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嫌我和老伴活太久，心里难受睡不着，我俩快八十了，有退休金

儿子嫌我和老伴活太久

儿子说：“妈，你和我爸怎么还不死啊？你们活得太久了，把我们的福气都占完了。”

老伴的手在门框上抓出五道白印，而我站在厨房里，听见那把他从小用到大的搪瓷勺子，从我手里滑下去，碎成三瓣。

第一章

厨房吊灯的光是昏黄的，把酱油瓶的影子拉得老长，斜在灶台边上，像一道陈年的伤口。案板上还摊着半颗没切完的洋葱，最外一层已经干了，翘起来，泛着脆弱的紫。那把搪瓷勺子，从我手里滑下去的时候，我甚至没感到任何征兆——它就那么轻飘飘地，像一片落错了季节的叶子，脱离了我的指节。

碎得干脆，三瓣，一片稍大，两片略小，在地上转了个不规则的圈，最后停在我左脚布鞋前面。

儿子的声音是从客厅传过来的，隔着那扇虚掩的旧木门，闷闷的，却又字字分明。他那把嗓子，我听了快五十年，从他第一声含糊的“妈”到今天，没有哪一刻像此刻这样，让我觉得陌生。我像是被人从后脑勺敲了一棍子，眼前所有的东西——酱油瓶、洋葱、盐罐、搪瓷勺子——都还在原来的位置，又都不在原来的位置了。

老伴站在客厅和厨房相接的那个门框下。他本来是要进来拿老花镜的，眼镜就在他右手边的五斗柜上，但他没拿。他的左手撑在门框上，指节泛白，指甲盖陷进木头里，抓出五道白印。我们家的门框是松木的，刷了层清漆，年头久了，颜色发乌，那五道印子却白得刺眼，像五根细小的骨头从木头里长出来。

他没回头看我，我也没再往前走。我们两个像两件过了时的旧家具，被这一句话钉在原地。

“你们活得太久了，把我们的福气都占完了。”

“占完了”三个字，他说得轻，轻得像是从牙缝里漏出来的气。可越是轻，越像钝刀子剐肉，一下，又一下。

我听见自己喉咙里什么东西梗住了，上不来，下不去。我低头看地上那三瓣搪瓷勺子，是儿子六岁那年，我下班路上给他买的。勺柄上画着只小鹿，斑点的，颜色早掉了，只剩个轮廓。他小时候吃饭不老实，总要拿这把勺子敲碗沿，叮叮当当的，像个小银匠。后来他大了，不用了，我洗干净收在碗橱最里头，一收就是三十年。今天不知怎么翻了出来，舀白糖用。

现在它碎了。

老伴终于动了。他弯下腰，一块一块捡起那三瓣勺子，动作很慢，像在捡什么要紧的东西。捡起来后，他站直，把碎片攥在掌心里，攥得骨节格格响。然后他转过身，朝我走过来。

我们擦肩的时候，谁也没说话。他走到案板前，把三瓣碎片放在洋葱旁边，排成一条线。他的手背上全是老年斑，密密麻麻的，像干涸的河床。他放好碎片，又把洋葱往旁边拨了拨，腾出一小块地方。

“别踩着了。”他说。

这是他那天晚上说的第一句话。

客厅里传来椅子腿拖地的声音，然后是防盗门开合，再然后“砰”地一声，整间屋子静下来。儿子走了。他回来就是给我们添这一句话的？还是他原本有事，这句话只是顺带？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砰”的一声，震得窗台上的那盆吊兰叶子抖了好几下。

我想起三十多年前，也是这扇防盗门，儿子第一次自己拿钥匙开门回家。那时候门是新的，深灰色，他够不着锁眼，要我抱起来。我把钥匙插进锁孔里，攥着他的小手一起转，听见锁舌“咔哒”一声弹开，他笑得眼睛弯成两道月牙。那笑声现在还在我耳朵边上，脆生生的，跟今天这声“砰”搅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老伴站了一会儿，走到客厅去，把儿子坐过的那把椅子搬回原位。他搬椅子的动作也慢，像浑身的力气都从刚才那五道白印子里漏出去了。椅子腿在地上刮出一点细碎的声响，像老鼠啃木头。

我关掉火。火上其实什么也没有，锅是冷的。我本来是想煮点稀饭，配中午剩的炒茄子。现在不想煮了。

我走到客厅，在沙发角落坐下。沙发是布面的，中间塌下去一块，是我和老伴这么多年坐出来的。我摸着那块塌陷的地方，绒布磨得起毛，凉丝丝的。

老伴在阳台上抽烟。他年轻时候不抽，五十五岁那年单位改制，他内退了，才开始抽。一天三根，不多。他说，就图个手里有件事做。阳台上没开灯，烟头的红点一明一灭，像远处谁家窗子里漏出的光。

我坐了不知道多久。后来老伴进来，一身烟味。他坐到我旁边，隔着一拳头的距离。我们结婚五十二年，到后来这些年，坐在一起，中间总是隔着这么一拳头的距离。不长不短，刚好放得下一句话。

“他今天在单位挨批了。”老伴说，声音低得像是从地底下透上来的，“回来拿户口本，说要办个什么手续。没找着，就急了。”

我没接话。

“他那话……”老伴又说，说到一半停住了，过了好一会儿，才把后半句补完，“不作数。”

我转头看他。阳台的夜光从窗户透进来，把他的侧脸勾出一个模糊的轮廓。他的眼袋很重，下巴比上个月又瘦了些。他也在看我，目光躲了一下，很快又转回去，落在茶几上的搪瓷缸子上。那缸子是儿子上初中时得的奖品，全市作文比赛二等奖，红底白字写着“奖”。用了这么多年，磕掉好几处瓷。

“作不作数，他说了。”我说。

老伴没再说话。

那天晚上，我们像这五十二年里的无数个晚上一样，洗脸，刷牙，各自回屋。我们的卧室里有两张单人床，并排放着，中间隔着一条窄窄的过道。二十年前换的。那时候我的腰不好，他睡觉打呼，怕互相影响。二十年来，我们就在这两张床上，各自睡各自的觉，各自做各自的梦，偶尔半夜醒来，听见对方翻个身，才知道原来还在这间屋子里，还活着。

可这天晚上，我睡不着。

儿子的话像根针，从耳朵扎进去，沿着血管一路往下，扎到心脏里，就留在那儿了。不拔出来，隐隐地疼；想拔出来，又找不着方向。

我翻了个身，朝老伴那边看。他平躺着，眼睛睁着，望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细长的裂缝，从灯座一直延伸到窗户那边，好多年了，我们都没管它。

“老周。”我叫他。他姓周，叫周世平。五十二年来，我高兴了叫他世平，平常叫老周，真急了，连名带姓一起叫。今晚这声“老周”，我自己听着都觉得发虚。

“嗯。”他应了一声，没动。

“你说，我们是不是真的活得太久了？”

他不说话。过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睡着了，他才说：“睡吧，秀兰。”

他叫我秀兰。我名字叫林秀兰。

我闭上眼，眼前全是他刚才捡勺子碎片的样子，还有那五道门框上的白印子。

第二章

我和老周是七零年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认识的。

那年我刚满二十，从山东老家坐了三天的火车，又坐了大半天的汽车，最后是一段土路，到了那个叫二道河子的地方。一下车，风把嘴给封住了，满口都是沙子。我是头一回离家那么远，站在那儿，听不见一句家乡话，心里空落落的，像被人从根上拔起来，插进一片陌生的土里。

老周那时候不叫老周，叫小周。他比我早去一年，在连部当通讯员，个子不算高，但肩宽，走路带风。我第一次见他，是在连队礼堂的篝火晚会上。他站在台上，拉了一段二胡，曲子是《二泉映月》。那二胡拉得不算多好，断断续续的，可那天晚上，那调子被风一吹，被火一映，就那么钻进我耳朵里，一直钻到心里去。

