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字塔是历史，生意经、AI战、平衡术才是埃及的当下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此行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

作为首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埃及与中国的故事早已超越了外交辞令，它写在苏伊士运河畔的产业园区里，也刻在尼罗河与新行政首都的天际线之间。

在这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节点，两国互动被赋予新的想象空间，观察者网就此与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赵军展开了一场对话。

赵军曾多次赴埃及实地调研，长期关注中埃关系与中阿合作。围绕两国关系的演进逻辑、经贸合作的成效与瓶颈，以及科技等新兴领域的合作前景等焦点话题，他从学术视角提供了系统梳理与务实判断，为观察新时代中埃关系的方位与前景提供了一个深入、平实的参照。

【对话/观察者网 李泠】

七十年回望

观察者网：2026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埃及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从您的研究来看，70年来中埃关系经历了怎样的演变？

赵军：中埃关系70年的演变，大体可概括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政治互信为核心的奠基期（1956—1970年代）；第二阶段是从传统友谊走向机制化合作的深化期（1980年代至1990年代末）；第三阶段是以战略合作和务实合作为主的扩展期（2000年至2013年前后）；第四阶段是全面战略化时期（2014年至今）。

综观发展脉络，我认为不仅要看到双边关系层级的提升，更要关注双方在国际格局数次重大变动中逐步形成的比较稳定的战略互信与深化合作逻辑——从政治相互支持到全方位战略合作，再到今天共同维护和发展全球南方利益。

其中，个人一直认为，1956年是建交前后的分水岭，2014年12月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则是建交后真正的分水岭。此后，中埃关系明显加速发展。在习主席和塞西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两国高层互动非常密切。公开信息显示，两国元首过去10年至少举行过13次会晤。可以说，2014年以后中埃关系发生质变，不再限于双边，而日益具有地区性、跨地区乃至全球性意义。

当地时间9月1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新华社

如果要概括这70年两国关系演变的内在逻辑，我认为有三个“变”特别重要。

第一个变化，是关系性质的变化。

最初是政治上的相互支持，后来发展为战略合作，再发展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今天则进一步朝着构建新时代中埃命运共同体迈进。也就是说，关系已经从“友好”走向“战略”，再从“战略”走向“命运与共”。

第二个变化，是合作领域的变化。

早期最突出的是外交和政治支持；后来逐渐加入贸易、投资、教育、文化、军事、安全等领域；进入新时代以后，又扩展到基础设施、产业园区、能源、汽车、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发展等新领域。

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已成为中埃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目前，在埃及经营的中资企业超过3000家，中国在埃投资已超过100亿美元，成为推动埃及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个变化，是两国关系的外溢效应越来越大。

以前，我们谈到中埃关系，主要讲双边本身；今天则完全不同，这一点大家可以从国际主流媒体对习主席访埃的大量报道、评论甚至有些过度解读（尤其是从地缘政治角度）中得以管窥。

因此，今天理解中埃关系，不能只从双边层面着眼。埃及既是阿拉伯国家，也是非洲国家，又地处中东、非洲、地中海和红海多个区域交汇之处；中国则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埃合作天然具有中阿合作、中非合作以及全球南方合作的交叉属性。这也是中方近年来反复将中埃关系称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典范、中阿与中非集体合作样板的原因。

观察者网：那您认为，当前两国关系处于什么样的历史方位？

赵军：对于这一问题，我的判断是至少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中埃关系处在70年来的历史最好时期。这并不仅仅是一种外交表述。

从关系层级看，两国已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从高层互动看，两国元首保持密切沟通；从经济合作看，中资企业、产业园区和基础设施合作已形成相当规模；从国际事务看，双方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众多多边平台上拥有较多共同立场。

二是从双边战略伙伴向全球南方战略伙伴演进的时期。这是我认为今天最值得研究的地方，也是当前研究相对薄弱之处。

中埃双方现在面对的不只是如何把双边贸易做大，而是都处于全球南方重要国家的位置，都面临现代化、发展、安全和国际治理等问题。因此，两国合作的议题正从“我们之间合作什么”，逐渐扩展到“我们如何共同应对地区和全球问题”。

