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储盈实方能民心安

（来源：人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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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仓储充盈与否，从来不止是简单的粮食问题，更关乎民心向背、社会安定、家国兴衰。我国历代政权高度重视仓储建设，仓储一般分为官仓和民仓。官仓多服务于平抑粮价、军政粮需，民仓多解决百姓灾荒年月、青黄不接时节缺粮问题，二者共同构筑起国家防灾避难的坚实支撑。千百年来，一座座粮仓伫立在华夏大地上，让寻常百姓免于饥馑之忧，为盛世繁华筑牢物质根基。

关键词:仓储 民心 官仓 民仓

【中图分类号】S379 【文献标识码】A

仓储兴则民生稳，储粮安则天下宁。重储固本是我国稳定民生、固安社稷的重要方略，彰显农业大国数千年的治理智慧。中国地处季风气候区，洪旱灾害时有发生，在粮食产量不稳定时期，仓储是百姓防灾避难的底气。“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储盈实是知书识礼的前提。千百年来，一座座粮仓伫立在华夏大地上，收纳四季耕耘所得，抵御天灾岁荒，抚平年岁波动，让寻常百姓免于饥馑之忧，为盛世繁华筑牢物质根基。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民以食为天，国以民为本。农业是人类最早开展的生产活动，更是维系族群存续、文明繁衍最根本的物质依托。无论传统农耕，还是现代化种养，皆需顺应天时、依托地利，与自然环境存在密切的关联。我国是农业大国，民谚“天有不测风云”，道出农业生产期盼的风调雨顺并非常态，无论风霜雨雪还是洪旱蝗涝，都会直接造成粮食减产，进而牵动百姓生计。因此，历代王朝在劝课农桑、发展生产的同时，无不将修建仓储、储备粮食、抵御灾荒作为长久推行的重要经济政策。

儒家经典《礼记》涉及储粮：“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本着这样的思想，《汉书·食货志》进一步阐述：“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这是西汉前期晁错呈交皇帝《论贵粟疏》中的一段经济对策，其中务农桑，实仓廪，从农业生产源头到粮食储备构成系列关系，农业产品是民生的基础，仓储则是百姓安稳度日的保障。其实，建立仓储，防灾避难，不仅事关民生，也是维系社会安定、规整社会秩序的基础，早在春秋时期管仲辅佐齐桓公治理齐国，就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序》）。礼节与荣辱是一个时代社会风貌与文明素养的表现，而这一切均建立在“仓廪实”的基础上 。从《史记》《汉书》直至明清，历朝君臣论及治国安邦，无不引述、践行管仲的这一理念。正是如此，从理论到实践，“实仓廪”这一经济政策不仅纳入西汉时期的治国理念，且在后世两千多年中代代传承、经久不衰。

官仓平抑粮价、服务国家的作用

中国历史上防灾避难的仓廪，分为官仓、民仓两类。《汉书·食货志》记载，西汉时期建立的常平仓即官仓，目的在于平衡季节间粮食价格，“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这是说，在一年中粮食价格低的季节，由国家用高于市场价格而采购，存入仓中；当粮食价格高的季节，又以低于市场价格卖出，通过这项平价买进卖出的举措，平抑由商人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带来的伤农后果。汉代建立的常平仓制度，是官仓中的一种类型。历史上，官仓的类型很多，多服务于军队、中央政府以及皇室消费需要。汉代重要官仓有设在京畿地区的国有粮仓，其中太仓、籍田仓均在长安附近，长安城近郊有甘泉仓、细柳仓、嘉仓，稍远之处有位于华县的华仓。汉代实行郡县制与王国制并存的地方管理制度，按照当时规定，各郡县均有常设之仓，即郡仓、县仓；王国所在之处也同样设有官仓。边地驻兵之处，视级别高低设置仓储，都尉一级、侯官一级均设有粮仓。此外，各地农官下属也在当地设置粮仓。[1]

