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录用电话那头的声音还没说完，厨房里“咣当”一声响。
我握着手机转过身，看见我妈把一板空了的药壳摔在地上，眼睛直直盯着我，嘴唇哆嗦，像见了鬼。
“妈，我考上了。”
她整个人朝后一仰，连人带椅砸在瓷砖上。急救室的灯亮到现在，我靠在医院走廊冰凉的墙上，腿一阵阵发软。
舅舅满头大汗冲过来，一把攥住我的胳膊：“你妈是不是……知道了？”
那个人没头没脑的一句话，像一把钥匙，插进了一道我从未注意过的锁眼里。
01
省考成绩出来那天，我正坐在出租屋的床上啃面包。
手机响了，一个陌生的座机号码。
我犹豫了两秒才接起来，那边自报家门是省人社厅的，问我是不是何晓妍，说我通过了公示期，录用通知函近期会寄到家里。
我当时脑子“嗡”的一声，问了三遍“真的吗”，对面笑了，说姑娘你没听错，省直编办已经盖章了。
挂了电话，我坐在床沿上愣了足足半分钟。
然后跳起来给男朋友谢俊彦打电话，吼着说“成了！”他也跟着高兴，说要给我庆祝。
我说先等等，我得回县里一趟，把这个消息当面告诉我妈，看她高兴成什么样。
她是我唯一的亲人。
我爸在我六岁那年就没了，工伤，厂里赔了一笔抚恤金，我妈靠那点钱加上起早贪黑卖早点，把我供到省城读了硕士。
她这辈子没有别的盼头，就盼着我有出息。
我考上省直公务员，她应该是这世上最高兴的人才对。
我在火车上把这段想了一遍又一遍，甚至想好了她看到通知书时可能会抹眼泪。
我连怎么开口的话都打好了腹稿，在县城车站出来时，先去菜市场割了半斤卤肉，又买了一兜她爱吃的橘子。
推开家门的时候，太阳还没落山。我妈坐在堂屋的矮凳上择豆角，抬头看见是我，愣了愣。
我说这句话时声音很亮，一脸笑，等着看她咧嘴。她手里的动作却停了。豆角从她指头缝里滑下去，她盯着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说话。
“妈？你要不要看我的录用短信？省里刚打的电话——”
“什么省里。”
她突然站起来，声音像被什么割过一样，又尖又涩。矮凳被她带翻了，豆角洒了一地。
我被她那样子弄得有点懵，手里还拎着卤肉和橘子，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她快步走进里屋，门“砰”地甩上了。
然后我听见里面翻箱倒柜的声音，什么东西摔碎了。
我站在堂屋里，手心的汗把塑料袋攥出一层白雾。
她从来没有这样过，哪怕我小时候发高烧烧到四十度，她也只是咬着嘴唇背我去卫生所，路上没掉一滴泪。
晚上她没有出来做饭。
我敲了三次门，里面没有应声。
我把卤肉切好摆在桌上，又热了米饭，用碗扣着留给她。
然后在堂屋里坐了一夜。
深夜十一点半，我手机响了，是舅舅何耀华。
“晓妍，你妈……是不是知道了？”
“什么知道了？我考上公务员的事？”
那头沉默了几秒，电话里传来打火机的声音。
“舅舅，你说清楚，你到底想问什么？”我急了，声音不自觉拔高。
“没事。”他干干地说，“没事就好。你……早点睡。”
挂了电话，我盯着手机屏幕看了很久。
他问的不是“你妈是不是不高兴”，而是“你妈是不是知道了”。
这七个字的用法，让我觉得他问的根本不是我今天考上公务员这件事。
前半夜我没动。
后半夜我实在坐不住，走到家门口的院子透口气。
我经过客厅那台旧电视时，瞥见我妈傍晚走出来，把父亲遗像前那盏小台灯关掉了。
我姥爷说过，那盏灯是我爸死的那年起点的，点了很多年。
我妈从不让任何人碰那盏灯。
我掏出手机，照着那盏灯，又看了看我父亲的遗像，总觉得有什么东西被我看漏了。但我说不上来是什么。
天快亮的时候，我靠在沙发上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梦里全是水。