例如在巴以冲突及其持续外溢、中东和平、全球治理、多边主义等问题上，埃及具有重要的地区外交和斡旋能力，中国则拥有重要的全球外交和经济影响力，两者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战略互补。

三是从合作成果期进入合作升级期。

过去20余年，中埃合作解决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把政治互信转化为经济和社会合作成果。未来十年需要解决的，我想是如何把已经形成的合作规模转化为更高质量、更可持续、更具创新性的合作。

双方在建交70周年之际已释放多重信号——埃方明确希望加强电动汽车、太阳能和产业园区等合作，中方则提出深化经贸、军事、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未来值得特别关注的领域，至少包括：产业链和供应链合作；新能源、绿色发展和电动汽车；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苏伊士运河及红海—地中海互联互通；农业和粮食安全；教育、科技和青年交流；中埃在非洲和阿拉伯世界开展第三方合作；在全球南方和多边机制中加强协调，等等。

1月19日，在埃及苏赫奈泉的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埃及员工在美的埃及厨房和热水器有限公司洗碗机生产车间组装洗碗机。 新华社

四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转折。

70周年还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时间点意义”。如果说1956年是中埃关系的开端，1999年是战略合作机制化，2014年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那么2026年70周年，我认为更像一个新的“再出发”。这个历史节点非常特殊，恰是习主席时隔10年再次访问埃及，又正值中埃建交70周年。外交部已将这次访问定位为中埃关系“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节点。

因此，如果用一句话来定位今天的中埃关系，我认为：中埃关系已经走过了“以政治互信奠基、以战略合作深化、以经贸合作扩展”的阶段，目前正进入一个以“共同现代化为新的动力、以全球南方合作为更大平台、以命运共同体建设为长远方向”的新阶段。

这也是为什么70周年不能简单理解成一个纪念性的时间节点——它实际上是中埃关系从“历史友谊”向“面向未来的战略共同体”进一步转型的坐标。

经贸合作的成就与瓶颈

观察者网：10年前，您曾系统分析过埃及“振兴计划”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对接问题，指出二者存在极强的互补性。回溯过去十年，您认为期间中埃战略对接最大的成就是什么？最大的瓶颈又是什么？

赵军：谢谢关注我以前的研究，今天回头来看，以前的研究尚属客观，但结论还是相对保守了一些。

如果回溯过去10年，我认为中埃发展战略对接最大的成就，是实现了从理念契合到项目落地、再到产业合作与共生的跨越。2014年中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后，“一带一路”倡议与埃及“2030愿景”不断深化对接，泰达经贸合作区、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斋月十日城电气化铁路、埃及二号卫星等一批标志性项目相继落地。尤其是泰达经贸合作区，已成为双方战略对接最具代表性的载体，目前形成了较强的产业集聚和就业带动效应。

更重要的是，合作正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转向本地化生产、供应链和产业链合作。中国企业在埃及的新型建材、纺织、新能源、汽车、家电等领域不断扩大投资，帮助埃及把苏伊士运河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制造业和出口优势。这意味着“一带一路”与“2030愿景”的对接，已不只是“帮助埃及建设项目”，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埃及的产业升级，深度融入其经济现代化转型进程。

如果说最大的成就，我觉得至少包括三个层面的理解：

一是国家发展理念对接的成功——埃及寻求中国发展的经验智慧，中国予以支持但绝无大国沙文主义倾向，这最大地体现在中埃关系的平等性以及埃及表现出的战略自主性；

二是理念磨合对接后，埃及本土化过程中落地的诸多重大项目及其他客观物质成果，这里不再赘述；

三是着眼未来的持续性共生发展要素构建，即如何把“项目互联”进一步升级为“产业共生”，把规模优势真正转化为长期发展的质量优势。

观察者网：据我了解，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已吸引200余家企业入驻，累计吸引投资超47亿美元，直接创造就业超1万个；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标志塔成为“非洲第一高楼”。您如何评价这些合作项目对埃及经济发展的实际影响？中埃产能合作有哪些值得推广的经验？

