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病房走廊很长，消毒水的味道呛得人鼻子发酸。
护士端着托盘从我身边过去，又退回来，打量我几眼：“你是程冬梅的闺女？”我没答话。
她叹了口气：“老太太一直喊呢，喊囡囡。”我攥紧口袋里那张银行卡，背面贴的胶布卷了边，底下一串数字已经被汗浸得模糊。
八年了。
这卡是高考后她塞给我的，连同一句“滚”。
那个打了我十一年的女人，赶我走那天连头都没回。
可现在我站在她病房门口，听着门缝里漏出的一声声含混的“囡囡”，膝盖忽然一软。
我跪了下去。
01
晚自习放学是九点四十。
我从学校侧门出来，沿着老街走回家。
巷子口那盏路灯坏了小半年，一直没人修，一明一灭的，照得路面忽亮忽暗，像谁在抖一张旧布。
书包带勒得肩膀发麻，我换了个肩，步子加快了些。
老远我就看见程冬梅蹲在路灯底下，手里掰着半块馒头，一点一点喂一只断腿的流浪猫。
那只猫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脏兮兮的，橘色的毛打结了，凑在她手边吃得急，喉咙里咕噜咕噜响，像是饿了好几天。
她喂得很慢，偶尔还拿手指替猫拨开黏在嘴边的一缕毛。
路灯昏黄的光落在她侧脸上，那头齐耳短发被风吹得有些乱。
那个动作不像平时那个动手就打我的后妈。
我放轻了脚步，想从墙根绕过去。
可她耳朵尖，猛一抬头看见我，那点温和瞬间就没了。
她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馒头渣，声音拔高了：“放学不回家，站在那儿看什么看！”
话音没落，她顺手抄起墙根底下的晾衣杆朝我背上抽。
杆子带风，打在我肩胛骨上，我整个人往前踉跄两步，书包带勒得肩膀生疼，杆子落下去的声响在空巷子里格外脆亮。
“走！回家！”她的声音又尖又硬，像玻璃碴子划在水泥地上。
我咬咬牙没吭声，低着头往家走。
她跟在我身后，保持着三步的距离，不近不远，像押犯人似的。
路灯把她的影子拖得细长，一直压着我前半截脚步。
那时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等我考上大学，我这辈子都不会再踏进这个门。
我家住在老街尽头的二层小楼。
一楼是个客厅加厨房，水泥地面有几处裂缝，靠墙摆着一张旧沙发，弹簧塌了一角，坐上去就咯吱响。
二楼两间房，我一间，我爸和程冬梅一间。
楼梯扶手焊的钢管磨得脱了漆，踩上去会晃。
进门换鞋，我低头看了看鞋柜上摆着的三双鞋。
程冬梅今天穿了双布鞋，鞋帮沾着泥，像是去过菜地。
我爸的皮鞋歪在一边，鞋底磨得很薄了，他宁可留着喝酒也不换新的。
我进房间，把书包往桌上一丢。
灯管有点闪，我伸手拧了一下才稳住。
窗外能看见对面楼的晾衣绳，几件白衬衫在风里晃着。
我坐下来，从抽屉里翻出那张志愿表草稿，上面用铅笔填了几所学校，全是省外的。
省城太近，镇上的电子厂更近。
我要去最远的地方，远到她看不见我，远到这十一年的事追不上我。
写完最后一笔，我合上本子关了灯。
黑暗里我背过身去，背上那一下还在隐隐作疼，火辣辣的。
我伸手去揉，碰到脊椎骨，那里有一道被衣架刮过的旧疤，早结了白痂。
我从小挨打，背上、腿上、胳膊上，旧痕压着新痕，夏天不敢穿短袖。
班上有同学问过，我说是摔的。
问了两次，就不再问了。
大家都心知肚明。
我翻了个身，枕头压到一团东西，我摸出来，借着窗外路灯的余光看清了：一盒新药膏。