有一个女人在很深的水底拼命往上浮，我看不清她的脸，只看见她背上贴着密密麻麻的红红的手印，像一枚一枚的印章，把她往下按。
我醒了，出了一身冷汗。
02
第二天早上，我妈从屋里出来了。
她眼睛底下发青，脸色灰扑扑的，但动作和往常一样。淘米，烧水，煮粥。好像昨天晚上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端着碗坐在她对面，试着跟她说话，她只嗯、哦、好。我几次想提“省里”两个字，她抓起勺子转身去盛咸菜，根本不给我接话的机会。
冷静下来之后，我决定跟她坐下来好好谈。那天下午我趁她洗衣服的时候，把录用通知书的电子版打印了一份，放在她面前。
“妈，我知道你舍不得我。可是省直单位待遇好，以后我能把你接过去住，你就不用再凌晨三点起来揉面了。”
她低头看着那张纸。看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在慢慢接受。然后她伸出手，抓住了那张纸。
我以为她要看，手一松。她却猛地两只手一撕，“刺啦”一声，纸被她撕成了两半。又撕了四瓣。又撕了几把，碎得再也拼不回去了。
我整个人都愣住了。
她把纸屑扬在我面前，嘴唇直抖：“你哪也不许去。”
“妈！”
“别叫我妈！我说了不许去就是不许去！”
她从来没跟我吼过这样的话。
从小到大，她哪怕再累再苦，对我说话都是轻声细语的。
这一嗓子把我吓得往后退了一步。
她盯着我，眼珠子通红的，像一头发了疯的母兽。
我嘴唇动了动，半天挤出一句：“你凭什么毁我前途？”
她没回答。我摔门走了出去。
我走到巷子口，蹲在电线杆底下，眼泪一下子就绷不住了。谢俊彦打来电话，我没接。我蹲到太阳落山，腿都蹲麻了。
一个声音在我头顶响起来：“闺女，你在这儿蹲一天了，跟你妈吵了？”
我抬头，是住在隔壁巷子的卢淑华，五十多岁，圆脸，下巴带着一颗痣，嘴碎，人倒是不坏。她端着一碗绿豆汤递给我。
我接过来喝了一口，“嗯”了一声。
她在我旁边蹲下，压低声音说：“你妈这人有心病，好些年了。你是不知道，前几年县里搞什么扫黄打非，街道上来了一队穿制服的。你妈正巧在菜市场买菜，远远看了一眼，菜篮子整个掉地上，花生洒了一地，蹲在那儿捡了半天，手一直抖啊抖的。”
“后来派出所的民警路过我家，她看了一眼人家制服上的肩章，整个人就贴着墙根走，跟见了鬼似的。”
我端着绿豆汤，手指头越来越凉。
“她怕穿制服的人？”我问。
“不是怕，是怕得很。”卢淑华咂了咂嘴，“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但也说不上来为什么。”
我心口发紧。
在我妈这一辈子里，我从没见过她对“制服”有什么好感。
细想一想，家里电视从来只看地方台，晚上七点的新闻联播，她一到那个点就把电视关了。
小时候我问为什么，她说“吵得慌”，我也就信了。
还有一件事，也是我小时候。
有一回我在外面跟人打架，额头磕破了，人家家长带着我去我家评理。
那个人个子高，说话嗓门大，我妈出来的时候正在和面，两只手全是面粉。
她看了我一眼，又看了那人一眼，什么都没说，转身进了屋。
我站在院子里哭。过了很久，她才出来，眼睛红红的，把我领进屋上药。
我那时以为她是因为我打架才难过。
现在想想，她那时候好像一直在颤抖。
“晓妍，”卢淑华拍了拍我的肩膀，“你妈这个人，你不懂她的事，就别硬顶。她心里苦，只是不说。”
我看着她走远，把那碗绿豆汤喝完了。
糖很甜，可我怎么喝都觉得苦。
03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舅舅何耀华家。
何耀华是我妈唯一的弟弟，在县城跑货运，黑瘦，手上的茧子一层叠一层。他正蹲在门口修三轮车，看见我来，拧螺丝的手停了停。
“你妈还好吗？”
“你觉得呢？”
他沉默了一会儿。“进屋坐吧。”
我没坐，就站在他院子里。何耀华放下扳手，洗了手，从裤兜里摸出一包烟，点了一根。