赵军：从埃及经济发展的实际效果看，我认为中埃合作项目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基础设施建设，正在形成投资、产业、就业、技术和区域发展相互带动的综合效应。

泰达合作区最大的价值，是把埃及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产业优势。这个区域原来是一片荒漠，如今逐步成为连接苏伊士运河、埃及市场和国际市场的产业平台。

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的意义，不仅在于建成“非洲第一高楼”，整个中央商务区是中企综合工程能力、项目管理能力和技术标准的一次集中展示；更重要的是，它服务于埃及新行政首都建设这一国家发展战略，体现了大型基础设施与埃及城市现代化进程的结合。

这是2022年7月19日拍摄的埃及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项目。 新华社

除配合埃及国家发展战略落实外，我认为更值得肯定的是，近年来中埃合作正从工程承包向本地化制造和产业链合作转变。新能源、汽车、家电、建材、纺织等产业不断落地，一些项目还填补了埃及产业空白，比如巨石玻璃纤维等项目已形成较强的出口能力。

从这些实践中，我认为中埃产能合作至少有四条经验值得推广：一是战略对接是前提，只有双边发展战略形成良性互动，合作才具有长期稳定性；二是园区是重要载体，这样才能降低企业投资成本，形成集群效应，提高项目综合经济收益；三是从产品进入转向产业扎根是内在要求；四是坚持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是双方必须遵守的政治和市场原则。

中企获得市场和国际化发展空间，埃及则获得投资、就业、产业能力和出口能力，这种利益结合才是合作能够长期持续的基础。

所以，我认为中埃产能合作最值得推广的经验，不是简单地把中国制造搬到埃及，而是把中国的产业、技术、资本和管理经验，与埃及的区位、市场、资源和发展需求结合起来，最终形成项目带产业、产业带就业、就业促发展的良性循环，进而走向更深层次的“产业共生”。

观察者网：成就是一方面，不可否认，现在也存在一些瓶颈，比如贸易不平衡问题。虽然2026年5月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全面零关税，上半年埃及对华出口额增长67.5%；但把时间拉长来看，中埃贸易长期存在较大顺差——2025年双边贸易额约208亿美元，中国对埃出口近199亿美元，埃对华出口仅8亿多美元。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在您看来，零关税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这一格局？

赵军：中埃贸易不平衡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多年来埃及多个层级的官员都对这一问题特别关注，这也是美西方试图挑拨中埃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和埃及朋友交流时，他们也经常开玩笑说：“你们中国人不能总是赚取我们穷国家的钱啊。”这一场景反复出现，也一直促使我思考这个问题。

我想，这个问题不能简单理解为中方出口太多、埃方出口太少，中国赚钱多、埃及损失大。更重要的是要看贸易结构和产业链结构。2025年中埃贸易额达到208亿美元，虽然埃及对华贸易逆差巨大，但中国自埃及进口增速已超过40%；此外，2025年中国对埃及出口中约66%是中间品，这些产品相当一部分进入埃及加工制造体系，再通过埃及出口到其他市场。

因此，解决贸易失衡的关键，不是机械追求某一年进出口的绝对平衡——这也是不可能的——而是扩大埃及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对华出口，同时提高中埃产业链合作水平，让贸易结构更加均衡。

我认为今年5月1日起实施的全面零关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性突破。埃及对华出口的全部税目产品获得零关税待遇，相当于为埃及企业打开了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绿色通道。从短期效果看已经出现积极变化：2026年上半年埃及对华出口增长67.5%；2026年8月中方在开罗举办出口中国埃及专场活动，仅一场活动两国企业就签署近1.7亿美元贸易协议——这是把政策红利进一步转化为市场订单的有益尝试。