纸盒包装，没有灰尘，像刚买的。
拧开盖子，一股淡淡的薄荷味冒出来。
我愣住了，手指在药膏管上摩挲了好一会儿。
她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了。
每次打完我，隔两天，枕头底下、椅子上面、书包夹层，总会冒出一盒药膏或者一包吃的。
我从不当面拆穿，也从没问过她。
她似乎也不指望我说什么。
那些东西搁在被忽视的角落里，就像她这个人一样。
我恨着她，可我恨得没那么痛快。
楼下传来重物落地的声音，我爸回来了。
门开了，酒味隔着门缝飘进来，他在客厅里打了个嗝，又拖着步子走到我门口，隔着门板问了一句：“又惹你妈生气了？”
我没有回答。
他也没等我回答，嘟囔着走了：“你的日子有我难过啊。”
我侧躺着一动不动，把那盒药膏塞回枕头底下。
过了很久，我听见隔壁房间传来电视的声音，程冬梅的房门始终关着，很安静，像没有人在里面一样。
我闭上眼，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那堂课、那份志愿表、那个巷子口喂猫的身影。
乱七八糟的念头搅在一起，最后什么也没想明白，就那么迷迷糊糊睡着了。
02
填志愿的事，我是偷偷干的。
老师发了表格，我揣在书包里，每天等家里人睡了才敢拿出来看。
省外那几所学校翻来覆去地比，闭着眼都能背出代码了。
第一志愿填了长沙一所学校，第二志愿填了更南边的师范。
我给自己发过誓，只要能走出这个镇，就是死在外头也不想再回来。
志愿表交了之后，我开始留意程冬梅的动向。
她每晚饭会去院子里收一趟衣服，然后坐在客厅看电视，看到十点去洗漱。
我摸透了她的作息，像摸透了敌军的岗哨。
那天下雨。
我放学回来，鞋湿透了，在门口换了拖鞋。
走进堂屋，抬头看见程冬梅站在我房间门口。
她手里拿着我的画册，右手掐着页角，像拎着一样活物的脖子，随时都能抖开。
我心里咯噔一下，血往头上涌。
果然，她看见我进门，一扬手，画册在空中哗地散开。
我的画，我从小到大画的东西，一页一页从她手间散出来，有的落在她脚边，有的飘进走廊，纸页翻着卷着，像被风吹散的枯叶。
“画画能当饭吃？”程冬梅看着我，声音像一把钝刀，“你要是考不上大学，别指望我供你念书。我已经跟你爸商量好了，考完去镇上电子厂，一个月三千，够你养活自己。”
我蹲下去，把地上的纸片一张一张捡起来。
有几张沾了雨水，边角皱了。
我用袖口擦了擦，也没擦干。
她还没走，又补了一句：“你要是真填了省外的学校，也别指望我拿钱。”
我捡纸屑的手指抖了一下，纸边划破指腹，一道细细的口子渗出血珠。
我没抬头。
她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脚步很重，像要碾碎什么东西。
我一个一个把碎纸页收起来，装进一只旧鞋盒，塞在床底最里面。
那晚我趴在床上，眼泪把枕头洇湿了一片。
我在心里跟她说：你等着，我考出去，让你这辈子都够不着我。
我恨她，恨得咬牙切齿。
可恨里掺了别的，说不清楚是什么。
晚饭没吃，她也没叫我。
第二天早上起来，锅里温着一碗粥，配了一碟酱黄瓜。
我把粥喝了，酱黄瓜没动。
出门时我看见她站在二楼的窗口，背对着街道，在收衣服。
过了几天，我从衣柜底翻棉被，摸到一本软软的东西。我抽出来一看，心跳漏了一拍。
那本被撕掉的画册。
少了几页，但剩下的都被粘好了。
破损的边角拿透明胶带一道一道封住，像有人趴在地上很仔细地拼了很久。