“舅舅，你昨晚在电话里问的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我妈知道了？她知道什么？”
何耀华抽烟的动作停住了。
他盯着我看了很久，好像在看一个拿不定主意要不要说实话的人。
最后他把烟头摁在铁皮桶沿上，哑着嗓子说了一句话：“你爸的死，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我以为他是在说“工伤”这两个字里头有别的东西。
我爸死的时候我才六岁，关于他的记忆很模糊，只记得他喜欢把我扛在肩膀上，走到哪儿都带着我。
“我爸不是在厂里出事死的吗？”
“是出事死的。但是……不是你自己撞上去的那种死。你懂我意思吗？”
我后背发凉。
“舅舅，你把话说清楚。”
“你妈不让我说。”他站起来，从我身边走过去，走到门口又停下来，“晓妍，你非得走那条路吗？县城不好吗？离你妈近，安安稳稳的，不好吗？”
我说我不是非得去哪儿。我说我只是想找出一条让两个人都过得好的路，可我妈连谈都不愿意跟我谈。
何耀华背对着我站了很久，最后只说了四个字：“回家去吧。”
我走出他家院门时，他在后面喊住我：“晓妍！你妈当年……是吃了大苦头的。你别怪她。”
我没回头。
回到家里，我妈不在。
桌上放着包子，盖着纱罩，还是热的。
我扒了两口，回屋翻出一个旧布鞋盒。
那是我妈收着我爸遗物的东西。
她平时锁在衣柜最底层的抽屉里，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又把锁去掉了，这次轻轻一拉就开了。
盒子里有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
我爸站在一棵老槐树底下，穿着白衬衫，肩膀挺正，笑容很温和。
他旁边站着一个年轻男人，比爸爸矮半个头，笑的时候眼睛眯成一条缝。
照片背面有一行褪色的钢笔字，一笔一划，墨迹洇开了一小团：做一个对得起良心的人。
那是爸爸的笔迹。
我翻来覆去地看那行字，总觉得这句话不像是随便写的。
更像是写在某个重要场合之后的留痕。
我把照片翻过来，正对着光看了很久。
父亲旁边那个年轻男人的脸，眉眼依稀有些眼熟，但我不知道他是谁。
我把照片小心地夹进书里，放回布鞋盒里。
晚上我妈回来了，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收拾碗筷，洗了澡，然后把自己关进屋里。
我坐在堂屋里听着她房门的锁“咔哒”一声落下，心里堵着一团棉花，闷得难受。
我翻出手机，犹豫了很久，给舅舅发了条短信：“你什么时候想说，我什么时候听。”
他没有回。
夜里我起身上厕所的时候，经过我妈的房间，听见她在里面翻身。我把耳朵贴在门板上听了一会儿，里面安静得让人心慌。
我回到床上，闭上眼睛，眼前老是浮现我爸照片背面那行字。
一个念头在脑子里翻来滚去：我爸说的“对得起良心”，是对得起谁的良心？
又是谁，要逼他做一个对得起良心的人？
我在这些问题里翻来覆去地折腾了很久，天快亮时才迷迷糊糊睡过去。
04
政审那天，我没有告诉我妈。
她上午去市场买面粉，我趁机拿着材料去街道办盖章。
办得很顺利，社区的人和蔼得让我意外。
我拿着盖了章的回执往家走时，一路都在想，这事儿瞒着她也瞒不了多久。
等她把那口气缓过来，我再好好跟她说一次。
可我没料到，我妈比我以为的更警觉。
我回到家里时，她已经站在堂屋了。
手里攥着一袋面粉，指节发白。
她在门口等着我，看见我手里那张印着街道办公章的回执，整个人的眼睛都变了。
“你去了？”
“妈，我——”
“你去街道盖章了？你去搞政审了？”
她的声音高了起来，又尖又紧。
我试图解释，她一把把面粉扔在地上，白粉扑了我一身。
我愣了一下，抹了把眼睛，正要说，她突然双膝一弯，跪了下来。