但我不认为零关税本身就足以根本改变贸易格局。关税只是出口成本的一部分，埃及能否扩大对华出口，还取决于产品质量和标准、供应能力、物流体系、品牌建设以及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了解程度。特别是埃及对华出口目前仍主要集中于农产品、食品和部分原材料，出口产品结构还需进一步多元化。

因此，如果让我判断未来几年零关税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中埃贸易格局，我一贯的主张是：零关税能够缩小增量贸易中的失衡，但很难单独消除存量贸易逆差。真正决定贸易结构能否发生根本变化的，是埃及能否借助零关税把出口优势进一步转化为产业优势，并能以高质量产品进入和占据中国市场份额。换句话说，零关税是起点，不是终点，贸易平衡最终要靠产业平衡来实现。

实际上，当前两国都意识到了这一难题，并且如前所述，已经把新能源、电动汽车、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作为新的增长点。贸易逆差是长期形成的，也需要时间来解决，短期内难以消解。

说到合作瓶颈，埃及自身的宏观经济压力、融资成本、外汇短缺以及地区安全环境变化，也会影响部分合作项目的推进和企业投资预期。2026年7月我在埃及调研期间，深切感受到在埃中企面临的这些困境。因此，未来中埃战略对接的关键，不再是有没有项目，而是如何提高项目的经济效益和可持续性，进一步实现贸易、投资、产业、技术和人才的深度融合。

科技竞合与地区外交

观察者网：说到人工智能，有报道称有中企正竞标向埃及政府数据中心提供AI芯片。

赵军：是的，这一动向非常值得关注。它意味着中埃科技合作正在从过去的通信、数字基础设施，进一步向人工智能算力、芯片和数据中心等数字经济基本盘延伸。

不过，据近期报道，华为向埃及政府相关招标提出了建设AI数据中心的方案，包括训练和推理算力；目前项目尚未最终授标，因此更适合把它看作中埃新兴技术合作的一个重要信号，而不是既成事实。

我想，AI和数字基础设施确实是未来最值得关注的新增长点之一，但并非唯一方向。根据今年埃及大力推行的《埃及工业化战略2026-2030》，更值得期待的是形成数字、绿色、制造及其他重要领域的四根新链：一是AI、云计算和数据中心；二是太阳能、风电、储能及绿色能源；三是电动汽车、高端纺织业、先进制造和苏伊士运河经济区产业链；四是航天、现代农业、物流和金融合作等领域，都有较大空间。

观察者网：值得一提的是，AI方向的合作已引发美国考虑组建科技联盟来对抗。您曾主持“新技术革命与中东地区的新挑战”和“大国与中东国家的科技合作新趋势”等学术讨论，并专题分析过美国对埃及的科技外交。在您看来，中埃在AI等前沿科技领域的合作，是否正成为中美科技战在中东的“新前线”？

赵军：个人认为，可以说它正在成为中美科技竞争在中东的一个新前沿，但还不能简单地说埃及已经成为中美科技战的前线。更准确的判断是，随着人工智能、芯片、数据中心等技术越来越具有战略属性，中埃科技合作正在进入美国高度敏感的竞争领域，而埃及则成为中美科技竞争与全球南方数字化需求相交汇的重要节点。

最近的埃及AI数据中心项目，我了解到的情况是，华为向埃及政府提出的AI数据中心方案涉及约2000枚昇腾芯片；与此同时，美国方面正在考虑组织由英伟达、AMD、微软等企业参与的竞争性方案。这确实已经明显超出了普通商业竞争的范畴，带有科技外交和战略竞争的色彩。我想，这种变化至少体现出三个趋势。

第一，竞争的对象正从“芯片”扩大到整个数字基础设施体系。

当前，谁能够帮助埃及建设AI基础设施，实际上就在参与塑造埃及未来的数字生态和技术标准。因此，美国对华为进入埃及AI基础设施领域高度敏感，并不令人意外。

2021年11月7日，人们在埃及开罗举办的信息通信技术展现场参观华为展台。 新华社

第二，埃及的战略价值正在上升。

埃及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技术市场——它拥有1亿多人口，是阿拉伯世界和非洲的重要国家，又处于连接中东、非洲、欧洲的关键位置。如果埃及形成较完整的AI基础设施和数字产业生态，其辐射范围可能远远超过埃及本身。对中国而言，这是进入阿拉伯和非洲数字市场的重要支点；对美国而言，则关系到其所谓的“可信技术供应链”能否延伸到全球南方。