后来我才知道，他那把二胡是从家带来的，紫檀木的琴筒，蛇皮绷面，是他去世的父亲留给他的。他父亲原来在县剧团拉二胡，六三年得病没了。他母亲第二年改嫁，去了外地，再没回来。他来兵团，只带了这把二胡和两身换洗衣服。

我们不是一个连队，平时见面不多。偶尔在团部开大会，他坐在前排，我坐在后边，隔着几十号人的后脑勺，我能一眼认出他来。他自己大概不知道，他坐姿很板正，跟别人不一样，后颈上一颗黑痣，像镶在那里的一粒黑豆。

真正说上话，是七一年秋天。那年秋天，兵团组织文艺汇演，我编了个小快板，讲连队养猪女兵的事。连里让我拿到团部去参加选拔。那天我在团部大门口等他，他出来传通知。秋天的内蒙，天高得让人心慌，风里裹着干草和羊粪的气味。我站在一棵老榆树底下，看见他跑出来，蓝布裤子，白衬衫，袖口挽到手腕上面。

“你是林秀兰同志吧？”他站在我面前，喘着气，额头上沁着一层细汗，“你的快板稿子我看过了，第三段第二句，那个‘猪儿肥’改成‘猪娃壮’，押韵。”

我愣了一下，然后忍不住笑了。他太认真了。

那天下午，我们就在老榆树底下站着，从快板词聊到二胡，从二胡聊到各自的家乡，又从家乡聊到以后。他说他不想一辈子呆在兵团，想上大学，学中文，以后写书。我说我想回山东，在县城里找个工作，守着父母。我们谁也没说“未来”这两个字，可每一句话都在往那上面靠。

太阳落下去的时候，他忽然问我：“林秀兰同志，我以后能常来找你说话吗？”

我低着头，看自己鞋尖上的灰，说：“那得看什么时候。”

他说：“就今天这样的下午。”

我点了点头。

从那以后，他每隔十天半个月，就骑一辆二八自行车，从团部过来，骑二十里土路。那路不好走，坑坑洼洼的，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可他不管，有时候赶上连队活儿忙，他就坐在宿舍外头的柴垛上等，一直等到我下工。我出去一看，一个黑影子缩在柴垛上，怀里抱着个饭盒，里面是他在团部食堂省下来的白面馒头。

我把馒头掰成两半，一人一半，就着从井里打上来的凉水吃。我们坐在柴垛上，看天一点点黑下来。北方的星星比南方的亮，像撒了一把碎银子在黑布上。他给我指北斗七星，指牛郎织女，指他小时候他妈教他认的那些星星。他的手在风里划来划去，像在写什么看不见的字。

“秀兰，”他叫我，声音像被风吹散了又聚拢，“等我以后有出息了，我带你去草原上骑枣红马。”

我说：“我不骑马，我骑驴。”

他笑，露一口白牙，说：“那行，我给你牵头驴。”

那些日子，细想起来，其实清苦得很。可我不觉得苦。人年轻的时候，只盼着一个人来，天就短了，风也轻了。哪怕什么话都没有，就坐在一起，肩膀与肩膀之间隔着一指头宽，都能觉着从对方身上透过来的那点热，顺着风，丝丝缕缕地往自己这来。

后来他跟我说，他找连里的刘大夫开了个证明，说心慌气短，要常去团部卫生所看病。刘大夫是个天津人，眯缝眼，爱开玩笑。给他开证明的时候，在那张薄薄的纸上写：“该同志心慌，需定期前往团部某处接受革命友谊之检查。”老周把这张纸叠成小方块，揣在胸口内兜里，给我看的时候，耳朵红得像喝了二两。

那年冬天，他过生日。我攒了两个月的劳保肥皂，拿肥皂跟当地老乡换了一小包红糖，又央食堂的司务长把平时舍不得吃的红枣抓了一把给我。我给他蒸了几个红枣红糖窝头，用块手巾包着，骑了连队的驴车去团部找他。天冷，风像刀子割脸。我到了团部，把窝头从怀里掏出来，还热着，腾腾地冒白气。

他站在雪地里，捧着那几个窝头，半天没说话。后来他抬起头看我，眼窝里汪着什么东西，亮晶晶的，可到底没掉下来。他说：“林秀兰，我周世平这辈子，谁给我一口热饭，我就还谁一辈子。”

那晚他送我回去。驴车走在雪地上，咯吱咯吱地响。他坐在车沿上，我坐在车厢里，身上裹着件军大衣。天幕低低地压下来，像是伸手就能够着。他突然扭头看我，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最后只是把大衣又往我这边拽了拽。

我说：“你冷吗？”

他说：“不冷。”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你冷吗？”

我说：“也不冷。”

后来我听见他哼《二泉映月》，用鼻子哼的，声音很低，被风一吹，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我靠着车厢边，闭上眼睛，觉得这辈子可能就是这样了——坐在一个男人的驴车上，听他哼一支没头没尾的曲子，天上的雪一层一层地落下来，把来路都盖住。

那时候我不可能想到，四十多年后，我和这个哼曲子的男人，会坐在同一间屋子里，听见我们的儿子说那样一句话。

我也想不到，七三年的一场病，会把我们两个推到分离的边缘。

那年开春，我得了急性黄疸性肝炎，在团部卫生所住了二十多天。病好了以后，家里来了信，说我母亲偏瘫在床，父亲一个人照顾不过来，让我想办法早点回去。那封信我翻来覆去看了很多遍，纸都揉软了。我是家里老大，底下还有个弟弟，在南方当兵。除了我，没人能回去。

老周那阵子正被推荐去师里参加工农兵学员选拔，通过了就能去北京上大学。这是他的命，也是他的前途。

我们坐在卫生所后面的土坡上，春天快过去了，草刚冒出点绿意，又被羊啃得精光。他问我怎么打算。

我说：“我得回家。”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跟你一起回。”

我说：“你傻呀？你去北京上大学，念中文系，写书，将来有大出息。跟我回山东算怎么回事？”

他急得脸都涨红了，一把抓住我的手。那是他第一次抓我的手，也是最后一把。他的手很大，掌心全是硬茧，热烘烘地贴上来，像块烧红的铁。

“秀兰，我不考了。我跟你走。到了山东，我什么都能干，搬砖、拉煤、修路，我不会让你吃苦。”

我把手抽回来。抽得慢，可到底抽回来了。

“你听我说，”我听见自己的声音稳当得不像自己，“我回去是伺候我妈。她那个病，没个三五年好不了。你跟着我，耽误的是你一辈子。你忘了你跟我说的话了？你要写书，要把你爸没拉完的曲儿都写进书里。你比我聪明，你该走那条路。”

他看着我，眼睛红红的，像被人夺了食的狼崽子。

“那咱就完了？”

我说：“完不了。等你大学毕业了，你来找我。我要还没嫁人，就跟你走。”

他信了。我也信了。

他走的那天，是八月末。团部的解放牌卡车停在路口，车上还拉着一批去师部开会的人。他把那本夹着二胡谱的硬面笔记本塞给我，说：“里头有我家的地址，和我舅的地址。你到了家，给我写信。你一定要写。”

我点头。那点头轻得像风里的一粒沙。

车开起来的时候，他半个身子探出车厢，朝我挥手。我站在土坡上，也挥手。尘土遮住了视线。我看着他越来越小，最后变成尘土里的一个黑点，和天尽头那些起起伏伏的土丘混在一起，分不清哪里是人，哪里是地。

那本笔记本，我揣在怀里，回到连队。后来回山东，坐火车，三天三夜。我把本子贴在胸口，一夜一夜地没合眼。上面有他的字，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像他这个人。我在上面找到他舅舅家的地址，在内蒙古集宁。我写了好几封信，都寄到那个地址。开始是半个月一封，后来一个月一封，再后来，就没了回音。

