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资管巨头接连调整，中国公募市场为何难留住外资？

一家全球管理规模超过1.18万亿美元的资管巨头，也被推到了中国公募市场去留问题的聚光灯下。

近日，有消息称，富达国际正考虑退出其全资控股的中国境内公募基金公司，相关安排仍处于讨论阶段，并需获得监管批准。

尽管随后富达基金回应称，富达国际仍将中国视为重要市场，在战略或市场布局方面“没有任何需要汇报的变化”，并将继续通过全球投研能力以及跨境投资解决方案服务中国投资者，但这场传闻依然引发了市场对于外资公募在华发展困境的讨论。

毕竟，就在今年5月，另一家全球资管巨头施罗德刚刚调整中国公募业务布局，将旗下3只公募基金的管理人变更为路博迈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从施罗德调整公募业务，到如今富达退出传闻，再叠加贝莱德、路博迈等机构规模迟迟难以突破，外资巨头进入中国公募市场后所面对的问题，似乎已经不再只是个别机构的经营波动。

全球资管巨头在海外市场验证过的成功模式，为什么到了中国公募市场，却很难复制？

答案可能并不完全在投资能力，而在于它们低估了中国公募市场“渠道为王、流量驱动”的本土规则。

外资公募的规模瓶颈

过去几年，中国金融市场不断扩大对外开放。

随着外资持股比例限制逐步取消，全球资产管理机构开始获得独资设立公募基金公司的机会。

2021年，贝莱德基金率先成立，随后富达基金、路博迈基金、施罗德基金等外资独资公募陆续进入市场。

当时，这些全球资管巨头看到的，是一个拥有庞大居民财富、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以及不断扩容的养老金体系。

对于管理规模动辄数千亿美元乃至万亿美元的国际资管机构而言，中国似乎是一片规模巨大的增量市场。

富达显然也曾对中国市场寄予厚望。

资料显示，富达基金成立于2021年5月，并于2022年12月正式获批开展公募基金管理、基金销售及私募资产管理业务。作为全球资管巨头富达国际在中国的全资控股公募平台，公司成立以来持续获得股东投入。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2026年5月25日，富达基金注册资本由2亿美元增至2.18亿美元。这已经是公司成立以来的第七轮注资，相较成立之初3000万美元的注册资本，增幅超过6倍。

但持续加码的资金投入，并没有换来同步增长的管理规模。

数据显示，富达基金管理规模曾在2024年四季度达到68.27亿元的历史高点，随后连续4个季度下降，到2025年末仅剩28.98亿元，较峰值缩水超过一半。

虽然2026年一季度凭借新发债券基金，规模重新回到45亿元左右，但放在整个公募行业来看，依然处于相对靠后的位置。

截至8月25日公示信息显示，富达基金员工约94人，其中基金经理6人、投资经理4人。

更值得关注的是，规模瓶颈之外，公司核心管理层也出现了较为频繁的调整。

2026年4月，富达基金原董事长李少杰因工作调整离任，由富达国际亚太区总裁莫达文接任；5月28日，上任仅一年的总经理孙晨因个人原因辞任，由财务负责人陈培文代任。

尽管富达基金成立5年，董事长一职已历经四任。

人事变化与规模波动叠加，也让外界开始重新审视富达在中国市场的经营情况。

事实上，富达的问题并非个例。

目前，摩根、宏利两家外资机构管理规模已经突破千亿元；贝莱德、路博迈规模刚刚跨过百亿元关口；而富达、施罗德、安联、联博等机构的管理规模仍在50亿元以下。

对于资产管理公司而言，规模本身并不是唯一目标，却是商业模式能够持续运转的重要基础。

没有足够规模，全球资管巨头再强的投研能力，也很难在中国公募市场形成真正的商业回报。

而这恰恰是外资公募进入中国之后遇到的第一道门槛。

一道绕不开的渠道关

经过二十多年发展，中国公募基金已经形成了一套高度本土化的竞争体系。

其中最核心的两个关键词，就是渠道和流量。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仅招商银行一家的非货公募保有规模就达到约1.25万亿元，蚂蚁基金非货保有规模更达到约1.8万亿元。

银行凭借庞大的客户基础、线下网点以及长期形成的客户信任，仍是公募基金销售的重要渠道；蚂蚁、天天等互联网平台，则依靠流量、场景和便捷的交易体验，成为公募基金触达个人投资者的重要入口。