第三，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埃及并不希望在中美之间选边站。

埃及外交一向具有很强的战略自主性。对埃及来说，最现实的利益是获得更多技术来源、更多投资和更强的数字能力，因此它完全有可能同时与中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开展科技合作。事实上，美国驻埃及使馆今年7月还专门举办了“美国创新与AI论坛”，积极展示美国AI技术和生态。

所以，把未来中埃科技合作简单理解为中美二选一，这种说法，我并不认可。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中美竞争加剧，但埃及努力保持技术多元化。

当然，这也意味着中埃合作必须更加成熟。尤其是涉及政府数据、军事和公共安全的数据中心，数据主权、网络安全、隐私保护和技术透明度都会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企业如果希望在埃及长期发展，就需要全面匹配埃及国家发展的内在诉求。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更愿意把埃及看成中美科技竞争中的关键节点，而不是“代理人”。如果把过去70年的中埃关系放在一起观察，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1956年，两国合作的核心是政治主权；后来变成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今天则开始进入数字主权和技术发展能力的新阶段。

因此，未来中埃AI合作的真正意义，可能不只是中企能否拿下某一个数据中心项目，而在于埃及能否借助中美等不同技术力量，建立相对自主、开放而有竞争力的数字经济体系。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中埃科技合作反而可能成为全球南方国家实现数字化和技术现代化的一种新模式。

观察者网：您刚提到“埃及外交一向具有很强的战略自主性”，确实，埃及在加沙局势等中东热点问题上也积极参与停火斡旋和人道主义协调。我们想进一步了解，在美伊对抗持续、中东阵营化加剧的背景下，埃及作为地区大国如何在大国博弈中维持战略自主？埃及的“平衡外交”对中埃关系的影响，能否有更详细的分析？

赵军：埃及的平衡外交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左右逢源，而是一种以国家利益和战略自主为核心、在不同大国和地区力量之间保持政策回旋空间的现实主义外交。在当前美伊对抗持续、地区阵营化加剧的情况下，这种外交反而更加重要。

概括来说，埃及的平衡外交不是中埃关系的不确定因素，恰恰是中埃关系能够持续深化的重要外部条件。中国需要的是一个具有战略自主性的埃及，而不是一个被迫选边的埃及。未来中埃关系越是向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新能源、基础设施等战略领域拓展，就越需要尊重埃及的自主外交传统。

从这个意义上看，埃及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是中国在中东和非洲的合作伙伴，更在于它能够成为不同力量之间的“连接者”和“缓冲者”。尤其当前在中东从美国单极主导走向多元博弈的过程中，这种战略自主本身就是埃及最重要的外交资产，而中埃关系也有可能成为这种自主外交与中国全球南方合作理念相互契合的一个鲜活且具有样板性的典型案例。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截图

观察者网：2025年4月中埃首次组织“文明之鹰”空军联合训练，2026年8月又举行了第二次联训。您如何看待中埃军事合作的深化？这将对地区安全格局产生怎样的影响？

赵军：这次中埃联训已受到全球格外关注。中埃军事合作确实值得重视，但应当放在两国长期战略互信和埃及多元军事合作传统中来理解可能更客观，绝不能简单解读为地缘政治结盟。

2026年“文明之鹰”是两国第二次举行该系列空军联训。与2025年相比，今年的训练明显更加实战化、体系化：中方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力量，训练内容从“1对1”“2对2”空战对抗，进一步拓展到制空作战、战斗搜救和兵力运用。

