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川归海丨黄书元

大川归海——深切怀念海南出版社原社长袁大川同志

黄书元

（韬奋基金会副理事长、人民出版社原社长）

八月十二日，朋友发来一条微信：袁大川社长仙逝了。我盯着那几个字看了很久，脑子里一片空白。反应过来后连着问了三句：什么时候？人在哪儿？他回海南了吗？回复说，上午，在北京。

就在不久前我们还通过电话。他的声音一如既往地洪亮，不像被病拖垮的人。他说在几家医院之间来回跑，看心脏，也看肺，但口气还比较轻松，说肺癌现在有免疫疗法，心脏可以装支架，无非人受些罪。我说等你看好了，咱们找几个老朋友好好庆祝一下。他在电话那头笑了：这个可以有，不过得我来做东，不然我就失信了。

他说的失信，是今年春节前就许下的一个诺言。那时候他说来北京要请朋友们吃饭，后来一直没有消息，我也不好催。再后来他发来消息，说体检出了问题，得先治病，聚餐往后推推。

我这才想起，他这些年三天两头往北京跑，一来是女儿一家在北京，看看外孙辈；二来是看病。他满口牙坏了要种牙，我给他介绍了一个牙医，他去后问了，嫌价格贵，自己另找了一家，还反过来推荐给我，说又便宜手艺又好。这个人就是这样，什么时候都惦记着朋友。后来他又去治慢阻肺，再后来听说又查出肺癌，抽了几十年烟，肺上出毛病也不奇怪。

四月里我去他女儿家看他。屋里就他和老伴张老师。看上去也还好，只是面色暗淡了一些，有点发黄，他坐在桌前改一篇稿子，说是写他祖父的，有家杂志社已经答应刊发，他还在逐字打磨。我们谈了很长时间，临走时他把两篇文章送给我，说让我帮着改改，一篇《我的祖父袁吉六与毛泽东主席的师生情谊》，一篇《祖父袁仲谦二三事》。

他祖父袁吉六，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的国文老师，学生们叫他“袁大胡子”。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讲述自己青年求学经历时，说这位袁老先生逼着他去钻研韩愈的古文，“所以，这该感谢‘袁大胡子’，至今，我还能写出过得去的古文”。一位能被毛泽东记一辈子的老师，对学生的影响之深可想而知。袁吉六中过贡生和举人，本可以入仕做官，但他不愿走仕途，一心教书育人。一个对学生极严厉的老师，对自己的子孙辈，要求也绝不会低。这份家风的底子，在大川身上留有烙印，他身上那股子文人的硬气和傲骨，大概就是从这儿来的。

老袁虽出身书香门第，但少年时家里并不宽裕，还捡过煤核打过柴，当过知青下过乡，该吃的苦都吃了。他说过：中学时学校来了个清华大学的老师，被打成“右派”下放到他们中学教物理，后来课也不让这位老师上了，只让他管学校的图书馆。老袁自小喜好读书，想多看几本馆里的书，主动提出帮那位老师抄书卡。结果老师嫌他字丑，不让他抄。他二话不说，回去下苦功练字，练好了再去找老师。

那位老师境遇坎坷却从不消沉，不仅把馆里的书打理得整整齐齐，还每天在图书馆门口挂一块小黑板，写几道物理题，任学生自学，并主动辅导学生。这份在逆境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的态度和近乎执拗的乐观，给老袁上了生动的一课：即使命运不公、时代不济，人也可以把生活安排得丰富多彩，从中找到乐趣。他跟着那位老师学物理，后来自己也成了一名中学物理老师。往后才转入出版行当，先后在湖南科技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当社长。我那时在安徽教育出版社工作，我们就是在那时候认识的，算下来几十年交情了。后来我到人民出版社工作，他去了海南出版社。海南出版社承担了地方人民出版社的职能，我们在业务上有很多交往，我也很敬重他的为人，所以渐渐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虽南袁北黄，山高水远，但音耗不绝。