有一页画的是一个女人牵着一个小女孩，纸从中间裂开，透明胶横着贴了三道，连裂缝里的纸纤维都对得齐齐的。
我抱着画册坐在床边，呆坐了很久。
心口像有什么东西堵着，闷得喘不上气。
我宁愿她一路坏到底，也好过这样吊着我，让我想要恨她又恨不痛快。
我想把她喊过来问个清楚，可我没有。
房门外的走廊很安静，一点声音也没有。
晚上我爸回来得早，没喝酒，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我走过客厅，他忽然开口说：“你这几天别惹你妈，她手不得劲。”
“手怎么了？”
“干活拉伤了。这几天夜里翻来覆去的，好像还失眠。”他盯着电视，声音平平的。
我没接话，回了屋，把画册塞进书包最里层，拉上拉链，又把书包压在枕头底下，才躺下来。
心跳得厉害，像藏了一个见不得人的秘密。
我盯着天花板上那道细细的裂缝，思绪越飘越远。
其实我记得很多年前的事。
六岁那年我妈下葬，我在人群里看见她，站在后边，穿着一件深蓝色外套，没挤到前头来。
后来她进了我家，头一年不打我，还给我买过一根头绳。
那根头绳是粉色的，上面有颗塑料草莓，我戴了一个夏天，不知道什么时候丢了。
后来她开始打我。
头一回是因为我没写完作业，我爸揪着我耳朵骂，她一巴掌扇过来，我爸愣了，我也愣了。
从那以后，那个家就是我爸冷眼旁观，她动手。
我从未想过，那一巴掌是不是故意挡在我爸前头。
我那时还小，只知道疼。
窗外的雨声淅淅沥沥，敲在玻璃上，一下一下的，像在心里锤。
03
我偷偷在镇上找了份活。
奶茶店，晚上十点关门，我下了晚自习赶过去刷杯子、拖地、擦玻璃，一天十五块钱。
周末去菜市场帮人理菜，一天二十。
一个月能攒下六七百。
钱藏得很小心。
床垫破了个洞，拿塑料袋裹好塞进去，外头再垫上一层旧床单。
我指着一分一分攒下来当学费，不想靠程冬梅施舍。
奶茶店的老板是个胖女人，收银台后面总坐着一条黄狗。
她人不错，知道我念书要攒学费，偶尔多给我五块钱。
我在那里干了三个月，瘦了六斤。
胖老板有天晚上递给我一杯没卖出去的珍珠奶茶：“喝吧，别跟人说。”我接过来，站在后厨一口一口喝完，珍珠熬得太软，有点黏牙。
攒到第三个月的时候，我躺在那张床上盘算：加上零碎的钱，差不多够第一学期的学费加路费了。
我翻了个身，伸手摸了摸床垫，确认那个破洞还在。
那晚我睡得比平时踏实一点。
那天中午我放学回来，进门就觉得不对劲。
床上被子掀开一角，床单皱巴巴的，床垫露在外面，像被人翻过。
我冲过去掀开床垫，破洞空荡荡的，塑料袋不见了。
三千二百块，没了。我愣了好几秒，才找回呼吸。我冲进我爸的房间：“我床底下的钱呢？”
我爸正歪在床头看手机，头也不抬：“什么钱？”
“我攒的学费钱。是不是你拿了？”
他这才瞥我一眼：“你一个学生，留那么多钱干啥？拿去翻本了。”
“那是我的！”我嗓门一下子劈了。
我爸站起来，巴掌扬起来。
他那双打惯了牌的手，指甲缝里嵌着烟灰。
眼看要落下来，身边一只手更快，清脆的一响。
我整个脸被扇向一边，火辣辣地疼。
程冬梅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我身后。
她比我爸瘦，力气却大得吓人，一巴掌把我扇得踉跄两步，摔坐在地上。
我捂着脸抬头看她。
她的脸绷得紧紧的，没有表情，也没有恨。
我爸的手僵在半空中，顿了一下，垂了下去。
他别过脸，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揣着裤兜走开了。