我认为这至少说明了三个变化：一是中埃军事互信正在从人员交流走向实战化合作；二是这种合作的意义首先是增进互信、提升能力，而不是针对第三方；三是对地区安全格局的最大影响，不是形成一个新的军事集团，而是增加地区安全架构的多元性。对于中国而言，与埃及开展军事交流更多体现的是负责任大国之间的正常防务合作；对于埃及而言，则有助于提升自身军事能力，同时保持与不同大国合作的战略回旋空间。

因此，我更愿意把“文明之鹰”看作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深化的一个安全领域的支点。如果未来双方把合作更多用于反恐、海上安全、搜救、维和以及灾害救援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其对地区稳定的积极意义会更加突出。

中国空军多型战机抵埃参加“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 中国航空报

观察者网：您2026年4月刚出版专著《阿盟的理论构建与实践路径研究》；在前面的回复中，也多次点到阿拉伯世界。有分析明确指出，埃及正凭借其地缘优势，日益成为撬动中东乃至非洲的“战略支点”。您是否认同这一观点？如果是的话，在您看来，中国在多大程度上有意识地将埃及作为“支点”来经营？这种“支点”角色，与传统的“盟友”或“伙伴”关系有何本质不同？

赵军：感谢您对新著的关注。我基本认同这个判断，但我会把“战略支点”理解得更准确一些——埃及不是中国在中东和非洲的“代理人”，而是中国推进中阿、中非合作时，一个具有枢纽意义的综合性伙伴。

为什么说埃及具有“支点”价值？关键在于它的地缘位置、政治影响力、发展需求以及多元身份叠加在了一起。埃及横跨非洲和亚洲，连接红海、地中海和苏伊士运河；同时又是阿拉伯世界重要国家和非洲大国，在阿拉伯国家、非洲国家以及多边机制中都具有较强的外交活动能力。因此，中埃合作的外溢效应天然地比一般双边关系更大。

过去10年，中国实际上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形成了这种“支点式经营”，但我认为这更多是战略布局的自然结果，而不是把埃及当作一个地缘政治工具来使用。从基础设施到产业园区，从金融到航天，从新能源、电动汽车到数字经济，再到军事和安全领域，中埃合作不断向纵深拓展。2024年双方联合声明进一步提出朝着构建新时代中埃命运共同体的方向推进；2026年两国领导人又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增强中埃关系的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和国际影响力。

更值得注意的是，双方很早就把合作的空间从“埃及本土”延伸到了中东和非洲第三方市场——例如，双方2016年就提出鼓励企业在埃及、中东和非洲联合开展项目，这说明以埃及为平台、服务更广阔区域的思路其实由来已久。

但“战略支点”和传统意义上的“盟友”有本质区别。

盟友关系首先强调安全承诺和阵营属性，且常有等级（如北约，美国是老大，其余是小弟等）；伙伴关系强调共同利益、平等性和互利性（这也是中国与美国的本质区别）；而“支点”更强调一个国家所具有的网络节点和战略枢纽价值。

支点不要求埃及在中美之间选边，也不要求它在所有地区问题上与中国采取完全一致的立场。恰恰相反，埃及保持外交自主、同时同中国、美国、俄罗斯、海湾国家和欧洲保持关系，这种多向连接能力本身就是它作为支点的价值。

因此，我认为中国真正看重的不是所谓的控制一个“支点”，而是通过一个具有高度自主性的埃及，把双边合作转化为区域合作，把经济合作转化为发展合作，把中埃关系转化为中阿、中非乃至全球南方合作的重要连接点。

观察者网：进一步，从多边外交的角度看，中埃关系在推动中国与整个阿拉伯国家联盟关系发展中起到了怎样的“示范”或“牵引”作用？中埃合作的经验能否复制到中国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中？

赵军：前面您提到我的新著，这本书中有一节专门写中国对阿盟的整体外交。个人认为，中埃关系对中国—阿盟关系的意义，确实已经超出一般双边关系的范畴。它既是一个试验田，也是一个连接器，更是一种可以向区域层面扩散的合作范式。