20世纪90年代，海南出版社在原海南人民出版社的基础上升格组建。新建的省级出版社急需一个能操盘的带头人，海南本地没有合适人选，组织上从湖南出版系统选调了老袁。当时湖南方面十分器重他，据说几位局领导多次挽留，已经安排好让他进机关走仕途。但他不干。他说，想要的是干事的平台，不是安稳的位子。90年代的海南特区，政策活，机制新，他觉得去了能干成事。为了这一趟，他还做了让步——降半级过去，先以副社长身份主持全面工作，干出实绩再扶正。

他去的时候，应该说是临危受命。此前，海南出版业遭受了重大挫折，正处于低谷，人心涣散，百业待兴。他调到海南，先担任海南出版社筹备组负责人，开展筹建工作，成立之初，办公环境简陋，资金紧张，很多工作都得从头开始。

海南本地文化资源稀缺、本土作者与优质选题有限，图书市场也不大，社内大批编辑团队分散在全国、异地组稿、全域布局。彼时奔赴海南投身特区出版事业的青年编辑，皆是放弃原有稳定岗位、敢闯敢拼的行业精英，这群从业者思维敏锐、能力突出、个性鲜明，被业内称作“飞天蜈蚣”，极具创造力，但也难以管理。他精心指导，全力扶持，强化制度化、规范化，实行编辑室目标管理责任制，编印发一条龙，各编辑室独立核算，选题、组稿、印制、发行一揽子负责。社里只管政治导向和出版质量，不干预经营，给予各地分公司和独立编辑室最大的创作空间与经营自主权，同时建立高效规范的异地管理机制、严把内容质量关口，充分激活了改革开放时期的人才红利。

这一套机制在当时的全国出版界独一无二，今天看这些举措似乎稀松平常，但在90年代，他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经过几年辛勤耕耘，他凝聚全社力量，打造出风靡全国的“琼版旋风”，成为90年代中国出版界的亮眼标杆。那些年海南社出的书，说出去都响当当。《数字化生存》《光荣与梦想》《证券分析》《金融炼金术》《安妮日记》《故宫珍本丛刊》《海南地方志丛刊》《海南先贤诗文丛刊》等等，可以列出一大串书单，其中不少书不仅畅销，还获得了各种大奖。我记得大概是1997年，出版界管那一年叫“海南年”。这些事他从不拿出来炫耀，有人问到，他也表现得好像在说一件别人家的事情。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干了十分，嘴上只说三分。

回想跟他相识的这几十年，他身上最让我佩服的，是他那种老派知识分子的风骨。当了社长，不搞虚的，不摆架子，从不以领导身份居高临下，跟编辑们打成一片，亦师亦友，是个值得当一辈子朋友的人。他出书育人，爱惜人才，提携后辈，该批评的从不护短，该表彰的也绝不吝啬，尊重每一位编辑人员的思想与价值。一大批人才，在他手下发挥了才能，并茁壮成长，很多成了在全国出版界都叫得响的人物，有的后来在其他领域也做得风生水起，如刘文武、苏斌、任建成、曹汉俊、彭明哲，还有后来当上社长的蔡磊、王景霞等等，这些人各自干出了一番精彩的事业。这里面有好几位也是我朋友，说到老袁，他们都是心怀感激之情，说在他手下工作，感到既自在又不放羊，都能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他对谁好，好得掏心掏肺、披肝沥胆；同事、部下有事找他，他一定出谋划策，全力帮忙。看到部下做出了成绩，他比自己获大奖还高兴，会上会下表扬不停；看到别人做错了事，他是该说就说，该骂就骂，绝不含糊，有时甚至当场翻脸，严厉批评，不留情面，所以也有人对他又怕又爱。老袁走后，当年在他手下共事过的老同志，不少人从全国各地甚至海外专程赶到北京送他最后一程，可见大家对他的感情之深。