程冬梅垂眼看了我一会儿，声音平得像一潭死水：“一个丫头片子，读什么书。早说了去电子厂。”她扯着我的胳膊把我拎起来，往门外一推：“回你屋去。”
门在我面前关上。我蹲在门口，耳朵里嗡嗡响，眼眶里的泪打转，又硬生生咽了回去。
门里传来压低了的声音。程冬梅的，很低很沉：“那笔钱我来还。你别动她。”
安静了好一会儿。我爸闷闷地哼了一声，没有下文。
我扶着墙站起来，抹了把脸进了房间。
窗外太阳很大，照得地上白花花的，可我觉得冷。
整整一个下午我没出门，靠在床头发呆。
三千二百块钱，我攒了三个月，一天十五块二十块地攒起来。
我知道要不回来了，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夜里我睡不着，起来上厕所，经过厨房时听见程冬梅在讲电话。
她把声音压得极低，我赤脚贴在门边，才勉强捕捉到最后一句：“那笔钱我会想办法。你不能动她。”
门缝里我什么都看不见，只有她的影子在厨房的灯光下斜斜地落在地上。
那晚我躺在床上想了很久。
十年前她头一回打我，是替我爸挡在我面前。
三个月前她当着人面撕我的画册，又背地里粘好放回去。
她打我一顿又给我塞药膏。
现在，她把我爸翻走的钱认了下来。
我不知道她究竟想要什么。
我甚至不确定她那些话是说给我爸听的，还是说给电话那头的人听的。
但那天我头一回注意到，她说话的姿态不是威胁，更像是哀求。
04
谜底两天后揭晓。
那天下着蒙蒙细雨。
放学回来，远远看见家门口停了两辆摩托车，车座上蒙着雨衣，雨滴顺着座垫边缘往下挂。
几个人站在屋檐下抽烟，烟头在灰蒙蒙的雨幕里一亮一灭。
我心里发紧，打算从后巷绕过去。
还没迈步，门开了。
领头的那个人叫胡大山，镇上放高利贷的。
个子不高，圆脸，笑起来像尊弥勒佛，可眼底一丝笑意都没有。
他站在客厅当中，手里转着钥匙圈，烟灰往地上弹了弹。
我爸从沙发上站起来，脸上的笑堆得比哭还难看：“胡哥，再宽限几天。真的，就几天。”
胡大山没理他，目光在屋里扫了一圈，落在我身上。那眼神凉森森的，像屠夫在案板上掂一块肉，掂量它值多少斤两。
“林啸山，你那笔账到期了。要么拿房子抵，要么让你闺女跟我走，我给你抵清。”
我爸没说话。他沉默了很久。我看见他的目光在我身上闪了一下。
那一下很轻，像有什么东西在心底断了。我心里清楚，他动摇了。
程冬梅从厨房走出来，手里拎着一把菜刀。刀刃还沾着水，她拿手背抹了一下，把刀往桌面上一剁，发出一声闷响，桌面弹了弹。
“房子是我的，闺女也是我的。你动她一根手指头，我今天赔你一条命。”
胡大山看了她一眼，忽然笑了，推了她一把。
程冬梅瘦，被推得撞上铁皮柜，后腰重重地磕了一下，又滑到柜角，额头磕在棱角上，血一下子涌出来，顺着眉骨流到下巴。
她没擦，扶着柜子站直，眼睛死死盯着胡大山。
我往她那边冲了一步，被她反手推到身后，挡得严严实实。
“妈！”我喊了一声。我从未喊过她妈。那两个字是从喉咙里硬挤出来的，连我自己都愣了。
程冬梅的肩膀动了一下，像被什么烫着了，但她没有回头。
胡大山站住脚，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她，冷笑一声，戴上头盔，跨上摩托。
发动机轰轰响了一阵，他又回头看了我一眼：“行，我再宽两月。到时候，闺女还是要着。”雨幕里他的眼神阴恻恻的，像条蛇，慢慢从我身上滑过去。
门关上以后，家里安静了很久。
我爸瘫回沙发上，把脸埋进手里，过了一会儿冲她吼了一句：“你自己要当这个恶人，你活该！”