第一，中埃关系的“示范”作用，体现在它证明了政治互信、发展合作和文明交流可以形成相互强化的正循环。1956年中埃建交后，两国经历了国际格局多次变化，始终保持合作；今天已经形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朝新时代命运共同体方向发展。2026年两国元首在建交70周年贺电中明确将中埃关系称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

第二，中埃关系实际上为中国与阿盟的制度化合作提供了重要空间和平台。这一点非常特殊，因为阿盟总部就在开罗。2004年中阿合作论坛正是在埃及开罗阿盟总部宣布成立的，此后已形成部长级会议、高官会、战略政治对话等比较成熟的多边机制。还有，中国驻埃及大使兼驻阿盟全权代表这一外交安排，本身就体现了这种特殊性。因此，埃及有一个其他阿拉伯国家不完全具备的功能。

第三，中埃合作最值得向其他阿拉伯国家推广的，不是某一个具体项目，而是“战略对接”的方法论——得到埃及的充分理解和认可。比如，把中国的“一带一路”与埃及“2030愿景”、苏伊士运河经济区等国家发展战略结合起来；再通过园区、基础设施、能源、制造业、数字经济等具体项目，把政治共识转化为经济收益。这种模式对于沙特、阿联酋、阿曼、伊拉克等不同发展阶段的阿拉伯国家，都有一定借鉴意义。

这张2019年2月25日的资料照片显示的是工人在埃及新首都中央商务区项目建设现场工作。 新华社

但中埃经验不能简单复制——我一直强调，只能复制机制，不能复制模式。原因在于阿拉伯国家之间差异非常大。

埃及的人口规模、产业基础、苏伊士运河区位以及在阿盟体系中的政治地位，决定了它具有独特性。海湾国家拥有不同的资本实力和能源结构，北非国家的产业基础和欧洲联系又各不相同。因此，对沙特可能更适合推进能源转型、人工智能和金融合作；对阿联酋可以更多发展数字经济和第三方市场合作；对伊拉克则可能更加突出基础设施和能源领域。

所以，我更倾向于把中埃经验总结为三个可以推广的原则：政治上相互尊重，发展上战略对接，合作上因地制宜。这也是中国—阿盟关系未来升级的关键。

从历史共鸣到共同现代化

观察者网：有民调显示，66%的中国人对埃及的第一印象是金字塔等古文明元素。这种高度“向后看”的文明认知，是否可能反而局限了我们“向前看”的视野，导致对现代埃及的现代性层面的关注不足？中埃之间的“文明互鉴”，应如何从博物馆里的历史对话，拓展到对彼此当代社会命题的深刻理解？

赵军：我也看到相关报道，由于没有看到这份民调的具体问卷，我不做评判，但这个民调恰恰在提醒我们：古文明是中埃相互认识的优势起点，但不能成为认识现代埃及的终点。

因为我本人也经历过从认识埃及、理解埃及到体验埃及的过程，形成过巨大的反差和对埃及理解的重构。如果我们始终停留在“金字塔、尼罗河、法老”的想象中，就容易把一个正在经历城市化、数字化、工业化和社会转型的现代国家“博物馆化”。

实际上，今天的埃及既是拥有悠久文明传统的国家，也是一个人口过亿、年轻人口占比较高、积极推进工业化和数字化转型的发展中大国。更值得中国社会关注的，应该是埃及今天的人在思考什么、年轻人面临什么、企业和普通家庭关心什么，以及埃及如何理解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等等。

因此，我理解的“文明互鉴”至少需要完成三个转变。

第一，从“看文物”转向“看社会”。

就我个人观察，中埃两国对彼此的认识程度，还存在巨大提升空间。我们当然要继续保护金字塔、神庙和博物馆里的共同文明记忆，但更应该走进大学、企业、社区和普通家庭，了解埃及青年就业、教育、住房、数字生活、创业以及文化消费等现实问题。反过来，也应该让埃及社会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普通人的生活，而不仅仅是长城、故宫和熊猫。

