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 魏诗丁
前段时间，一封感谢信送到长治中院陈婷婷法官手中。写信人用朴实无华的文字，向承办法官及审判团队表达了深深的谢意。
某山（文中人名皆为化名）在工作中不幸因工死亡，其参保单位将死亡性质申报为“因病或非因工死亡”，导致社保机构按照“因病或非因工死亡”申报标准，向某山的社保卡里发放了个人账户继承款与遗属待遇款，共计10415.25元。
后社保机构发现申报标准与实际情况不匹配后，明确要求退回该笔款项，否则无法按照工亡标准重新办理相关待遇申领手续。而此时，这笔款项早已被某山的配偶某菊支取。
某英是某山的姐姐，为了让年迈的母亲能顺利申领工亡供养亲属抚恤金，她无奈之下，自掏腰包向社保机构垫付退回了10415.25元。事后，某英以不当得利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某菊返还自己垫付的这笔款项。
一审法院审理后，以某英未能充分举证证明某菊为实际得利人等为由，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某英不服一审判决，随即提起上诉。
案件进入二审程序后，承办法官敏锐地察觉到，这起看似简单的纠纷，实则是家庭失去顶梁柱后，亲人之间的情感与利益纠葛，若处理不当，极易让本就深陷悲痛的家人矛盾激化，彻底伤及亲情。
但案件审理面临重重阻碍：某菊经法院合法传唤，一审、二审均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任何书面证据及答辩意见。
而某英作为普通群众，个人举证能力有限，仅凭自身力量，根本无法查清案涉款项的真实去向，案件审理一度陷入僵局。
某英虽向二审法院提交了调取某山银行账户流水的申请，但承办法官并未止步于此，心中的疑惑始终未曾解开：案涉款项为何会发放错误？两类死亡待遇的核发标准有何不同？款项核发项目、对象、金额具体有何区别？某菊是否属于案涉款项的合法权利人？
面对一方缺席、一方举证困难的被动局面，承办法官没有机械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规则，而是坚守司法为民初心，坚定“绝不让老实人吃亏，绝不让真相因一方缺席被掩埋”的办案信念，主动依职权开展调查取证工作。
审判团队先后前往银行、社会保险中心，调取关键证据材料。银行账户交易流水与销户凭证清晰证实，案涉款项被分多次提取，且最终由某菊本人办理了账户销户手续。
在社会保险中心，工作人员详细讲解了“因工死亡”与“因病或非因工死亡”两类待遇在核发款项、发放对象、申领标准上的核心区别，也厘清了案涉款项发放、追回的全部经过。
社保中心出具的正式回函进一步证实：本案系参保单位将“因工死亡”申报为“因病或非因工死亡”所致，案涉款项需退回后方可重新办理工亡待遇申领；应发放款项不含遗属待遇，供养亲属抚恤金需另行核发；某英确为协助母亲顺利申领抚恤金，自行垫付完成退款；某菊因年龄不符合申领条件，不享受供养亲属抚恤金待遇。
查清全部案件事实后，承办法官依法审理认定：某英为消除社保待遇申领障碍，助力母亲顺利领取供养亲属抚恤金，主动垫付案涉款项，其行为合情合理；在案完整证据链足以证明，某菊实际取得了案涉款项，符合不当得利的法律构成要件。
据此，依法作出改判：判令某菊于判决生效十日内，返还某英全部垫付款项。
令人欣慰的是，判决生效后，一审、二审始终消极缺席的某菊一方，主动联系法院咨询还款流程，并在法院引导下，将案涉全部款项足额返还某英。这一主动履行的举动，恰恰印证了本案判决的公正性，即便曾消极应对的当事人，在看到事实清楚、说理透彻的判决书后，也由衷认可判决结果，愿意主动履行。这份判决，既契合法律规定，更贴合人民群众心中朴素的公平正义观。“这起案件标的额虽然很小，却牵动着一个家庭的悲欢，关乎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承办法官感慨道，“某英为了痛失爱子的老母亲，主动垫付钱款；某菊主动返还某英垫付款，这都是难能可贵的亲情担当，我们更不能让这份善意落空，不能让司法失去应有的温度。”
正是秉持着“小案不小办、民生无小事”的信念，承办法官主动奔走调查，用扎实的履职还原真相，用专业的裁判守护公平。
法律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群众合法权益、呵护世间亲情温情的坚实屏障。
一封感谢信，寥寥数语，足以抵过所有奔波辛劳，也时时提醒我们，永远保持初心，善待每一份奔赴而来的信任，始终坚守司法为民初心，用心办好每一起民生小案。 （作者系长治中院立案庭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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