业，跟随部门负责人完成完整的产业课题，“这不是让学生松散地实习，而是真刀真枪学习解决企业的真问题。”

在王建良看来，这种培养方式的价值，并不仅仅体现在就业率，更重要的是，它帮助行业特色高校重新找回了自己的“行业标签”。“我们学院专业毕业的学生当然要具备和其他财经院校毕业生一样的经济管理基本能力，但在此基础上，还应该比别人更早更多熟悉能源产业链。同样是学经管，我希望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毕业的经管学生，至少应该了解能源、了解油气。如果对这些一问三不知，竞争力就不强。因为大家都有一套工具，但石油大学的学生除了会用工具，还应该知道这个工具在能源行业里怎么用。”

面对科技成果转化难题，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经济管理学院的做法是，引进具有实战投资、成果转化经验的老师，他们在投行领域工作多年，有丰富的实操经验。课堂上，这些老师不仅讲理论知识，还以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丰富的相关技术源泉为对象，通过在学校范围内筛选技术、推动转化的方式，让学生能参与成果转化的实战过程。王建良认为成果转化在课堂中是实践出来的，而不仅是理论教出来的。经过这种训练，实质性地促进了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工科老师的技术转化，更关键的是训练了学生的实践能力。这门课带来的直接结果是，一些原本很少进入头部投行、投资机构的本科生，如今已经能够凭借这段“实战”经历拿到相关岗位的Offer。

此外，学院还与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联合发起“创青春”中国青年碳中和创新大赛，今年已是第四届，每年吸引近千所高校和机构参与，多个低碳技术项目已在北京落地。王建良希望这个赛事平台，未来能够沉淀为学院自己的“技术资源池”，成为科技商学从课堂延伸到产业转化的另一条路径。

03

ESG成为教学底色

能源行业的特殊性，让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经济管理学院在讨论科技商学时，很难绕开“能源转型”这个关键词。过去，油气行业最核心的目标是提高产量与生产效率；但在“双碳”目标提出、监管部门要求ESG强制披露的大背景下，评价一家能源企业的标尺变了。企业不仅要回答“生产了多少”，还要回答“这些能源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排放了多少二氧化碳和甲烷，用了多少吨水，能源结构是否可以优化，低碳技术增加的成本企业是否承担得起”等问题。

油气行业的传统使命是尽可能扩大产出，而ESG强调的是在产出的全过程中降低环境影响，技术也没有办法立刻让这两件事解耦。因此对石油企业而言，最先要回答的其实是一个战略定位问题：在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自己要成为一家什么样的公司？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更现实的情况是，企业往往还是先把眼前的现金流和生存问题解决好，再去谈更长远的转型目标。

事实上，油气行业在ESG层面已经积累了大量切实可行的做法，只是过去缺乏系统化的呈现。王建良举了几个例子：玉门油田这类老油田正通过大力发展新能源，从传统油田向“零碳油田”转型；胜利油田通过对自备电厂的绿色改造，降低对火电的依赖；渤海油田海上作业平台也开始通过岸电替代，降低海上平台的温室气体排放。在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领域，胜利油田与齐鲁石化合作建成了国内首个百万吨级CCUS项目，将高浓度二氧化碳捕集后注入地下用于驱油，实现“利用”与“封存”的双重效果。在甲烷治理上，行业内已经从早期的“冷放空”升级为“热防控”或回收利用，国内的石油公司也通过联合成立“中国油气企业甲烷控排联盟”等方式，实质性地参与了全球甲烷治理。此外，碳交易市场与CCER机制，也正在把企业的减排行为从过去的“合规负担”，转化为具有市场价值的资产。“这些改变，都能实实在在改善企业的ESG表现，而且是我们能做、正在做的事。”

王建良认为，能源转型绝不是一个纯工科问题，学院很早就开始设置气候变化经济学等课程，并围绕碳管理、能源转型综合评估、低碳技术经济性等开展研究。这些研究中，大量学生会参与真实项目。王建良认为，对行业高校来说，这是非常关键的能力。

记者注意到，当前企业发布的ESG报告中，与高度标准化、可量化的财务报表相比，ESG披露仍存在大量基础能力不足。企业到底产生了哪些环境影响？每一项影响有多大？用了什么技术？减排了多少？不同企业之间是否能够比较？如果这些问题没有被解决，ESG很容易停留在“做了哪些好事”的叙述层面。王建良告诉记者，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经济管理学院正在建设相关数据库，研究量化评价方法，也在探索减排技术产生的环境价值能否进一步转化为资产，并在会计体系中得到体现。“我们研究先行，让学生在学校里掌握数据库、数据核算和评价方法。在他进入企业之后，才能更好地参与企业相关工作，并逐步让事情做得更规范。”

而“标准”是ESG另一个重要的问题，目前全球有不同的披露和评价体系。如今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经济管理学院团队已经牵头或参与制定了多项数字化碳排放、天然气全产业链碳核算等团体标准和国家标准，同时正与相关企业推动一些国际标准的制定工作。“谁能制定标准，谁就掌握了主动权。”王建良直言，中国要真正拥有ESG领域的话语权，就必须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出一套融入中国理念又能被国际接受的标准体系。

事实上，能源问题始终存在着能源安全、经济可负担性和环境可持续性这一“不可能三角”，王建良认为，商科教育真正要教给学生的，不是告诉他们三者谁最重要，而是理解现实中的“平衡”，比如减碳不能一刀切，不能以牺牲大众追求美好生活为代价。

显然，ESG之于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经济管理学院，早已不是一门附加在经管教育之外的选修课，而是这所学院观察产业、研究产业、培养人才的默认视角，是刻进课程体系与科研基因里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