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记：北京与江南的600年

之前的文章里，我们分析过中国古代的东西之争和南北之争，说到元明清三朝，中国的政治中心迁移到了燕山脚下的北京，而经济中心却留在了江南，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南北的对抗张力，中国的内部纷争也就彻底变成了南北之争。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为什么这种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的状态在这600多年中成了常态呢？不同的时代，又为这个格局做过些什么呢？

周朝初年，武王和周公两次分封，构建了天下格局。当时周天子分封给贵族的土地并不一定是周朝已经占有的土地，往往是周天子把某块土地封给某个贵族，这个贵族就带着自己的家族和军队到那里去生活了。如果这片土地上有原住民，那么这个贵族就需要动用武力驱逐原住民，然后在这里修墙建城，这就是一个“国”。贵族和自己的家族、军队住在城里，也就是“国人”，那些被驱逐的原住民则住在国外，被称为“野人”。

所以，周朝初年的分封实际上有着很强的武装殖民的味道。在这种情况下，贵族们选择建“国”的地方就一定是安全性好、物产丰饶的枢纽地区。这种地区往往都比较容易聚集财富，于是对于一个国来说，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就是重叠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邯郸、大梁、临淄都是这样的地区经济中心，有一个成语“摩肩接踵”，说的就是齐国临淄的热闹与繁华。

这种情况到秦朝和西汉时期就发生了变化。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城有一个共性，就是它们多半都在崤山以东。这也比较好理解，因为崤山以东地势平坦，比较容易聚集财富。但统一天下的秦国，首都却是在关中的咸阳。要说关中其实也很富裕，但毕竟受制于地理禀赋，财富总量还是不如关东，这样国家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就开始初步地分离了。

刘邦由于是草根创业成功，对自己的实力也并不是很自信，于是听了娄敬和张良的劝，定都在了关中。这样，政经分离的局面就在西汉稳定了下来。

等到东汉，光武帝刘秀本身就是东部豪族出身，跟他一起打天下的也很多是大家豪族。刘秀没有了刘邦那样的担心，也就坦然地定都在了洛阳，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经历了200年的分离，又合体了。不过此时的东汉帝国不同于东周时期的诸侯国，国土面积增长了很多，这就导致边疆与中央离得太远，利益也产生了分离。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都远离边疆，朝中掌权的还都是既富且贵的士大夫，这导致边疆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们就倾向于抛弃那片区域——这些士大夫只算经济账，很少会算政治账和国防账。

后来魏晋南北朝，天下大乱，每个政权所能实际控制的地方都比大一统帝国时期要小。人总要吃饱了肚子才能打仗，于是每个割据政权首先就要控制那些富裕地区，结果就是，它们的首都就是本国最富裕的地方。

永嘉南渡时，北方世家大族纷纷举族南迁，客观上把北方的先进生产模式带到了长江以南。江南的地理禀赋发掘出来，到了唐朝时就有了扬一益二的说法——以长江中下游区域为主的扬州成了天下最富裕的地方。隋炀帝为了把江南的财富输送到关中和北方，开凿了大运河，从此政经分离成了历史的常态。也正是因为大运河的存在可以使江南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运到关中，才让大唐在安史之乱后又撑了百余年，等到黄巢之乱破坏了南方经济，大唐就彻底地断了气。

从宋朝开始，尤其是南宋时期，南方出现了地狭人稠的情况，很多人就出海做起了环中国海的生意。商业对于财富的创造和积累速度要远超于农业，于是南方的经济就迅速发展，彻底把北方甩在身后。

此时蒙古在北方兴起，接下来又南下灭掉了南宋。蒙古人的根基在北方，统一之后自然也就要在北方立都，他们接下来要做的不过就是把江南的财富尽可能高效地运往北京。

隋唐的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是人字形的运河，元朝时的京杭大运河则是要以北京为目的地，于是元朝人裁弯取直，大运河成了一条南北纵向的运河。不过，元朝虽然把隋唐大运河改造成了京杭大运河，它的南北物流却不依赖这条运河。元朝漕粮运输以海运为主、河运为辅，鼎盛期海运占比超95%，河运不足5%。

