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2026年8月，老尹专程来医院看望张明仪医生。医院供图
“我要感谢贵院的张明仪医生，你是把我从3个月倒计时里拉回来的人，感谢肝胆胰外科的所有医护。26年了，2000年9月的点滴依然历历在目……”
2026年8月，四川省肿瘤医院收到一封来自攀枝花患者老尹的感谢信。信纸字里行间，细细描摹着二十多年前的救治细节，医生的话语、彼时的神情，老尹都记得分外清晰。一纸来信，牵出一段跨越26载的温暖医患故事。
时间回到2000年秋，32岁的老尹事业正蒸蒸日上。可一场突如其来的腹部剧痛，打碎了平静的生活。当地医院检查结果犹如晴天霹雳：肝右叶巨大肿瘤。当地医生给出残酷的结论：已无治疗价值，生命最多只剩3个月。
“肿瘤怎么都痛，就算打杜冷丁止痛针，也只能短暂缓解几个小时。”回忆起当年，老尹依旧感慨。更大的难题摆在眼前：肿瘤体积庞大，而留存的健康左肝叶体量过小，如果直接切除病灶，肝脏无法维持身体运转，手术风险几乎是九死一生。
家人没有认命。妻子、年幼的孩子、年迈的岳父母，陪着他从攀枝花辗转赶到四川省肿瘤医院。
接诊的是肝胆胰外科医生张明仪。摆在他面前的，是当时肝癌治疗最典型的“死结”：手术切除，有机会根治，但残肝不足，术后肝衰竭风险极高，几乎九死一生；介入治疗，相对安全，但无法根除肿瘤，复发只是时间问题。
这正是2000年前后肝癌治疗的现实困境。彼时肝癌有效治疗手段有限，能够手术便争取手术，无法手术则选择介入，单纯化疗收效甚微；肝癌首款靶向药物，还要等到 2007 年才问世。
张明仪和老尹的岳父进行了一次深谈。得知老尹寒窗苦读考上大学，踏实奋斗拥有了事业与美满家庭，还有尚且年幼的孩子。张明仪在医案记录里写下了他当时的心境：“我心里生出一股念头，要再想想别的办法，拼一次，争取实现安全根治。”
一篇文献，点燃破局之火。科室会诊共识一致：手术可以尝试，但必须先让健康的左肝“长大”。
这个想法在当时并不超前，但国内尚无成熟实践。张明仪翻遍手边期刊，终于在1998年《中国实用外科杂志》上找到一条线索——PVE(门静脉栓塞术)，可通过阻断患侧血流，迫使健侧肝脏代偿性增生。
受此启发，团队结合医院条件，制定了一套“个体化组合方案”：开腹结扎患侧门静脉，为左肝“让路”；植入肝动脉泵，行栓塞联合化疗灌注，一边抑瘤，一边促增生。
这不是教科书上的标准路径，而是“文献+现实”逼出来的改良方案。
方案实施后，等待是煎熬的。老尹岳父每天守在病房，张明仪团队则反复测算肝功能指标。
一个多月后复查：肿瘤从20厘米缩至17厘米，甲胎蛋白(AFP)从3万骤降至接近正常值的十几个单位。
效果远超预期。
但此时老尹却犹豫了——既然效果这么好，还要不要再挨一刀？
张明仪态度明确：“植泵栓塞能控制，但清不干净。要根治，必须切除病灶。”
最终，老尹选择信任。
术后病理报告证实：肿瘤包膜处果然查见残留癌细胞。如果当时放弃手术，复发几乎不可避免。
2000年11月，根治性切除完成。切下的肿瘤，如婴儿头颅大小。
术后，老尹身体虚弱，难以耐受化疗。团队及时调整方案，引入中药辅助康复，并制定严格的随访计划——每3个月一次，从未间断。
张明仪专门手写了一份完整医案，记录的不只是病程，还有每一次术前争论、每一丝转机苗头。
他说：“这份医案是跟死神较量的作战图，也是给年轻医生看的——在极限困境下，怎么查文献、找思路、反复论证、调整方案。只要病人还有一线希望，医生就不能先泄气。”
26年过去，老尹各项指标长期正常。他53岁考取驾照，爱上自驾，从川西高原到新疆戈壁，把当年“3个月”的倒计时，活成了千山万水的自由。
今年出发新疆前，他写下那封信。他在电话里笑着说：“于医生而言，这或许只是众多病例中的一个；可对于我和我的家庭，这就是全部的人生。”(王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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