我托人打听，有人说他到了北京没去报道，回了集宁；有人说他在北京，改了志愿去了别的学校；也有人说他家里出了事。消息五花八门，没有一个准。

七五年春，我父亲去世。我母亲也熬过了那个冬天，却又添了肺气肿。我一个人撑着那个家，弟弟在南方来信说提了干，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日子就像老家那条泥沟里的水，不深，但浑，一眼望不到底。

七六年，媒人上门给我说亲。对方在镇上粮站当会计，人老实，前头没结过婚。我见了一面。回来的路上，我走到村口那棵老槐树下，从怀里掏出那本笔记本，一页一页地翻。他的字还在，有几处被汗洇湿了，晕成一小片蓝。我把本子合上，放回怀里。

第二天，媒人来回话。我点头了。

我不是没等他。我等了四年。四年里，我写了多少封信，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只记得，每次去镇上邮局，我把信递进那个绿色邮筒的时候，心里都像被人掏空了一块。我寄到集宁的信，一封也没退回来，可也一封回音都没有。

后来我才知道，他舅舅家六九年就迁走了。那些信，不知在哪个角落里落灰，或者早被当做废纸烧了。我和他，从一开始，就站在两条并排的轨道上，中间隔着永远走不过去的那段距离。

不是不想，是够不着。

第三章

我嫁到周家，是七七年秋天。

丈夫叫陈建设，在镇上粮站当会计，人本分，话不多。我们结婚头一年，他对我挺好，知道我不爱说话，也不勉强，每天从粮站回来，会从兜里掏几颗花生米，或者半张粮票，塞给我，说“你收着”。我收着，收了一抽屉零碎东西，就是没攒下一句让我心动的话。

我心里清楚，这日子不是我原来想的那样。可我母亲那时候已经下不了床了，我一个人撑不住。陈建设家里兄弟多，分不出来多少，我们能有个地方住，有口热汤喝，已经比我一个人硬扛强。

结婚第二年，我生下个男孩。陈建设高兴坏了，给孩子起名叫陈航。他说，希望这孩子将来像船一样，能航行到远地方去，不受这小镇的窝囊气。我听了，没说话。那名字挺好，可我抱着那团粉嫩的肉，脑子里想的，是很多年前，有人在星空下跟我说，要带我去草原上骑马。

陈航三岁那年，陈建设在粮站给人盘账，年底对不上数，差了一百二十块钱。那时候一百二十块，比现在的十二万都值钱。粮站主任是陈建设家远房亲戚，本想把这事压下来，可不知怎么捅到县里，陈建设被停了职，关在粮站后院的库房里待查。

我去看他。库房窗户糊着报纸，只从破洞里漏进一条光。他坐在一条麻袋上，脑袋耷拉着，像被霜打了的茄子。听见我叫他，他抬起头，嘴唇哆嗦了半天，才说：“秀兰，钱不是我拿的。”

我说：“我知道。”

我是真知道。陈建设这个人，胆子小，别说一百二十块，就是十二块，他都不敢往自己兜里揣。可光我知道有什么用？县里派了工作组下来，把粮站三年的账都翻了，最后没查出实据，但陈建设这会计也当不成了。他被调到镇郊的粮库去扛麻袋，一个月少拿八块钱，人瘦了一大圈。

那几年，家里就靠我白天在镇缝纫社踩缝纫机，晚上接私活给人家做衣裳撑过来。陈航从小就知道家里不宽裕。五岁那年，他看别的孩子吃冰棍，馋得站在小卖部门口不走。我掏遍兜里就剩三分钱，不够。我蹲下来跟他说：“航航，妈下回给你买。”他瘪着嘴，眼泪在眼眶里转，可还是点点头，拽着我的衣角走了。那样子，我到现在都记得。

陈航聪明，是真聪明。小学跳了一级，初中又是年级前三。老师来家访，说这孩子是念书的料，让家里好好供。陈建设那时已经在粮库当上了保管员，一个月能挣四十多，比原来还强些。他把老师的话当圣旨，每天下了工，骑二十分钟自行车去县城新华书店，给陈航买辅导书。有一回下大雨，他从自行车上摔下来，膝盖磕在马路牙子上，血把裤腿都染透了，可怀里那几本书，用塑料袋裹着，连个角都没湿。

我给他擦药的时候，他龇着牙，说：“没事，航航要用的书，淋不得。”

那会儿我就想，这个人，我不爱他，可他是个好人。我们之间，没有老周那样的东西，可有一种比爱情更沉的东西——日子。我们俩一块把日子过成了日子。

陈航没让我们失望。九六年高考，他考上了省城重点大学的建筑系。那时候陈建设在粮库管着几十号人，走路腰板都挺直了。儿子考上大学那天，他喝醉了，抱着陈航哭，翻来覆去就一句话：“儿子，你给爸长脸了。”

我心里也高兴。可就在那年秋天，我母亲走了。我在她床前守了一夜，看着她咽气。她走的时候，抓着我的手，什么都没说，只是把我的手往我弟弟的方向推了推。我知道她的意思。弟弟那时转业到地方，日子过得紧，她怕我怪他。

我不怪。谁都不怪。

陈航上大学以后，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先是寒暑假回来一次，后来是一年回来一次，再后来，只有过年那几天。他在省城安了家，娶了媳妇，生了闺女。我和陈建设去过几次，住不了几天就回来。儿媳人不错，可到底隔着一层什么。孙女跟我们亲，会叫爷爷奶奶，可每次走，她都抱着陈航的腿不让我们上车。

陈建设五十八岁那年，在粮库卸粮的时候，被一袋从传送带上掉下来的玉米砸中了后背。当时没当回事，贴了几贴膏药，还去上班。后来疼得厉害，去医院一拍片子，脊椎骨裂了。从此不能再干重活，办了内退。我那时已经退休两年，两个人在家，一天到晚，大眼瞪小眼。

就是从那时候起，我开始察觉出陈航的不对劲。

他回来的次数更少了。打电话，总说忙，工地上的事，设计院的事，孩子上学的事。有一年中秋，我和陈建设做了一桌子菜，他打电话说不回来了，公司有应酬。放下电话，陈建设坐在那儿，盯着满桌菜，说：“应酬，应酬好，说明我儿子有出息。”

可他自己一筷子都没动。

后来陈航回来，陈建设总要跟他说粮库的事。说哪个哪个老家伙退了，哪个哪个混上去了，谁家儿子给老爹买了别墅，谁家闺女把老丈人接去北京住了。陈航听得烦，说：“爸，你老说这些干嘛？我还能把你和妈扔下不管？”

陈建设就讪讪地笑，说：“我就说说，说说。”

再后来，陈建设说话不利索了。六十五岁那年，查出脑血栓。好在发现得早，住了半个月院，出来时嘴有点歪，左手不大利索，但能走能动。陈航从省城赶回来，住了一个星期。那一个星期，他天天往医院跑，伺候他爸翻身、擦背、端屎端尿。我在边上看着，心里又酸又软。我想，儿子还是儿子，到了要紧时候，终究是顶得上的。

陈建设出院后，陈航又待了两天，然后走了。走之前，他在客厅坐了很久，我给他削了个苹果。他接过去，没吃，攥在手里。我听见他问了一句：“妈，你跟我爸……年轻时候，是不是过得不顺？”

我愣了。

“怎么这么问？”

他摇摇头：“没事。就是想起小时候，你老是一个人坐在缝纫机前面掉眼泪。”

我不记得了。也许有过。日子那么长，谁没有过几回忍不住的时候？

陈航走了以后，我把他住的那间屋子收拾了一遍。床头柜里有个本子，是他高中时候用的演算本，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公式。我翻到最后一页，看见一行字，用圆珠笔写的，笔画很重，纸都划破了：“我一定要离开这儿，去很远的地方。”