元朝虽然通过物流的创新增加了汲取江南财富的效率，但此时南方的繁荣已经远超北方，再加上北方经历了宋金以来的常年战乱，早已残破不堪。当时，元朝有4/5的人口，集中在江浙行省、江西行省和湖广行省这所谓“江南三省”，尤其是江浙行省的人口，接近天下人口的一半（这个数据尚存一定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江南三省的人口和财富是全国之首。）。这一切都为后来明朝推翻元朝提供了有利条件。

明朝只有建国初期短暂的定都南京，然后北京就成了国都，这个情况一直维持到帝制时代结束。明朝定都北京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外部威胁主要来自于北方，那么在北京地区就必须要保持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备边患。皇帝如果定都南京，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是合一了，但政治中心与军事中心可就分离了。都不用说南朝时期的荆扬之争，就只说眼前的靖难之役，大家也都看在眼里。

而且从内部来看，如果定都江南，华北就很容易成为独立的军事板块，国家有可能重回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定都北京则可以牢牢锁死华北，只要华北在手，国家内部的安全性就有保障。

清朝等于是元朝与明朝的结合体，它一方面要在北方稳固满蒙联盟；另一方面可能也给自己留着退路，于是也和明朝一样，定都北京，然后靠大运河（清朝后期开始海运）从南方汲取财富。

搞清楚了古代中国政经分离的脉络，我们最后再看看为此古人都做了哪些制度建设以及这种模式的反噬。

对于北京的皇帝们来说，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江南这么有钱，距离北京遥远，会不会割据造反？”为了控制这个风险，明清时期的皇帝们主要做了以下四件事：

一、行政拆分，肢解江南。明代南直隶把富庶的太湖平原和江淮、皖北强行拼在一起，让南边的富裕地区背上北边的经济负担。到了清朝，则是把南直隶拆分成安徽和江苏两省，在明朝的基础上，把两省南部富裕区域也做了切割。后来还在江苏省内设巡抚、布政司分治，这也算是散装江苏的历史渊源了。

二、财权收归中央。江南的田赋、盐税绝大部分上缴京师，地方存留很少。这么一搞，地方官府手里没有多余财富，难以豢养私兵，就掀不起大浪来（古代帝王怕的不是分散的民变，而是有组织、有地盘、有财政的武装集团）。

三、通过科举吸纳江南精英，把地方人才抽去北京。江南的精英阶层，人生上升路径依附于北京的皇权，他们的前途、官位、荣耀都在北京，也就没了对抗中央的动力。这是非常高明的社会整合——把江南地方力量，转化成朝廷官僚。

四、减少南方驻军。有钱没枪，南方就难以形成割据。

虽然历朝历代为了解决政经分离煞费苦心，但这套二元格局最终还是走向了崩溃。究其原因大概有三个原因：

首先是江南的负担太重，全国大部分赋税压在江南，让百姓负担沉重。江南地方志有记载，即使在康乾盛世时，江南也时有饿死人的记录，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朝廷对江南的盘剥之重，于是江南民间抗税不断。

其次是这套模式严重依赖大运河，一旦黄河泛滥，运河淤塞，南北供血就会出危机。其实元朝的时候就已经用海运来替代漕运了，只是到了明朝，政府重新启动漕运，接下来就围绕着漕运形成了一个利益群体。这种情况下，更有优势的海运就被放弃了，直到晚清漕运才又改回海运，不过旧格局的动摇也给清政府带来了冲击。

最后是南北利益的撕裂。朝堂之上，北方官僚侧重边防、军事，江南士大夫则关心赋税、民生，朝堂党争往往暗含南北利益冲突。这种利益的撕裂让政府难以集中精力解决具体问题。

最终，这套政经分离的二元结构，还是在清末的剧变中解了体。国门打开之后，经济格局开始变化，北京不再是“国防前线”，内地的口岸也通过长江连上了大海，开始蓬勃发展。中国走进了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