程冬梅额头上的血还没干，她就那样站着看着他：“我当了这个恶人，你闺女还能好好站在这儿？”
我爸别过头，不再说话。
她转身进厨房，拧开水龙头，水流哗哗地冲下来。
我站在门边，看见她弯着腰把脸浸在水里，血丝顺着水流一圈一圈地打着旋往下游漂。
我走过去，扯了张纸巾，递到她手边。她关掉水龙头，接过纸巾按在额头上，没看我，只说了一句：“回屋去。”
我站在那儿没动。
她也没催，就那么按着额头，背对着我。
厨房的灯管嗡嗡响了两声，突然灭了，屋里暗下来。
我只好转身回屋，关上门的瞬间，听见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那天夜里我坐在床边，背抵着门板，心跳得像擂鼓。
拉开一条门缝，看见她坐在堂屋的板凳上，手里捏着一根烟，没点，就那么捏着。
屋里的灯已经关了好一阵子，月光从窗户照进来，打在她侧脸上。
她的肩膀塌着，像累极了的人。
我轻轻关上门，坐回床上，把枕头底下那盒药膏摸出来，捏在手里。
我开始觉得，我可能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过她。
05
高考那天，天气热得不像话。
考场大门外挤满了人，有人在翻笔记，有人抱着保温杯灌水。
我站在树荫底下，手里攥着准考证，一张照片被汗捂得发软。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把脑子里所有关于那个家的东西都压下去，走进了考场。
两天考完，最后一门出来的时候，太阳晒得地面发烫。
我站在校门口，看着大家被家长接走，有家长递水递毛巾。
我一个人站了一会儿，然后顺着老路走回家，脚步轻飘飘的，像是踩在棉花上。
进了门，程冬梅在厨房里忙碌。桌上已经摆了四个菜，红烧排骨，糖醋鱼，西红柿蛋汤，一盘炸花生米。我站在饭桌前好一会儿，没能挪动步子。
十一年了，她头回做这么多菜。我坐下来，拿起筷子又放下，试探地开口：“有话说？”
她端着饭出来，也没看我，只说：“坐下吃吧。”她把一碗饭推到我面前，自己端了一碗坐在对面，低头夹菜，一声不响。
我也吃。
红烧排骨炖得很烂，入口即化。
糖醋鱼的汁收得正好，酸味和甜味搭在一起，不腻。
那顿饭安静极了，只能听见碗筷碰撞的声响。
没有人说话。
吃完我起身收拾碗筷，她按住我的手：“放那儿吧。你回屋去。”
我看了她一眼。她低着头收拾碟子，动作不紧不慢。
我回了屋，躺下来，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窗外虫子在叫，一声一声的，像催什么。我翻了个身，迷迷糊糊的，总觉得她有什么话没说出口。
不知道躺了多久，天快亮的时候，我听见楼下有窸窸窣窣的声响。
脚步声在楼梯上上下下，轻得很，像是怕吵醒谁。
我没起来，听了一会儿又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的动静把我吵醒。
院子里站了好几个人，邻居围在门口探头探脑。
我爸站在屋檐下，脸绷得紧紧的，像块铁皮。
程冬梅站在二楼楼梯口，手里拎着一只行李箱。
那只箱子用了八年，边角磨白了，拉链头断过一截，拿线缝上去的。
看见我出来，她二话没说，手一抬。
箱子从二楼砸下去，砸在水泥地上发出一声闷响，衣服、书、本子、画具散了一地。
有一个铝制的饭盒骨碌碌滚到墙角，那是她给我带过好几次早饭的饭盒。
我还没反应过来，她已经冲下楼，一巴掌甩在我脸上。