隋唐两代随着运河的开凿，东都洛阳成为水路通衢。隋代洛阳及其毗邻地区运河沿线均设有仓廪，河阳仓（今河南偃师）、常平仓又名太原仓（今河南三门峡市）、黎阳仓（今河南浚县）、广通仓（今陕西华阴，大业初改名永丰仓）、洛口仓（今河南巩义）、回洛仓（今河南洛阳）、含嘉仓（今河南洛阳）、子罗仓（今河南洛阳）均是当时重要的国家粮仓。[2]唐代承袭隋代仓廪的同时，又添设了新仓，并实行“缘水置仓，转相受给”的制度（《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唐德宗建中元年六月甲午）。众多的粮仓不胜枚举，仅以含嘉仓为例，可以看出粮仓规模之大。含嘉仓为设在洛阳的国家官仓，仓有城，建在东都洛阳城北，分为仓窖区、场区及纳粮区。仓窖区即储粮区，占据城内大部分面积，是仓城的主体部分。[3]考古界在仓城东北与偏南地区勘探出大小不等，圆形或椭圆形地下粮窖259座，如果将铁路和建筑物下面的粮窖估算在内，仓城应有粮窖四百座以上。窖口直径最大18米，一般10—16米；窖深最大12米，一般7—9米，每窖储粮五六十万斤，算下来仅含嘉仓储粮就达200万石。[4]这与《通典·食货》记载的数字基本吻合：“隋氏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隋唐时期，所有围绕洛阳形成的仓廪均为官仓。

自唐宋至元明清，历代王朝漕运调粮均沿用转般法，保障南北粮运畅通。所谓转般法，即在运河沿线分段设置漕运粮仓，实行逐段接运、分段转运的漕运模式。这一制度依据运河各河段不同的水文条件、河道特性，通过换船转运、更替漕工的方式，规避航运风险，最大限度保障漕粮运输安全与运输效率。明代曾经使用过的海运逐渐淡出，“国家都燕，盖极北之地，而财赋之入皆自东南而来，会通一河譬则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祸，况自古皆是转般”（[明]丘浚《大学衍义补》卷三四《制国用》）。会通河为运河上的一段，最初指临清—须城（今东平）间的一段运道，后来向南延伸至徐州茶城，这是运河关键的一段，著名的南旺枢纽即位于这段运河。明代漕运转般形制多样、规制完善，无论采用何种转运模式，均遵循沿河设仓、分段储转的原则，在运河沿线密布转运粮仓，构建起层层衔接、环环相扣的漕粮仓储体系。其中，通州、天津、德州、临清、徐州、淮安等沿河重镇，均为明代漕运转运仓基地，承南启北、集散粮储，成为京师粮食供应与国家仓储体系的重要支撑。

元、明、清三代定都北京，国家政治中心北移，京杭大运河沿山东境内纵贯南北、直通畿辅，串联起一条繁荣兴盛的沿河经济带，同时使京师成为全国物资漕运的终极汇集之地。通州扼守通惠河与北运河交汇处，是漕粮入京的最后咽喉。东南漕粮沿运河而上，经通惠河直达京师，为此清廷于通州及北京城内分设多处官仓，形成完备的城郊联动储粮体系。据清代《户部则例·仓庾》记载，乾隆年间，京城与通州共建有官仓15座、储粮廒房1212间。粮仓多集中于北京东城，如禄米仓、旧太仓、南新仓、富新仓、兴平仓、海运仓、北新仓等，各司其职、储粮济京。岁月流转，南新仓、北新仓、禄米仓等多处古仓建筑历经沧桑、遗存至今，成为历代京畿仓储制度绵延存续的鲜活实物见证。