我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
从小到大，我见过我妈倔强的样子，见过她咬着牙一声不吭扛起整个家的样子，可我从没见过她跪下。
她跪在地上，双手死死抱住我的腿，仰着脸看我，眼泪簌簌地往下掉：“晓妍，妈求你了，别去。你非要去，妈就活不成了。”
“妈你起来！你这是干什么！”
我蹲下去拉她，她怎么也不肯起来。
她的指甲掐进我的裤腿里，力气大得吓人。
我从来没见过她这副模样，像一个溺水的人抓住最后一块浮木，又像一个被抓到的逃犯在求饶。
我哭了，她也哭。我们母女俩跪在我家堂屋的地上，灰尘和面粉混在一起，太阳从门外照进来，又亮，又冷。
最后我说：“妈，我答应你，先不去了。”
她松开手，整个人瘫坐下来。
我扶她起来，她浑身的力气像被抽干了，走到里屋时脚都在打飘。
她在床上躺下，我给她盖了被子，她背对着我，肩膀一耸一耸的。
那天夜里我睡不着，鬼使神差地走到她屋里。
她想是吃了药才睡的，呼吸很沉。
我站在床前看着她，她睡着了还皱着眉，眼角挂着没干的泪痕。
我轻轻伸手，想帮她掖掖被角，手碰到枕头时感觉到一个硬硬的东西。
我抽出半个角来看。
是一张发黄的住院单，纸已经脆了，折痕处裂了一个小口子。上面写着母亲的姓名，日期是我三岁那年，诊断栏里一行潦草的字：创伤应激障碍。
最让我心惊的是，住院单上母亲的名字后面，按着一个红红的手印。
那个手印很小，像是孩子的拇指大小。
我看了看自己的拇指，又看了看那个指印，尺寸不对。
我妈的拇指比这个小指头粗多了。
那是一个小孩的指印。
这个发现让我整个晚上心都没有落回肚子里。那个指印像一枚烙铁，烫在我心里。我合上那张住院单，放回原处，又坐回堂屋。
我打开手机，把那张照片翻出来，反复放大，看照片上我爸旁边那个年轻男人的脸。他嘴角有颗痣。
我猛地想起一件事。
在我很小的时候，家里来过一个人。
我爸把我放在膝盖上让我骑大马，那个人坐在对面逗我玩。
我记得他嘴角有颗很明显的痣，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现在我想起来了。那个人，就是照片上站在我爸旁边的年轻人。
他到底是谁？
05
录用电话打来那天，离我跟我妈吵架已经过去一个星期。
我没告诉她我还在等消息，她也没再提那件事。
母女俩像是踩在一层薄冰上，谁也不敢用力。
我接到通知电话时正在院子里收衣服。挂了电话，我站在原地，手机屏幕还亮着，上面“录用通知”四个大字清清楚楚。
我深吸一口气，推开堂屋的门，喊了一声“妈”。
我妈正坐在桌前摘豆角。看见我走进来，又看见我手里的手机，她像是感应到了什么，手突然停住了。
“妈，省里来电话了。我被录用了。正式的。”
我说得很轻，很慢，像是怕惊动什么。
她的脸在一瞬间变得雪白，嘴唇剧烈地抖动着。
她张了张嘴，想说话，却半天没有发出声音。
然后她缓缓站起来，伸手进围裙口袋里，摸出一个小小的药瓶。
那个药瓶是白色的，没有标签，像在灶台下面藏了很久。
“妈——”
我的声音卡在喉咙里。她拧开瓶盖，一仰头，喉咙滚动了几下。然后她把空瓶子扔在地上，透明的药壳“叮叮当当”地滚了一地。
“妈！你吃了什么？！”
我冲上去抓住她的胳膊，她整个人软软地倒向我。她的眼睛看着我，嘴唇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但只发出一个细弱的气音。
“你……别走。”
我背着她冲出了门。我在街上拦了一辆三轮车，司机看见我妈的样子，一脚油门踩到底。到了县医院门口的急诊通道时，我已经喊哑了嗓子。
她被推进抢救室。
抢救室的门关上了。
我站在走廊里，背靠着冰凉的墙壁，腿抖得站不住。
我一点一点滑下去，蹲在墙角，把脸埋在膝盖里。
消毒水的味道呛得人想吐。
“何晓妍的家属？何晓妍的家属在吗？”护士从急诊室探出头来。
“我是……我是她女儿。”