这一巴掌比之前任何一次都重。
我整个人往后退了两步，扶住门框才没摔倒，耳朵里嗡嗡地响，像有一群蜜蜂在脑子里转。
阳光白花花地照着，邻居的议论声嗡嗡隐隐的，混在一起，什么都听不真切。
程冬梅站在我面前，声音又尖又碎：“你就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你跟你那个死鬼妈一样，养不熟！滚！永远别再回来！”
周围的议论声更大了。
我爸站在旁边，始终没有开口。
我一直看着他，他一直是避开我的目光的。
我蹲下来，把散落一地的东西一件一件捡回箱子里。
书皮沾了泥，拿手背擦了擦。
画具散得最远，我走过去一根一根捡回来。
橡皮滚到排水沟边，我蹲下来伸手捞出来，上面沾了泥，我用衣角抹了抹。
程冬梅又扔过来一样东西。一张银行卡，啪嗒一声落在我脚边。
“你的！”她的声音干哑，“别回来了！”
我捏着那张银行卡站在原地，手指捏得发白。我抬头看她，她侧着脸，始终不跟我对视。
我拉起行李箱，头也不回地出了门。
走出巷子口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程冬梅站在门口，一动不动地站着。太阳从她身后照过来，她瘦瘦的影子拖在脚边，像一根插在地上的竹竿。
长途大巴开出去很远，我坐在最后一排，把那张卡翻过来。卡背面贴着一块透明胶，底下压着一串数字。我的生日。
我攥着卡，眼眶烫得厉害。
我恨了她十一年，可她记得我的生日。
06
八年。
我从那个小镇子里出来，去长沙，再到省城。
做过奶茶店店员，端过盘子，摆过地摊。
夏天顶着太阳站一整天，冬天冻得手发僵。
后来进了一家婚庆公司，从打杂做起，端茶倒水、布置场地，慢慢学了一点手艺，升成策划师。
去年自己带了小团队，日子谈不上大红大紫，总归是站稳了脚。
我不回老家，不给家里打电话。
偶尔过年过节，手机里会跳出几条未接来电，来电显示是老家的区号，我都没接。
偶尔梦到那个院子，梦到那把晾衣杆，醒过来后心口还是会紧一阵。
那张银行卡一直夹在我钱包最里层。
我没动过里面一分钱，也没销过户。
有时候深夜加班回来，坐在出租屋的床上，把那张卡翻出来看。
卡面的字被我的指腹磨得几乎看不清了，背面那块透明胶卷了边。
我拿指甲压一压，又会翘起来。
我也说不清留着这张卡是记恨，还是记着别的什么。可能都有。
那阵子我在筹备一场婚礼，场地布置忙到深夜。
手机响的时候，我正蹲在酒店宴会厅里钉桌卡，看了一眼来电显示，老家的区号。
我挂了，没接。
手机又响，我又挂了。
第三次响的时候，我接起来。
那头是陌生的男人声音：“是林傲晴吗？我是镇卫生院的。你妈程冬梅病危了，转去人民医院老院区了。你回来一趟吧。”
我蹲在宴会厅中间，手里攥着那只桌卡，那个印着新郎新娘名字的卡片愣在那儿，周围的灯光亮得刺眼。
我不知道自己蹲了多久，久到酒店的保洁阿姨过来问我是不是不舒服，我才站起来说了句“没事”。
我订了最近一班高铁，连夜赶回老家。那是我八年来第一次走这条线路。车厢里人不多，窗外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清。
医院老院区在镇子边上，楼不高，外墙刷了一半的黄漆，另一半还是水泥的。
走廊里飘着消毒水和饭菜混在一起的味道，灯光惨白。
我找到护士站，报了名字。
护士上下打量我一眼：“你是程冬梅的女儿？”
我没答话。
她低头翻本子：“你妈一直在喊。喊囡囡。”她顿了顿，又说，“喊了好几天了。”