这意味着，投资者最终买什么基金，很多时候并不只取决于基金经理的投资能力，还取决于产品能否进入销售渠道、能否获得流量曝光以及能否触达足够多的投资者。

这与欧美成熟资管市场存在明显差异。

在美国等成熟市场，养老金、保险资金、投顾体系等长期资金是资产管理行业的重要支撑，被动投资和长期持有文化也更加成熟。

而中国公募基金市场长期以来更依赖银行代销、互联网平台以及基金经理的个人品牌。

这也解释了一个看似反常的现象：全球资管巨头并不缺投资能力，却普遍缺少中国公募市场最需要的本土渠道积累。

对于已经拥有成熟全球销售体系的外资巨头而言，进入中国意味着需要重新建立与银行、互联网平台以及其他销售机构的合作关系。

而这些关系并非短期内可以复制。

更重要的是，中国本土头部基金公司已经在这一领域形成了明显的先发优势。

截至2026年二季度末，中国公募基金总规模已经达到39.66万亿元，产品数量超过1.42万只，近一年规模增长超过5万亿元。

但在如此庞大的市场背后，是165家左右基金管理机构的激烈竞争。

行业规模也高度集中。规模排名前十的基金公司合计管理规模达到15.79万亿元，占全市场的近四成。

如果按照非货币基金管理规模计算，易方达基金、华夏基金和广发基金的管理规模已经分别突破万亿元。

它们不仅拥有庞大的客户基础，还建立了成熟的银行渠道体系、完整的产品矩阵以及规模化的投研团队。

对于刚刚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公募而言，要从这样的竞争格局中切走一块足够大的蛋糕，并不容易。

这也意味着，中国公募市场真正的竞争壁垒，并不只是投研能力，而是投研、产品、渠道、品牌和客户生态的综合能力。

而这恰恰不是全球资管巨头最擅长的地方。

海外优势为何难以迁移

如果说渠道是外资公募必须补上的短板，那么对于中国市场竞争逻辑的理解不足，则可能是更深层次的问题。

很多外资机构进入中国时，看到的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增量市场。

但它们可能忽略了，中国公募市场早已不是一片等待开发的蓝海。

过去十年，公募基金行业经历了权益市场扩张、明星基金经理崛起以及主动权益产品快速发展的阶段。

但近年来，行业增长逻辑已经发生变化。

主动权益基金增长放缓，基金费率持续下降，ETF快速崛起，整个资产管理行业逐渐进入“低费率、高竞争”的新阶段。

这对于外资公募而言，实际上提出了更高要求。

尤其是贝莱德这样的全球ETF巨头，理论上拥有全球领先的被动投资和ETF管理经验，但其最具优势的商业模式，却并没有简单复制到中国市场。

贝莱德中国区负责人、贝莱德基金董事长范华此前就曾表示，海内外ETF在盈利模式和市场有效性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背后的原因并不难理解。

中国投资者结构、销售渠道以及投资行为，与美国等成熟市场并不完全相同。

美国市场拥有较为成熟的养老金体系，机构投资者占比较高，被动投资文化也已经形成。

相比之下，中国公募市场个人投资者参与度较高，短期交易特征也更为明显，投资者的基金选择更容易受到市场热点、产品业绩以及销售渠道影响。

因此，一个在美国市场已经跑通的商业模式，并不意味着到了中国市场依然能够自然成立。

富达显然也在尝试寻找自己的答案。

一方面，公司利用母公司在全球养老领域的经验，将养老FOF作为差异化方向，并推出旗下首只养老目标FOF。另一方面，公司开始借助香港市场寻找跨境业务空间。

2026年7月29日，富达基金宣布旗下首只互认基金“富达环球投资基金—香港债券基金”获批，并于8月10日正式开售。

富达基金代理总经理陈培文也表示，希望依托富达全球投研平台和投资管理经验，将全球能力转化为更加贴近中国内地投资者需求的解决方案。

这些动作说明，富达并非没有尝试。

相反，在规模增长不及预期之后，外资公募正在主动寻找新的突破口。

但问题在于，养老FOF和跨境投资能否形成足够大的规模，仍需要时间验证。

而对于一家需要持续投入、同时又必须尽快实现规模效应的公募基金公司而言，时间本身就是成本。

外资公募的本土化考验

过去几年，全球资管巨头带着成熟的投资理念、全球化投研体系以及庞大的资产管理经验进入中国。

但进入之后才发现，中国公募市场真正的竞争，从来不只是“谁的投资能力更强”。

谁能够建立渠道，谁能够触达客户，谁能够把投研能力转化为符合本土投资者需求的产品，谁能够在激烈的费率竞争中形成规模效应，最终决定了一家机构能否真正站稳脚跟。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外资公募虽然拥有全球品牌，却始终难以突破百亿元规模；而部分本土基金公司却可以凭借渠道、产品和客户生态，快速建立千亿乃至万亿元级规模优势。

当然，外资公募也并非没有机会。

中国公募市场仍在扩容，居民财富管理需求仍然存在，养老金、个人养老金以及跨境投资等领域也在不断发展。

真正的关键在于，外资机构能否完成从“全球模式输出”到“本土能力重构”的转变。

中国市场需要的不是简单复制海外经验，而是将全球投研能力真正嵌入本土投资者的需求、渠道和产品体系。

对于富达而言，股东持续注资、管理层调整以及养老FOF、跨境产品等一系列动作，或许都是在寻找这条路径。

而对于整个外资公募行业来说，富达的规模困局也提供了一个值得观察的样本：当头部本土基金公司凭借渠道、产品和规模效应不断强化护城河，外资机构过去赖以成名的全球品牌与海外投研经验，能否真正转化为中国市场的客户、产品与规模，仍需要时间验证。

富达的这场传闻或许终有答案，但外资公募在中国市场的本土化考验，显然还远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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