民仓的赈粜赈济功用和经营规制

官仓是国家平抑物价，服务于政府需要的储粮之处；民仓则指非中央直接财政供养、多由地方士绅或百姓捐输建立并管理的粮仓，如隋义仓，唐、宋社仓，解决百姓灾荒年月、青黄不接时节缺粮问题。官仓的管理遵循国家的严格规定，民仓的粮食来自于民间，服务对象也在民间。明代万历年间曾任户部郎中的张朝瑞，在《常平仓议》中详述了明代民间仓储的管理制度与运营细则。文中将荒年救灾举措分为赈粜、赈济两类：赈粜即官府以平价抛售存粮，平抑市面粮价；赈济则用财物去救济受灾或贫困的百姓。二者施行皆依托民间仓储体系，即“谈荒政者不越二端：曰义仓，曰社仓，此预备而敛散者也；曰平粜，曰常平，此预备而粜籴者也”，这是说义仓、社仓中存储民间筹积的粮食，是灾荒前储备，一旦灾情爆发即可开仓发放救济；而平粜、常平，则属于选择适当时机通过粮食‌卖出与买入‌调节市场。民间仓储是备荒御灾的关键依托，综观历代民仓经营规制，可梳理为以下举措。

一县之中，选择“东西南北适中，水陆通达，人烟辏集，高阜去处”，建立宽大坚固的常平仓，一般“仓基约四亩”，建筑所用工料一般取于官员贪污受贿所得的‌赃银，‌因违法违纪被处以的‌罚银‌，及经确认不阻碍地方正常行政开支、不亏空国库‌的合法官银。

仓中所存储的粮食来源：一是每年由‌地方分首道、分巡道‌监督，将府、县两级审理罪犯所收取的‌赎银‌，其中‌一半‌用于在市场上‌籴买粮食‌，并存入预备仓或常平仓，以备灾年赈济。二是“或查有废寺田产，及无碍官银，听其随宜籴买”。三是民间愿意为仓储纳粮者。为鼓励民间纳粮，实行奖励政策，即纳粮“一千五百石请敕奖为义民。三百石以上，勒石题名。或如近日救荒之令，二百石以上，给与冠带；五十石以上，给与旌扁”。

“大约每乡一仓，上县籴谷五千石，中县籴谷四千石，下县籴谷三千石”。各乡粮仓需要选择“近仓、殷富、笃实居民二名掌管”，国家免除他们应承担的杂役差徭，并允许其在村民缴纳正税时加收一定比例的“耗羡”，用来弥补损耗或作为办公经费‌。

位于县城内的预备仓，需按常规编制账册，并上报接受上级核查；而设于四乡的常平仓，往往免除此繁琐程序。‌‌每年年底，各仓管理者根据年初结存、本年收入、本年支出、期末结存四部分，遵循“旧管+新收－开支=实在”的结算公式造册，上报至县衙，并“申送各院，并布政司及道、府查考”。凡粮食买入、卖出均需由“该县掌印官，或委贤能佐贰官监督”，防止舞弊行为。

开仓出售储备粮食时，如果该乡粮食储备充足，往往安排‌一天时间平价卖粮‌，同时完成‌保甲组织的巡查或登记工作。当谷仓存粮不足时，不采取一次性开仓放粮，而是将每日可出售的粮食额度，拆分为“二三日”或“四五日”的量，按批次、分时段向民众出售。平价出售粮食的对象为缺粮者或贫下户，“如富者混买，连坐保甲”，并实行“一家犯罪，十家皆坐不得粜”的政策（[明]冯应京《经世实用编》卷一五，张朝瑞《常平仓议》）。

根据上述民仓管理条款，不难看出民仓的管理有官督民办特点，关键环节几乎均在官府的监控之中，与官仓主要不同在于粮食来源，官仓粮食来自国家税收，民仓粮食源自多种途径。

朱子社仓树立乡村储粮救荒的典范

民仓面对社会，服务民间。福建武夷山五夫镇的古巷深处，坐落着一座历经八百余年风雨的粮仓遗址—朱子社仓（五夫社仓）。这是由南宋大儒朱熹主导创设，它的实施减轻了封建国家财政负担，一定程度改变了受灾民众单纯依靠国家拨粮救济的思想，堪称古代乡村储粮救荒制度的典范。[5]朱子社仓原名五夫社仓，因惠民成效卓著、影响深远，后世百姓为感念朱熹的仁政善举，将“五夫社仓”更名为“朱子社仓”，以此铭记先贤功德。