那行字下面，画了一艘船，很小，歪歪扭扭的，像随时会被浪打翻。

我把本子合上，放回原处。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很多年前，在内蒙古的土坡上，有个穿白衬衫的年轻人站在风里，朝我挥手。我想跑过去，可腿陷在沙子里，怎么也动不了。醒来的时候，天还没亮，陈建设在旁边打鼾。我摸着枕头，湿了一片。

陈建设是七十三岁那年冬天走的。那天早上，他起来上厕所，刚走到卫生间门口就倒了。救护车来的时候，人已经没了。医生说是大面积脑出血，走得快，没受罪。我站在急诊室门口的走廊里，看着护士推着他的床从我面前过去，白被单盖到胸口，脸上像是睡着了。

陈航连夜赶回来，跪在陈建设床边，哭得浑身发抖。他媳妇在边上扶着他，也跟着掉眼泪。我站在门口，没进去。那一刻，我发现自己流不出泪来。我就那么看着，像看一个跟我搭伙过了四十五年的人，终于先走一步。我该哭的，可我的眼泪好像早就流干了，流在那些没人看见的晚上，流在那台旧缝纫机前面。

陈建设走后，我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陈航让我去省城跟他们住，我不去。我说这房子我住习惯了，到别处睡不着。他拗不过我，就给我装了摄像头，随时在手机上看。我没反对。随他装。

一个人的日子，过得快，也过得慢。早上去趟菜市场，买几把青菜，回来浇浇花，看看电视。中午煮点面条，或者剩菜泡饭。下午在阳台上坐坐，看楼下来来往往的人。傍晚，广场上老太太们跳舞的音乐响起来，我有时下去站站，不跳，就看。

陈航一个月打两三次电话，问吃什么了，有没有哪儿不舒服。我总说挺好的。他再忙，过年也会回来住两天。每次回来，他先进陈建设那屋站一会儿，然后出来，在沙发上坐下，抽烟。我不说话，给他倒杯水。他接过去，喝一口，然后开始说他的事——工作上的，孩子上的，房子上的。我就听着。等他说完了，我们两个就那么坐着，不知道该再说什么。

可从来没像今天这样。

从来没人对我说过，我活得太久了，占了他的福气。

第四章

陈航说那句话的第二天，老伴起得比我早。

我出卧室的时候，看见厨房有热气。他下了两碗挂面，卧了鸡蛋，滴了香油。他做这个拿手，陈建设活着的时候，也爱吃他煮的面条。老周有个习惯，煮面时爱往汤里撒一把虾皮，说是提鲜。那虾皮是我上周买的，放在冰箱门上。

我坐下，拿起筷子。他坐我对面，低头吃面，呼噜呼噜的，跟从前一样，吃快了就冒汗。我把自己碗里的鸡蛋夹起来，放他碗里。他抬眼看我，又把鸡蛋夹回来。

“你吃。”他说。

“我不饿。”

“不饿也得吃。”

我把鸡蛋拨到碗边上。两个快八十岁的人，为一口蛋黄蛋白，你推我让，看着挺没意思的。可我们谁也没提昨晚的事。那事像一根刺，横在我们俩之间，碰不得，又绕不过去。

吃完饭，他说：“我去趟社保局，问问下个月养老金的事。”

“不是后天才发吗？”

“去问问。心里踏实。”

他走后，我在家收拾屋子。擦桌子的时候，我又看见了门框上那五道白印。我用手去摸，那印子比我想的深，指肚划过，能感觉到细小的木茬。我拿抹布擦，擦不掉。又拿牙膏抹上去，用旧牙刷蹭，那印子还在，只是淡了一点点。像是长在了木头里。

我忽然觉得，这屋子到处都留下了我们生活的痕迹——门槛上的划痕，是陈航小时候拿小刀刻的；沙发扶手上的香烟洞，是陈建设有一回看电视睡着了，烟头掉下去烫的；厨房煤气灶旁的墙面，黑了一道，是我炒菜时火开太大燎的。这些痕迹，大大小小，深深浅浅，都是我们活过的证据。可昨晚那句话，像一把刀，把这些痕迹都划破了，底下露出白森森的东西来。

老伴十一点多回来，手里拎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半斤卤牛腱和几个芝麻烧饼。他说：“在路上碰到卖卤菜的老刘，想起你爱吃这口。”

我接过来，闻了闻，香是真香。我放进冰箱里，留着中午吃。

“社保局怎么说？”我问他。

“没说什么。下月照常发，涨了二十六块。”他站在阳台上，从兜里摸出烟盒，抽出一根，点上。他抽烟的样子，跟陈建设完全不同。陈建设抽得猛，一口下去，烟剩半截。老周抽得慢，一小口一小口的，像在品。

“你那烟，一天三根，今天超了吧？”我说。

他低头看看手里的烟，笑了一下：“今天第四根。不抽了。”

他把烟摁灭在阳台护栏上的一个铁皮盒子里。那盒子是陈航小时候的铅笔盒，铁皮的，上面印着孙悟空的图案，颜色掉得差不多了，一直被老周拿来当烟灰缸。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他的背影。他站在阳台上，背有点驼了，后颈上那颗黑痣还在，只是颜色淡了，像是被这些年的风雨给冲浅了。我想起很多年前，在团部大礼堂的后排，我隔着几十个后脑勺，一眼就能认出他来，就是凭这颗黑痣。现在这颗痣还在，可那个挺得笔直的背，没有了。

下午，陈航的媳妇小苏打了个电话来。她在电话那头，声音轻轻的，像怕惊着我。

“妈，您还好吧？”

“我挺好的。”

“陈航昨晚回来也没跟我说话，今天一早就去工地了。他最近单位事多，压力大，要是说了什么不中听的，您别往心里去。”

我不说话。

“妈，您别多想。他就是急，不是有心的。”

我“嗯”了一声。小苏这个媳妇，心善，这些年对我也算客气。可她再劝，我也知道，有些话是从心里长出来的，不是从嘴里冒出来的。急了就能说出口，那只能说明，这话在他心里存了不是一天两天了。

挂了电话，我坐在客厅里，望着电视机。电视开着，播一部什么家庭剧，婆媳俩在吵架，声音很大。我没看进去。

老伴从书房出来，手里拿着个旧纸盒。他打开，里面是一摞照片。我凑过去看，是陈航小时候的。满月照、百天照、一周岁在照相馆拍的，骑着一个木头小马，笑得见牙不见眼。后面是上小学的、中学毕业的、大学报到时在校门口跟我们的合影。

最底下是一张黑白照片，边角卷着，已经发黄。是七三年秋天，在内蒙古照的。照片上，老周穿着件旧军装，站在团部卫生所门口，我站在他旁边，中间隔着一拳头的距离。那天我病刚好，他来看我，一个路过的宣传干事用海鸥相机拍的。照片上，我的头发被风吹乱了，遮住半张脸。老周抿着嘴，想笑又没笑开。

“你还留着？”我抬头看他。

“一直在箱底。”他说。

我看着照片上那张年轻的脸，忽然觉得恍惚。五十多年了，照片上的两个人，和现在坐在这间屋子里的两个人，到底还是不是同样的两个人？如果是，中间那些年去了哪里？如果不是，那我们是谁？

“老周，”我说，“当年你到了北京，为什么没给我写信？”

他拿着照片的手抖了一下。那张发黄的相纸，在他指间轻轻晃动，像一片秋末挂在枝头不肯掉的叶子。

“我写了。”他说。

“写到哪儿了？”

“你家。山东老家的地址。”

我摇头：“我没收到过。”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给建设写过一封信。七九年春天。”

这回轮到我愣住了。

“你认识陈建设？”