“你怎么搞得？你妈吞了整瓶安眠药，刚才洗胃了，再晚十分钟人就没了！”
护士的声音像一把刀子，狠狠扎在我心口。
我整个人晃了一下，扶住墙才没倒下。
走廊那头的电梯“叮”的一声响，舅舅何耀华跑出来，跑得满头大汗，T恤都湿透了。
“你妈呢？她怎么样了？！”
“在抢救。医生说……洗胃了。”
何耀华一拳砸在墙上，“咚”的一声闷响。
他喘了几口粗气，转头死死盯住我：“她吃了多少？她把整瓶都吃了？她是不是看到省里的文件了？是不是？”
“我不知道……我没有给过她文件——”
“她有没有看见省里盖的那种红戳？你仔细想！”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对“红戳”这个字眼这么敏感，但我突然记起了那张住院单上的红色指印。
我盯着舅舅的脸：“你跟我说实话，什么叫我爸的死没我想的那么简单？我妈到底在怕什么？”
何耀华张了张嘴，又闭上。他转头看了一眼抢救室的门，门上的红灯还亮着。他闭了闭眼，像终于把一件事放下了。
“你爸当年那件事……你妈是被人按着画了押的。她签了一份保证书，按了手印，答应这辈子不再过问那件事。”
“那些年，她就怕你再走那条路。你考公务员，考上了省直的公务员，你懂不懂，在那些穿制服的人眼里，这就等于你又回到了那条路上。”
我耳朵里嗡嗡的。
走廊的灯管闪了一下，又亮了。
我整个人靠着墙慢慢蹲下去，蹲在地上，双手撑在地面上，冰凉的瓷砖贴着掌心，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我终于明白我妈当年画押是什么意思了。也终于明白那张住院单上那个小小的红指印是谁的了。
那不是小孩子的指印，那是一个女人在签下保证书时，被人抓着手指，按下去的那一刻，用力过度留下的印记。
而那个被抓着手按下去的女人。
她一遍一遍地梦见那个红印子，一遍一遍地梦见那块石头。她怕的不是她自己，是我。
急救室的门开了，医生的声音在走廊里响起：“病人暂时脱离危险了，留院观察两三天。”
我的腿一软，整个人跪在了地上。
急诊室门口，眼泪混着面颊上的冷汗，像一条温热的线，一根一根地往下淌。
我跪在地上，听见自己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舅舅……我爸当年……到底是干什么的？”
没有回答。
走廊里只剩下消毒水的味道，和输液瓶一点一点往下滴的声音。
06
我妈脱险后，被送进了普通病房。
她睡得很沉，脸色蜡黄，手背上扎着留置针。我坐在床边守着，看着输液管里一滴一滴往下掉的药水，心里像被人塞了一团湿棉花。
当晚我没有回家。卢淑华知道后打电话来，说晚上替我照看院子，让我安心在县医院待着。我说好。
深夜的病房静得只剩下仪器的滴答声。
我坐在塑料椅上，后背靠着墙，看了很久窗外的黑暗。
凌晨两点多的时候，我的手机屏幕亮了，是舅舅发来的短信：“明天白天你去一趟你家老屋，打开西屋墙角那个木头柜子。锁坏了，可以直接拉开。里面是你妈留了二十多年的东西。有些事，你从那儿找答案吧。”
我盯着这条短信看了很久，心跳一下比一下重。我关掉手机，看了一眼病床上沉睡的母亲，把外套搭在椅子扶手上，拉开病房的门。
夜里的县城很安静。
我沿着路灯走回家，从床底下找出那只旧布鞋盒，随即又想起舅舅说的是“角落的老木柜”。
我走进西屋，那里常年没人住，堆满了杂七杂八的东西。
墙角确实立着一只木头柜子，看起来比我妈的年纪都大。
锁坏了。那是被反复撬过的痕迹，不像是这几天才弄的。
我拉开柜门，一股樟木和灰尘混合的味道扑面而来。里面摞着几摞旧衣服，最下面压着一个牛皮纸包。我把它抽出来，打开。
最上面是一沓泛黄的纸。
纸很脆，边缘卷曲。
第一页是一份手写的举报材料，钢笔字，一笔一划写得极工整。
标题写着：“关于县国营棉纺厂改制过程中相关人员涉嫌贪腐问题的举报信。”
下面署名：何建国。
我爸的名字。
我手一抖，纸差点掉在地上。