朱熹的《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载：“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饥”。闽北崇安、建阳、浦城一带遭遇大灾，连年荒馑，田地颗粒无收，乡间饥民遍野、生计困顿，甚至引发局部骚动。此时官方仓储远在城镇，调拨迟缓、惠及有限，偏远乡村百姓求助无门。闲居五夫，潜心治学的朱熹不忍黎民困于灾荒、流离失所。为从根本上解决乡村灾荒救济难题，朱熹主动联合乡贤刘如愚，向官府恳请借粮赈灾，最终获批六百石官米作为本金。乾道七年（1171年），历经数月筹建，社仓落成，建有三仓一亭，门墙宇舍齐备、规制井然，这便是朱子社仓的雏形。

相比历代官方仓储，朱子社仓可贵之处，在于贴合乡村实际的运作机制，兼顾公益性与可持续性，破解传统赈济“一时救急、难以长效”的弊端。朱熹摒弃官府全权管控的模式，确立民办、乡管、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构建一套权责清晰、灵活有度的运营体系。在赈贷规则上，社仓推行弹性计息制度，尽显仁心暖意。丰年秋收之时，乡民借贷粮米需偿还本息，仅收取二分薄息，用于仓储修缮、粮食损耗补充与规模扩充；若遇小幅荒年，利息减半，减轻乡民负担；逢大灾之年，则全额免息，无偿赈济饥民。这套规则摒弃了苛利盘剥的弊病，不以盈利为目的，而以纾解民困为重心，让仓储服务于百姓。

在管理模式上，社仓交由乡里德高望重的乡绅、耆老共同打理，不设官吏干预，防止官场推诿、贪腐舞弊的乱象。管理人员公正履职、公开账目，粮食收纳、借贷、损耗、结余全程透明，保障每一粒粮食都能用在实处。这种乡村自治的管理模式，贴合基层民情，运转高效灵活，既降低治理成本，又凝聚乡邻力量，让互助共济的风气扎根乡土。精准务实的制度设计，让朱子社仓迅速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短短十四年间，社仓不仅全额归还了初始六百石官米本金，结余储粮更是数倍扩充，成为闽北地区稳固的民生屏障。每逢灾年，社仓开仓放粮、借贷济贫，有效遏制了粮价暴涨、流民四起的乱象，守护一方乡土安宁；丰年储粮备荒、未雨绸缪，彻底改变乡村遇灾必困、遇荒必乱的困境（[宋]朱熹《晦庵集》卷七七《建寜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卷四三《荒政》）。

民为国基，粮为民本。我国古代高度重视仓储建设，既是守护国家稳定的基础，也是对千年储粮智慧的传承，体现统筹兼顾、居安思危，未雨绸缪、防患未然的治理理念。仓储盈实，守护的是烟火日常，温暖的是万家民心。正所谓一仓盈实，可护一方安宁；万仓丰稔，可守天下太平。

注释

[1]邵正坤：《汉代国有粮仓建置考略》，《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第21—25页。

[2]邹逸麟：《从含嘉仓的发掘谈隋唐时期的漕运和粮仓》，《文物》，1974年第2期，第57—66页。

[3]霍宏伟：《隋唐洛阳含嘉仓城布局略论》，《中原文物》，2022年第5期，第77—82页。

[4]河南省博物馆、洛阳市博物馆：《洛阳隋唐含嘉仓的发掘》，《文物》，1972年第3期，第49—62页。

[5]张品端：《朱熹社仓法社会保障作用》，《朱子学刊》，2016年第2期，第187—192页。

责编：陈 楠／美编：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