他低下头，把照片翻过去，又翻过来。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我到北京第二年，托人打听到你的消息。知道你嫁了人，丈夫叫陈建设，在粮站当会计。我给他写了封信，没别的意思，就是……就是想知道你过得好不好。”

“他回信了吗？”

“回了。他说你过得挺好，让我别惦记。信写得很客气，说以后各自安好。”

我闭上眼睛。陈建设从来没跟我提过这封信。我们做了四十五年夫妻，他从没说过，有那么一个人，从北京给他写过信，问过我的消息。他一个字都没提。

“那你后来怎么过的？”我睁开眼睛看他。

“没怎么过。毕业分配去了建筑设计院，干了十几年，后来辞职下海，做建材生意，赚了点钱，又赔了。结过婚，离了，没孩子。前些年身体不行了，把公司关了，回老家的老三线厂职工楼住。再后来……”他停住，看着我，“再后来，就来了这儿。”

他来这儿，是陈建设去世后的第三年。那天我在菜市场门口碰见他。他拖着个行李箱，站在路沿上，像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又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不凭那颗黑痣，就凭他站着的姿势，还是那么板正，像是随时要给人敬礼。

我把他领回了家。给他下了一碗面，卧了两个鸡蛋。

他就在这镇上住了下来。在隔壁小区租了间一居室，后来我这边有个空房，他说租给我，就搬了过来。我们没领证，也没办什么仪式。两个老人，搭个伴。陈航知道后，没说什么，只是每次回来，管他叫“周叔”。

周叔。不是周世平。更不是老周。

“建设那封信，”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他说我过得好，你就信了？”

他苦笑：“不信又能怎么样？你已经结婚生孩子了。我要是再去插一脚，那不成个混账了？”

“那你后来怎么不再写？”

“写什么？你都有家有室了。我写一百封信，能把那四年找回来吗？”

他说得对。四年。从七三年到七七年，那四年像一道河，把我们隔在两岸。我在这头，他在那头。我以为他上了岸，他以为我下了水。谁也没跟谁真正道过一声别。

我低头看照片，照片上那个年轻人抿着嘴，像憋着一肚子话没说。我忽然想，如果当年我没有回山东，或者他跟我一起回了，日子会是什么样？可这念头刚冒出来，就被我自己按下去了。没有如果。人生最怕的就是如果。

“那儿子昨晚那句话，”我问他，“你听了难受不难受？”

他看着窗外，烟灰盒里的烟头还冒着一丝细烟，弯弯绕绕的，像条小蛇。

“难受。”他说，“更难受的是，我想起建设。他要是活着，听了这话，得拿皮带抽那小子。”

我笑了一下。陈建设这辈子，没动过陈航一根手指头。他最重的惩罚，就是板着脸不说话。有一回陈航小学三年级，偷拿了他两毛钱去买冰棍，陈建设把他关在屋里一下午，自己坐在门外抽了一整包烟。后来陈航出来，他红着眼，说：“儿子，人穷不能志短。你想要什么，跟爸说，爸给你挣。”那以后陈航再没拿过家里一分钱。

傍晚，陈航打来电话。

“妈。”他只叫了一声，就停住了。电话里有风的声音，他大概在工地。我“嗯”了一声，等他往下说。

“我昨天心情不好。对不起。”

我攥着电话，手心出汗。他从来不说“对不起”这三个字。以前跟我顶嘴，跟陈建设吵架，急了摔门，过一会儿自己回来吃饭，就算翻篇了。这么正式说“对不起”，是头一回。

可我不确定，他是在为自己说错话道歉，还是在为自己把心里话说出来了道歉。

“妈，你们别往心里去。我那是一时糊涂。”

“没往心里去。”我说。说完又觉得假。昨晚的事，怎么可能不往心里去。

电话那头顿了顿。我听见他点了根烟，吸了一口，慢慢吐出来。

“妈，我其实……我是想跟你们商量个事。”他的声音低下来，混在风里，有些含糊。

“什么事？”

“小航明年去美国读研，费用不低。我这边正在弄一个新项目，手头紧。我想把老房子抵押了，贷一笔款。那房子在爸名下，要动的话，得您签字。”

我一下子全明白了。

老房子。就是我跟他爸住了几十年的那套房子，在镇上，不算大，七十几个平方，可地段还行。陈航嫌它旧，说过很多回让我们搬去省城，那房子空着或者卖掉。我们没答应。那房子是陈建设留给我的最后一点东西，也是陈航出生长大的地方。

“你要用钱，我有。”我说，“我跟你周叔手里有些积蓄，不多，可几十万还拿得出。小航留学，我们当爷爷奶奶的，该出。”

“妈，不是那意思。我不是问你们要钱。”

“那你什么意思？”

他沉默了一下，说：“就是抵押。贷出来，等工程款结了，我立马还上。也就周转个一年半载。妈，你就签个字就行。”

我攥着电话，没说话。阳台上的老周回过头看我，目光里带着询问。我摇摇头。

“等你爸的忌日过了再说吧。”我说。

电话那头，陈航叹了口气，说：“行。妈，你好好休息。”

挂了电话，我在阳台门口站了很久。天已经黑了，风从半开的窗户缝里钻进来，凉丝丝的。老周过来，在我肩上搭了件毛背心。

“怎么了？”

“他说要拿老房子去抵押贷款。”

老周的手停在我肩上，慢慢放下来。他点了点头，没说什么。

那天晚上，我又去翻那个旧照片盒子。照片里，陈建设还是年轻时候的模样，抱着三岁的陈航站在粮站大门口。陈航穿着件蓝白条海魂衫，戴个小海军帽，手里举着根糖葫芦。陈建设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像得了什么了不起的宝贝。

我想起陈航上小学时写的一篇作文，题目叫《我的爸爸》。里面写：“我爸爸在粮站工作，他力气很大，能扛起一袋一百斤的大米。他每天骑自行车送我上学，路上给我讲《水浒传》，说武松能打死老虎，他也能打死老虎。我说爸爸你吹牛，他说，为了你和妈妈，我什么都敢打。”

那篇作文得了全镇小学生比赛第一名。陈建设高兴坏了，把奖状贴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贴了很多年，直到纸都发黄了，边角翘起来，才收起来。

我合上盒子，放进柜子深处。

人这一辈子，盼着孩子有出息。可真等孩子有出息了，飞远了，才发现自己成了他路上的一个坎。你过不过得去，他都得往前飞。

我又想起儿子那句话。那话像一根刺，从昨晚扎进去，到今天，已经发炎了。

第五章

陈建设是七年前开春走的。

他走的头一年，已经有些糊涂了。吃饭手抖，说话颠三倒四，有时候半夜起来，在客厅里转圈，说要去粮站上班，说再不去迟到了要扣钱。我把他按回床上，哄着他说今天是礼拜天。他信了，翻个身又睡。可第二天半夜，他又起来了。

最后半年，他醒着的时候越来越少，睡着的时候越来越多。陈航每个周末从省城赶回来，守在他床边。陈建设偶尔醒来，看见陈航，就咧着嘴笑，含糊地叫：“航航。”像叫小时候那个跟在他屁股后头的小男孩。有一回，陈航给他喂水，他抓住陈航的手，说：“儿子，你那个新项目，弄得咋样了？”陈航那时候刚升了设计院的项目经理，忙得脚不沾地，可还是耐着性子跟他爸说：“爸，都挺好的，你别操心。”

陈建设就点点头，闭着眼，嘴角还带着笑。那笑，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他这一辈子，没享过儿子什么福，可到死，都怕给儿子添一点麻烦。

陈航回来的那段时间，晚上和我换班。他坐在客厅的旧沙发上，开着一盏小台灯，看图纸。我半夜起来倒水，看见他蜷在沙发上睡着了，图纸落了一地，眼镜还架在鼻梁上。我给他披上毛毯。他一动，醒了，叫了声“妈”。

“去屋里睡。”