我捂住嘴，继续往下看。
材料写得不算长，但很细。
哪笔款项不对，哪个环节有猫腻，经手人是谁，写得清清楚楚。
日期是1998年的秋天。
我爸死的那个月。
我接着往下翻。
第二份文件是一张“单位内部处分决定”，上面写着：何建国同志在改制期间泄露企业内部信息，造成不良影响，经研究决定给予记过处分，并停发当年度奖金。
最后一行写着：本人对该处分决定无异议。签字：何建国。后面按着一个红手印。
那个手印，和我妈住院单上那个一模一样。
他不是自己按的。那些人是抓着车祸后昏迷的我爸的手按上去的，再在我妈被叫到现场时，用同样的方式让她画了押。
我翻到最后一张纸。
那是一份“自愿放弃申诉”的保证书。
上面写着一句话：本人何桂芳，因丈夫何建国生前违反企业保密规定、造成严重后果，家属自愿放弃一切申诉主张，并保证不再上访。
特此声明。
落款是1998年11月，签名后面按着那个小小的红指印。
我把它举到灯下，反复看了三遍。
保证书上那个红指印，和我妈住院单上那个一模一样。那个小小的，比拇指细的一圈，像一个烙印，烙在我妈的名字后面。
我的眼泪砸在纸上，晕开了一朵暗色的水花。
我把所有的纸放回牛皮纸包里，连同我爸那张照片。
最后我从柜子最底下摸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一张小一寸的旧工作证。
工作证的面上有一行字：县国营棉纺厂保卫科。
照片上是一张年轻男人的脸，嘴角有颗痣。
是照片上站在我爸旁边的那个人。
我把这些全部抱在怀里，坐在地上，靠着墙，在黑暗里一动不动地坐了很久。
天亮时，卢淑华的短信弹出来，问我到家没，冷不冷。
我回了两个字：到了。
我没有告诉她这些事。我也还没想好该怎么跟任何人说，我只知道，我必须去找那个嘴角有痣的人。
07
我通过卢淑华左打听右打听，才弄明白那个人叫刘仁华，以前在棉纺厂保卫科干过，后来调到县里城建局，退休后在城关镇养老。
第二天一早，我坐班车到城关镇，在一栋老式居民楼下找到了他。
开门的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戴着老花镜，见我站在门口，愣了一下：“你找谁？”
“我找刘仁华刘老。”
“我就是。你是？”
我把父亲那张照片递过去。他接过来看了一眼，手抖了一下，没有立刻说话。
“你……你是何建国的姑娘？”
“他是我爸。”
他看了我很久，从我脸上找着什么。
末了他把照片还给我，侧身让我进门。
屋里弥漫着茶垢的味道，老式家具发暗。
他给我倒了杯水，没坐，在窗边站了一会儿。
“你几岁了？”
“二十五。”
“你妈……还好吗？”
“她在医院。”
他没有问为什么住院，像是心里有数。他沉默了一会儿，摘下老花镜擦了擦，嗓子有点哑：“你爸当初写那封举报信，是交到我手里的。”
“我那时候在保卫科当主任。他跟我关系好，他说厂里改制那摊子事肥了一批人，坑了全厂的工人师傅。他说‘仁华，这信我投上去，要是出了什么事，你帮我照看点桂芳和孩子’。”
“我当时说你别莽撞。他不听。信投上去不到两个星期，那边就动了手。”
“怎么动的？”我的声音很轻，像怕惊动什么。
“厂里出了一份文件，说你爸泄露内部信息，停职查办。”刘仁华的目光落在地上，停了很久，“你爸不服，去县里申诉。回来的时候，工厂夜班班车出了事故。”
“车祸？”
他点了点头：“在县城西坡，弯道，路滑。车上没有其他人，你爸坐的那侧正好撞在山体上。交警定了个意外。”
我不知道该摆出什么表情。
他看了我一眼：“你妈那时候疯了一样，跑去县里上访。被人关了三天的拘留所，出来以后，厂里通知她去签字，说签了就给你家发抚恤金。她不签，厂里就停了她纺织厂的临时工待遇。家里没有一分钱进项，你在襁褓里还要喝奶粉。”
“所以她就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