我的腿一软，扶了一下墙才没蹲下去。
我沿着走廊慢慢往前走，走到尽头那间病房门口停下来。
隔着玻璃，我看见床上躺了一个人，瘦得几乎看不出形状了。
头发花白，嘴唇干裂，眼窝深陷下去，像一张老照片里的人在沉睡。
我推开门，一步一步走到床边。
八年不见，程冬梅老得太多了。
我记忆中她的头发是黑的，才四十出头的人，走路带风，巴掌扇下来又快又狠。
可眼前这个人瘦得脱了相，颧骨突出，脖子上的青筋一根一根绷着，像干枯的树枝。
她的眉头皱着，嘴唇微微翕动，像是在说什么。我弯下腰凑近，听见她模糊地从喉咙里挤出两个字：“囡囡……”
我的眼泪毫无预兆地落下来，砸在她的被单上。
我站在床边，手握在床沿，指关节攥得发白。
走廊里静悄悄的，只有她呼吸的声音，又轻又急，像一只破风箱。
我退了半步，门框那儿亮着一盏小夜灯，光线昏黄。我在那盏灯底下站了一会儿，忽然膝盖一弯，跪了下去。
07
程冬梅醒来的时候，我站在床尾。
她睁开眼睛，目光涣散地转了一圈，慢慢定在我身上。她看了我很长时间，久到我以为她没认出来我，她的嘴唇动了动，挤出一个字：“滚。”
声音哑得像砂纸磨在墙皮上，又干又涩。
我站在原地没动。她又闭上眼，像是连生气都懒得生了。
医生把我叫到走廊，谈话很直白：“你妈这个病拖太久了。肾衰竭，一直拒绝透析，送来的时候人已经昏迷。按检查结果估计，至少拖了三年。”他翻了翻病历夹，又补了一句，“另外，她肋骨断过两根。旧伤，错位愈合，至少七八年了。”
“断过两根？”
“嗯，一直没接好，靠自身长起来的。”
我脑子里嗡嗡的。
七八年前，正好是高考前后，那一年我最后一次见她。
那个夏天她把我的行李从二楼扔下来，推搡中我撞到过她胸口。
她当时闷哼了一声，什么都没说，我一直以为是我撞疼了她。
我靠墙站着，病历本差点没拿住。
护士又告诉我，程冬梅住院这几天的费用一直欠着，她不让通知我，也拿不出钱来。
她把老屋的钥匙留给邻居梁淑燕，说如果她走了，让梁阿姨帮忙处理后面的东西。
我当天下午坐车回了老屋。院门锁着，钥匙在门口砖头底下压着，还是老习惯。我拨开黏了青苔的砖头，摸出那把锈迹斑斑的钥匙，打开了门。
屋里一切都还保持着八年前的样子。
堂屋的桌子，我吃饭的位子，那把弹簧塌了一角的旧沙发，一切都没有变。
窗台上落了一层灰，茶几上的水杯还放着我走之前那个位置。
我推开她房间的门。
陈旧的木头味道扑面而来。
她的房间不大，一张木板床，一顶老式衣柜，床头柜上放着一盏灯，灯罩上蒙着灰。
床头柜的抽屉开着一条缝，我拉开，里面码得整整齐齐。
我的奖状，高一的校牌，那本画册。
我的证件照，是十八岁那年拍的，那时候头发比现在短，黑黑白白的，笑得很拘谨。
最底下压着一个信封。
封口拿透明胶粘了三道，像是生怕里面的东西漏出来。
我拆信封时手指一直在抖。信纸折了三折，打开后只有两行字：“囡囡，别怪那笔钱少，妈只有这么多。别回来。”
我盯着那两行字，眼泪砸在纸上，洇开了一片。我翻过信纸，背面还有一行小字，笔迹更淡：“你生日那天，我给你煮了鸡蛋，你也没吃就走了。”
我拿着信纸，整个人抖得厉害。
我记得那个早上。
我起床的时候楼下已经吵成一团了，我摔了行李就走，连早饭都没吃。
她给煮的鸡蛋，就搁在厨房的灶台上。
我走的时候，没看它一眼。
我蹲在她床边，手指掐着那封信，额头抵着床沿，眼泪无声地流过脸颊，一颗一颗砸在地板上。哭够了，我把信纸叠好，收进胸口的口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