他摇头，抹了一把脸，说：“没事，我在这儿盯着，爸有什么动静我好听见。”

那间屋子，陈建设睡在床上，呼吸声很重，像风箱漏了气。我站在门口，听见那呼吸声一长一短，一深一浅，像是随时会断，又像是还能撑很久。我想起很多年前，陈航刚出生那会儿，也是这么个呼吸声。小胸脯一起一伏，像拉风箱一样。陈建设趴在摇篮边上，能看半天，说：“秀兰，你看他，长得多好。”我那时候累得睁不开眼，就“嗯”一声。现在，陈航趴在床边，看着陈建设，那眼神，和他爸当年看他，一模一样。

陈建设走的那天，是凌晨四点。天还黑着。陈航趴在床边打盹，我在厨房热一碗粥。忽然听见陈航喊：“爸！爸！”声音又尖又慌，像被人掐住了脖子。我跑过去，看见陈建设张大着嘴，眼睛半睁着，像要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陈航抱着他，拼命喊。我愣在门口，手里还端着半碗粥。

后来医生说是大面积脑出血，从发作到去世，不到二十分钟。二十分钟，比煮一碗粥的时间长不了多少。

办完丧事，陈航瘦了一圈。他坐在客厅里，盯着墙上陈建设的遗像，说：“妈，我觉得爸还有话没说。”

我没接话。陈建设这辈子，话不多，想说的，大概早就用别的方式说完了。他扛的每一袋米，买的每一本书，熬的每一个夜，都是他想说的话。我们之间，从来不需要那些字。

陈航走后，我在陈建设的枕头下面，发现了一个信封。里面不是存折，不是遗嘱，而是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上面是陈建设歪歪扭扭的字，日期是他去世前两个月。

“秀兰，对不住。这辈子没让你过上好日子。我知道你心里有别人，可我还是跟你过了一辈子，我不亏。你要好。航航要是做得不对，别怪他，他是我儿子。”

我捏着那张纸，坐在床沿上，天一点一点亮起来。我没哭。我只是把那张纸又叠好，放回信封，塞到陈建设冬天的棉袄口袋里。那棉袄，后来捐了。纸也没了。

老周搬进来，是前年的事。陈航知道后，没明确反对，只说：“妈，你再想想。毕竟传出去不好听。”我没搭理他。我八十几了，还怕谁说我什么？我只是想，人这一辈子，到最后了，总得让自己顺一回心。陈建设在的时候，我把老周放在心里最深的那个角落，不碰，不想，像一本封了尘的书。如今陈建设走了，老周一个人拖着个行李箱站在菜市场门口，我把他领回来，不过就是把那本书拿了出来，掸了掸灰，打算翻完最后几页。

陈航管他叫周叔。客气，但疏远。老周也不计较。他在这个家里，做得最多的事，就是坐在阳台上拉二胡。那把旧二胡，还是他父亲留下的，跟了他几十年。蛇皮破了补，补了又破，马尾弓换了好几根，可一拉起来，还是《二泉映月》。我坐在客厅里听，恍惚觉得又回到了二十岁那年，内蒙古的风从窗缝里钻进来，把曲子吹得断断续续。

那天下午，老周在阳台上拉二胡。陈航突然回来了。他没提前打电话，开门进来，脸色很不好，眼睛下面乌青乌青的，像熬了几个大夜。他站在玄关，听见二胡声，眉头皱起来。

“周叔，能不能歇会儿？我这心烦。”

老周停了，把二胡放下，弓子挂在琴轴上。他站起来，对陈航点了点头，就回自己屋去了。

我看不过去，说：“你对你周叔，就不能客气点？他拉个二胡能碍着你什么？”

陈航把钥匙往鞋柜上一拍，说：“妈，我不是冲他。我公司那边出事了。合伙人卷了项目款跑了，留下个烂摊子。现在所有债主都堵着门，我连电话都不敢接。”

我愣住了。他一直说新项目前景好，忙得再厉害也让我们别担心。现在一下子全塌了，我却连“别着急”这三个字都说不利索。

“还差多少钱？”我问他。

他苦笑：“不是钱的事。妈，是人心。我那么信他，把命都押上去了。结果人家拿着钱跑了，把我一个人丢在那儿填坑。”

他坐在沙发上，两只手抱着脑袋，像只被雨淋透了的鸟。我走过去，坐在他旁边，想拍拍他。手抬起来，又落下。我想不起最后一次拍他是什么时候了。他大了以后，我们之间的距离，就变成了一句又一句的“挺好的”“别操心”。真的难处，他从来不说，我也从来不问。不是不想问，是怕一问，他就飞得更远。

“老周认识几个做工程的，要不问问他？”我说。

陈航抬起头，笑了，那笑比哭还难看：“妈，那些人，锦上添花可以，雪中送炭？一个个跑得比兔子还快。你就别操心了，我自己能处理。”

他说完，从包里掏出一份文件，摆在茶几上。

“这是房屋抵押贷款的材料，我都准备好了。妈，你签个字。就七十万，我一年能还上。”

我看着那份文件。那些打印得整整齐齐的铅字，像一排排小蚂蚁，往我眼睛里钻。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陈建设为了给我和儿子买那套房子，借遍了所有亲戚，最后还差了三百块。他半夜起来抽了三根烟，天亮时跟我说：“秀兰，我去粮库加夜班，一个月能多挣九块。不就三百块吗，一年就还上了。”那三百块，我们还了两年。

“航航，”我叫他的小名，这名字我已经很多年没叫过了，“那房子，是你爸留给我的。你要钱，我跟你周叔给你凑。房子的事，能不能先搁一搁？”

他的脸沉下来。那表情，像他十五岁那年，我不同意他去省城读高中时一样。又倔，又硬，又委屈。

“妈，我不是要你的房。我是用你的房，去贷一笔钱，救我的公司。等公司缓过来，钱还上，房子还是你的。这有什么不行的？你就那么信不过我？”

“我信你。”我说，“可那房子，是我跟你爸过了几十年的家。你让我把它抵押给银行，我怎么都……”

“家？”他打断我，声音忽然高了起来，“妈，你们那个家，对我算什么家？从小我就看见你俩各睡各的，话都说不了三句。爸活着的时候天天往粮库钻，你呢，一天到晚坐那儿踩缝纫机。我上学那会儿，最怕同学问我家在哪儿。我怎么说？说那个连张像样的全家福都没有的地方是我家？”

我看着他。他眼睛红了，像困兽。我忽然觉得，我好像从来不认识这个儿子。

“陈航。”老周的声音从走廊那头传来，不高，但很清楚。他站在卧室门口，头发有点乱，像是在屋里听见了动静。

“有你这么跟妈说话的吗？”

陈航站起来，转身朝老周走过去。他比老周高出半个头，年轻时候打篮球的身板，虽然有些发福，但还是壮。他站在老周面前，像一堵墙。

“周叔，这是我们家的事。”

“你妈的事，就是我的事。”老周说，声音平静，像在说今天天气很好。

陈航冷笑了一声。那声笑，像把刀子，在我和老周之间划了一下。

“我妈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住进来，我叫你一声周叔，是客气。别真把自己当我爸了。”

老周看着他，没说话。他转过身，走到客厅，在沙发上坐下。他坐下的动作很慢，像怕折了腰。我注意到他的左腿在微微抖。他血压高，一激动就犯晕。

“陈航，”老周的声音沉下来，像从很深的地方冒出来的，“我从来没想过当你爸。可你爸要是在，不会让你这么逼你妈。”

“逼？”陈航猛地转向我，“妈，我逼你了吗？我就是求你在个破字上签个名，怎么就成了逼你了？我这些年没管过你们吗？给你们钱你们不要，给你们请保姆你们不要，我让你们去省城住你们不去。你们到底想让我怎么样？非得守在那个破房子里，等我死了，让我闺女回去收拾你们的遗物，你们才觉得对得起我？”