他也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为人正直守道，风骨凛然。曾有一位高校博导交来一部学术专著，题材冷门，市场前景不好，好几家出版社不肯接。老袁看完稿子，认为学术价值高，不能光算经济账，力排众议决定亏本出。书都排好版了，马上付印，那教授却派博士生专程到海口，说导师要毁约改投别家，因为别家稿酬开得更高。学生还带了红包，想私下通融免了违约金。老袁当场就火了。红包不收，违约金他主动免了，但话说得很重：免罚是我的度量，但你这导师见利忘义、失信违约，丢了知识分子的脸。更不像话的是，自己不肯出面，让学生来顶缸周旋，算什么为人师表，简直枉为人师。一番话说得那个学生也面红耳赤。大川早年在湖南教了将近二十年书，对师德看得极重，这种事他绝不含糊。

我也亲眼见过他的雷霆之暴。有一次我们几个人结伴出行，路上两个朋友为一点小事吵起来，吵得不可开交。老袁在旁边听着，实在忍不住，突然大喝一声：停！你俩像什么话？我原来对你们俩印象不错，没想到你们是这样的人！把我对你们这一代人的印象都破坏了！那是我唯一一次见他发火，近乎疾言厉色，但一针见血，两个人当场就清醒了。后来他们说老袁是一个真正的诤友，被他骂了，但心服口服。

老袁也是一个特有情趣的人。

一个朋友说，开会时他有个习惯，冗长的报告听着听着就闭目养神，看着像是睡着了，可主持人一喊“请袁大川发言”，旁边人轻轻一碰，他睁眼就开口，逻辑严密，观点犀利，出口成章。老朋友们打趣他：闭眼可小憩，睁眼即立论。

社里有人给他编了段话，说他：喝酒一喝就醉，打牌一打就输，背诗一背就错，开车经常迷路，喜欢指点别人，常常被人反驳。我拿这话当面问他，他听了，笑得很开心，灿烂得像个孩子，说都是那些小王八蛋编排我、拿我开涮。但也坦然承认：说得也没错，这些事虽然不是经常有，但毕竟醉过酒，输过牌，背错过诗，都有过。别人指出他的毛病，他从不记仇。

他背诗背古文是真功夫。与他聊天，他从李煜的婉约到李白的豪迈，再到苏东坡的旷达，《虞美人》《将进酒》《赤壁赋》随口吟来，一个话题能穿插好几个典故。不是卖弄，是胸中万卷书自然流淌。认识新朋友他总先问籍贯，问清了，那地方的山川风物、历史掌故、先贤人物，他便能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与他在一起，不仅快乐，而且长知识。

他天性乐观，病中也总说快好了，出院就请大家聚聚。我也一直相信。后来听朋友说，他肺上的毛病比说的严重，心脏想装支架也装不了，肾脏也出了问题，最后多器官衰竭。

退休之后他也没闲着。海南出版社编社史，他主动揽下主编的活，甄选文稿，梳理史实，给后人留一份真实的创业记录。他还花大力气整理祖父袁吉六留下的民国教材和书法著作，《文字源流》那些书经他手重新校勘出版。骨子里他还是个书生，他家里挂着“袁大胡子”写的对联：“远闻佳士辄心许，画放青山入座来”；“玉杯泛露谈三雅，绣幄焚香读六朝”。笔墨风雅，文脉绵长，这可能是他一生崇文重道、修身立德的根脉吧。

昨天我又翻出他送我的那两篇文章。他在附记里写了一句话：“本文系参阅各种史料和亲聆先辈们的谈话写就，力求平实、可信，不写联想、推测类的文字。”其实这不仅是笔墨，也是他自己做人的原则。老袁这一辈子，不花哨，不投机，凭真本事吃饭，凭真性情待人。

他走了，那个胸有大志、腹有诗书的袁大川，就这样走了，出版界少了一位懂出版、讲义气、有情趣的书生，可他留在海南出版社的那些书，他带出来的那些人，还有他骨子里那股子湖南人的硬气，应该都还在。

大川，一条奔腾不息的大河！

大川归海，书香长存。

（2026年8月）

来源：南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