第二，从“讲自己的文明”转向“讨论共同面对的问题”。

真正有生命力的文明互鉴，不是互相介绍几千年的历史，而是两种文明都进入现代化以后，能够回答一些共同问题：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如何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如何推进城市现代化？如何让青年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人工智能会怎样改变就业和教育？如何在全球化与本土文化之间保持平衡？等等。这些问题比单纯的文物展览也许更能产生思想上的共鸣。

事实上，近年来中埃人文交流已经开始出现这种趋势。中文已进入埃及教育体系，中埃青年、教育、职业教育交流不断扩大；双方还开展联合考古、博物馆合作等项目。2026年6月开罗启幕的“古都文明对话”（开罗—杭州）提出从“文明溯源走向未来想象”的主题，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信号。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从文明自豪感走向现代化相互借鉴。

中埃都是文明古国，但今天两国真正需要相互学习的，恰恰不是谁的历史更悠久，而是如何把悠久文明转化为面向未来的发展能力。埃及有自己的发展经验，中国也有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两者之间可以进行平等的经验交流，而不是简单的输出和接受。

总的来看，如果说过去70年是两国相知相亲，那么未来真正需要深化的，就是要从文明相知走向社会相知，从历史共鸣走向现实共振，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文明互鉴、文明交往和文化共生。

2025年10月20日，在埃及开罗，表演者在开罗巴德尔大学举办的中国文化节上展示中国武术。新华社

观察者网：展望未来，您认为中埃关系最有潜力的增长点在哪里？

赵军：如果展望未来十年，我认为中埃关系最有潜力的增长点，不是某一个单独的行业，而是新质生产力、绿色转型和区域枢纽三者结合形成的新增长空间。这与过去以基础设施和传统产能合作为主的阶段相比，会有明显不同。

第一，我最看好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埃及希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政府治理和产业数字化水平，而中国在5G、云计算、人工智能应用和数字基础设施方面具有较完整的产业生态。双方未来可以从建设数据中心、算力基础设施进一步走向联合研发、人才培养和行业应用，特别是在阿拉伯语大模型、智慧城市、交通、能源等领域。2026年双方已经把人工智能明确列入深化合作的重要领域。

第二，是新能源和绿色产业。这可能成为继传统基础设施之后，中埃产业合作最现实的增长极。埃及拥有较好的太阳能、风能资源，又处于连接欧洲、亚洲和非洲的能源通道上；中国在光伏、储能、电动汽车等产业链具有优势。未来合作不应只是建设几个新能源项目，而应进一步发展“新能源发电+储能+装备制造+电动汽车+绿色氢能”的完整产业链。事实上，中埃双方目前已经把电动汽车、太阳能列为重点合作方向。

第三，是制造业本地化和产业链升级。我认为这是最能够改变中埃经贸关系质量的领域。泰达合作区已经证明，埃及完全可以成为中国企业面向中东、非洲乃至欧洲市场的生产基地。下一阶段关键是从劳动密集型和一般制造业向汽车、电子、装备、新能源等高附加值产业升级，同时提高本地采购、技术转移和人才培养比例。到2025年底，泰达合作区本地化用工已经超过95%，这说明这种模式具备进一步深化的基础。

第四，是把埃及的枢纽价值真正转化为区域合作价值。苏伊士运河不仅是一条航运通道，也可以成为产业、物流、金融和数字基础设施的综合枢纽。未来可以更多推动中国企业在埃及生产、从埃及出口，把中埃合作从“面向埃及市场”扩大到“面向中东、非洲和欧洲市场”。这也是埃方希望成为中国进入非洲门户的重要原因。

第五，我还特别看好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增长点，就是科技与人力资本合作。如果未来中埃合作能够从企业投资进一步延伸到联合实验室、职业教育、工程师培训、青年创新创业，那么合作的可持续性会明显增强。因为真正决定一个国家能否承接产业升级的，不只是资本和设备，更是人才和技术能力。

总之，中埃关系下一阶段最有潜力的，不是简单扩大已有合作，而是共同把埃及的区位优势、中国的产业和技术优势以及双方的人才优势结合起来，形成面向中东、非洲乃至全球南方的新增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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