“啪。”

是我。

我打了他一巴掌。我这辈子，没动过陈航一个手指头。陈建设也没有。我们总说，孩子大了，有话好好说。可这会儿，我的手掌火辣辣地疼，陈航的左脸也红了一片。他站在那里，偏着头，像被定住了。老周坐在沙发上，也愣住了。

屋子里安静极了。只有墙上的石英钟，滴答滴答地走。

过了很久，陈航用手抹了一下嘴角。他偏着头，看着我，眼睛里全是血丝。

“妈，这一巴掌，算我把昨晚的话赎了。”他抓起茶几上的文件，转身朝门口走。

走到门口，他停住了，背对着我，说：“周叔，麻烦你照顾好我妈。她死了，我给她买最好的骨灰盒。”

门关上了。这一次，连“砰”声都没有。只有锁舌“咔哒”一下，轻轻地，像一声叹息。

我站在原地，浑身像散了架。老周走过来，扶住我。他的手很凉，微微发抖。我靠在他身上，闻到他身上那股熟悉的烟味。五十二年前，我们在内蒙古的风里，也是这么靠在一起的。那时候他年轻，肩膀硬，能顶住所有风。现在他的肩膀软了，薄了，可我还是靠上去了。

“秀兰，”他叫我，声音低得只有我能听见，“别怪他。他跟他爸一样，心里有苦，说不出来。”

我点点头，没说话。

那天晚上，我接到陈航的电话。是夜里十一点多。他在电话那头，声音沙哑，像是喝多了。

“妈，对不起。”

又是这三个字。

“我知道你跟我爸不容易。我小时候都看见了。你踩缝纫机踩到后半夜，脚脖子肿得像馒头。我爸在粮库扛麻袋，腰上贴满了膏药。你们那么难，可你们从来没让我缺过什么。我就是……我就是恨自己没本事。好好的公司，说垮就垮了。我连套房子都保不住……”

我听见他在哭。不是嚎啕，是那种压抑的、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声音，像小时候他摔了跤，憋着不敢哭。我的心像被人攥住了，使劲拧。

“航航，”我说，“房子我给你。不用抵押。你卖了吧。”

电话那头突然安静了。过了好一会儿，他说：“妈，不抵押，卖了……您住哪儿？”

“我跟你周叔回内蒙。他老家的房子还在，一直有人帮着照看。我们回去。”

“妈……”

“你没钱了就跟妈说。你爸挣了一辈子，就留下那么一套房。要真能帮你把难关过了，比什么都强。”

电话里传来一阵压抑的抽泣声。我从来没听过他哭成这样。陈建设死的时候，他跪在床边哭，可那哭声是放开的，像天塌下来了。今天这哭，是关起来的，像一个人躲在黑屋子里咬着自己的手。

“妈，不用回内蒙。”他吸了吸鼻子，声音慢慢平下来，“老房子我不动。我再想别的办法。你跟我周叔，好好住着。”

他说完，就挂了。

我坐在黑乎乎的房间里，握着手机。老伴在那屋咳嗽了几声，又安静下去。窗外有夜鸟叫，断断续续的，像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

第六章

那之后，陈航有一个多月没回来。

电话倒是打过几回，问吃饭没有，身体怎么样。都是些不成不淡的话。关于房子和钱的事，他再没提。小苏给我寄了一箱营养品，说是陈航让买的。我收了，放柜子里，没拆。

老周的二胡又响起来了。每天傍晚，他坐在阳台上拉《二泉映月》，有时拉《江河水》。这后一支曲子，以前在兵团时他拉不好，总断在中间那个长音上。现在他拉得很顺，那长音从弓底下缓缓流出来，像一道细流在石头缝里穿行，不慌不忙。

“你什么时候拉得这么好了？”我问他。

他放下弓，看着窗外。天边烧着一片橘红色的晚霞，像是谁把熟透了的番茄打翻在天上。

“这曲子，就得老了才能拉。年轻时候只当是悲的。现在知道，里头还有别的东西。”

“什么东西？”

“认。”他说，“到了这个岁数，该认的都认了。认了，心就宽了。”

我听着，没说话。

又过了些日子。那天老周去超市买米，我嫌热没出门。刚坐下打开电视，听见敲门声。我过去开门，是小苏。她身后站着陈航，他瘦了不少，颧骨凸出来，下巴上一圈青茬，看着像老了好几岁。

小苏笑着说：“妈，我们回来看看您和周叔。陈航说想您了。”

我让他们进来。陈航进门时，弯下腰在鞋柜里找拖鞋。他以前回来，总是要挑那双深蓝色的塑料拖鞋，说穿着合脚。可今天他翻了半天，随便拿了一双，穿上，往客厅走。

“周叔呢？”他问，眼睛往阳台上扫。

“买米去了。”

他点点头，在沙发一角坐下。小苏挨着他坐下，从包里拿出个保温桶，说：“我炖了点排骨汤，给您和周叔带过来。你尝尝，不咸。”

我接过来，去厨房拿碗。倒汤的时候，听见客厅里陈航说：“妈，你们真不去省城住？那房子要拆迁了，现在卖正合适。卖了钱你们留着养老。”

我端着碗出来，放在他面前。汤还冒着热气，油花在碗面上打转。

“我们不缺钱。”我说。

陈航看着那碗汤，没动。小苏轻轻推了他一下。他才拿起勺子，舀了一口，吹了吹，尝了尝，说：“小苏炖得还行。”

小苏笑，说：“那是妈教我的。”

我坐在他们对面，看着陈航。他低着头喝汤，额前的头发散下来，遮住半只眼睛。我忽然想起他小时候，冬天从学校回来，冻得鼻尖通红，我就给他盛一碗热汤，他抱着碗，也是这样低着头，一口一口地喝。

“工作的事，怎么样了？”我问。

陈航的手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喝汤：“还那样。能扛着。”

小苏看看我，又看看陈航，嘴角动了动，没说出什么来。我知道，情况大概不太好。陈航这人，从小报喜不报忧。真到他说“能扛着”，往往就是已经扛得很吃力了。

“妈，”他忽然叫我，放下勺子，“我想去看看爸。”

我点头。他起身，往陈建设那屋走。那间屋子一直保持着他生前的样子，床上的褥子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床头柜上摆着个白瓷茶缸，里面早没水了，落了一层薄灰。墙上挂着陈建设的遗像，是六十岁那年照的，穿着件藏青色中山装，嘴角微微上扬，眼神有些拘谨。

陈航站在门口，没进去。他就那么站着，像被什么挡在了外头。

过了很久，他走进去，在床边坐下。床板发出“咯吱”一声，像一声久违的招呼。他俯下身，把头埋进被子里。那被子早该洗了，可我一直没动。我留着它，留着最后一点陈建设的气息。

我站在门外，听见他的肩膀在颤。小苏走过来，轻轻拉上房门。

“妈，让他一个人待会儿。”她说。

我回到客厅。小苏给我添了热茶，坐在我旁边，欲言又止。过了好一阵，她说：“妈，有件事，陈航不让我告诉您。可我觉得，您还是该知道。”

我看着她，心里一沉。

“公司是真不行了。他那个合伙人，不仅卷款跑了，还留了一堆烂账。债主天天上门，陈航把家里的存款都填进去了，还借了不少外债。他现在晚上睡不着，整宿整宿地坐在阳台上抽烟。”

我握着茶杯，手指发僵。

“妈，我们不缺地方住。可陈航那个人，您知道的，跟他爸一个脾气，死要面子，死撑。他拉不下脸来跟您开口。上次回来闹那么一出，他回家自己扇了自己好几个嘴巴，说不是东西。”

我胸口像压了块大石头，喘不上气。

“他跟我说，他最怕的就是您和周叔过不好。他那些混账话，不是成心。他就是……”小苏抹了下眼睛，“他就是太急了，像条疯狗，逮谁咬谁。”

我点点头。我知道。我自己的儿子，我能不知道吗。

陈航在陈建设屋里待了快一个小时。出来的时候，他的眼睛红着，但表情松快了些，像是把什么沉重的东西卸在了那间屋子里。他走到客厅，对老周——老周已经回来了，一直站在阳台门口，没进来——说：“周叔，晚上一起吃饭吧。我请。”

老周看看我，又看看陈航，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我们四个在家吃的。陈航不让小苏动手，自己下厨炒了两个菜，又去小区门口卤菜店买了半只白斩鸡。他的手艺还是从陈建设那儿继承的，炒菜油大盐重，但这天晚上，我们吃得很慢，没人说话。老周开了一瓶黄酒，给陈航倒上，自己也倒了一杯。

“来，”老周举起杯，“不管什么事，先把这顿饭吃踏实了。”

陈航跟他碰了一下杯，喝了一大口。我看见了老周嘴角有一丝很淡的笑。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个家，也许还有救。

第七章

日子就这样慢慢地又过了一段。

陈航还是忙，偶尔回来，但不再提房子和钱的事。我猜他还在扛，但至少他开始愿意回来吃顿饭，跟老周下一盘象棋。老周让他一个“车”，他还不乐意，说周叔瞧不起人。老周就笑着让他把“车”拿回去。

他们下棋的时候，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电视的声音调得很低，怕吵着他们。可我心里，其实挺喜欢听他们为一步棋争来争去。那是这间屋子里，很久没有过的声响。

秋天的一个早晨，我打开陈建设的旧箱子，里面有几件他的衣服，一些粮票，还有个小铁盒。我很久没开过这个箱子了。那天不知怎么，就翻开了。铁盒里是一叠信。

是陈航上大学时写回来的。每封信都不长，多半是要生活费，或者报告考试分数。信的最后，总会附一句“爸、妈，你们保重身体”。我从未仔细数过，那天一数，一共三十一封。从九六年到二零零二年，七年。后来有了手机，信就没了。

铁盒最底下，还有一个信封，比其他的都要旧，纸张有些泛潮。我拆开，里面是一张红格信纸，上面的字迹有些模糊，但我认得。那是老周的字。我年轻时收过他的笔记本，对他的笔画清清楚楚——横平竖直，勾折有力，像用尺子量出来的。

那是一封他写给陈建设的信，落款是一九八七年三月。信很短。

“建设同志：多年不见，不知近况如何。林秀兰身体可好？我在北京，工作稳定。若家中有什么难处，可来信告之，力所能及，必不推辞。周世平。”

一九八七年。那一年，陈航十一岁，陈建设刚调回粮站当会计，我在缝纫社加班加点地赶活。有一天傍晚，陈建设从外面回来，脸色很怪，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什么，就是累了。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在客厅坐了很久，抽了半包烟。

我捏着那封信，手抖得厉害。原来那么多年前，老周就找过我们。而我，什么都不知道。

晚上，我把信给老周看。他接过去，看了很久，然后轻轻放在茶几上。

“他回信了。”老周说，“回得很短。就说家里都好，不用挂念。末尾还附了一句——‘秀兰做的葱油饼很好吃’。”

我怔住了。陈建设啊陈建设，你这个人，到底还有多少事瞒着我？

我打开厨房的灯，拿出面粉、温水、小葱。老周站在门口，看我忙活，没说话。我把面团揉好，醒上。然后切葱花，熬油酥。以前陈建设活着的时候，家里没吃的了，我就烙葱油饼。他总说，我烙的葱油饼，外头焦，里头软，一层一层的，像书页。

我烙了三张，端出来。老周坐在餐桌前，等着。我们俩就着黄瓜蘸酱，吃完了那三张饼。谁也没说话。窗外的雨下起来了，细细密密，像谁在半空中筛着什么。

“秀兰，”老周吃完最后一口，说，“咱们回趟内蒙吧。”

我看着他。

“趁还能动。回去看看。然后……你就把这儿当你的家。”他说这话时，看着窗外，像是对着雨丝说的。

我点头。

三天后，我们坐上了北上的火车。陈航知道了，没拦，只让我们把车次发给他。到了呼和浩特，有人接站。是陈航安排的朋友，举着个牌子，上面写着“周叔”。朋友开了辆黑色轿车，送我们去集宁。

老周在集宁的老房子，是栋红砖楼，三层。阳台是那种半圆的，镂空花纹，已经锈得不成样子。屋里很小，两间房，家具旧但干净。墙上挂着一把二胡，弦断了，弓子斜插在琴轴间。老周说，这是他离开集宁去北京那年，留在这儿的。他没想到还能回来。

我们站在阳台上看出去，远处是灰黄色的山丘，像一群沉默的骆驼。风很大，把我的头发吹乱了。我忽然想，七三年夏天，如果我没有回山东，而是跟他一起去了北京，或者跟他来了集宁，日子会是怎样。可这念头只冒出来一瞬，就被风吹散了。

“还行吗？”他问我。

“行。”我说。

我们在集宁住了五天。头两天，他带我在城里转，指给我看他小时候住过的地方，上过学的学校。那些地方大都变样了，他对着一张张陌生的脸，努力辨认，有时认错，就不好意思地笑。他笑起来的样子，还跟年轻时一样，露一口不太整齐的牙。

第三天，我们去了郊外的一片草场。草已经黄了，深深浅浅的，像大地生了层绒毛。有牧民牵着马在远处慢走。老周看着我，说：“当年我说要带你去草原上骑马。”

“我不骑马，我骑驴。”我说。

他笑了，笑得眼睛弯弯的，像那个二十岁的周世平。然后他说：“那行，我给你牵头驴。”

我们真的从牧民那儿租了一头小毛驴。老周牵着缰绳，我坐在驴背上。风从北边吹过来，裹着干草和牛羊粪的气息。我坐在那里，望着天尽头的云，像回到了五十多年前。所有的岁月，像一场大梦。梦醒之后，我还在，他还在。只是都老了，老得骑不动马了，只能骑一头温顺的小毛驴。

“老周，”我俯下身叫他。

他抬起头，风吹得他头发乱糟糟的。他看着我，眼里有光，那光，还是五十多年前的。

“咱们……把证领了吧。”

他站着，没动。风把他的衣角吹起来，又放下。然后他点了点头，又点了点头。

那一刻，天很蓝，云很白，远处有牧羊人的鞭子响，脆脆的，像有人在拍手。

尾声

回到镇上，陈航和小苏来接站。

陈航开车，小苏坐在副驾驶。我和老周坐后排。车开在高速上，窗外什么都一闪而过。陈航从后视镜里看我们，笑了笑，说：“妈，周叔，你们这回玩得高兴吧？”

“挺好。”老周说。

陈航打了一把方向盘，又说：“我新找了个合伙人，项目重新启动了。这次稳当点，不会那么傻了。”

我点点头。

小苏回过头，说：“妈，陈航说要带您和周叔去拍套写真。他说你们这些年，连张像样的合影都没有。”

我侧过头看老周。他目视前方，嘴角抿着，像在忍着笑。

“拍。”我说，“等天好了就拍。”

车驶过一个服务区，陈航拐进去，说要上厕所。我和老周也下了车，在停车场上站了站。天边有飞机飞过，留下一道细长的白线。老周抬头看那白线，我抬头看他后颈上的那颗黑痣。

“航航瘦了。”他说。

“能瘦是福。”我说。

他又笑，说：“你这话不吉利。”

“有什么不吉利的。人活着，能瘦能胖，能哭能笑，就是福。”

他扭头看我，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最后却只是伸手，把我被风吹乱的一缕头发别到耳后。

陈航从洗手间出来，手里拎着几瓶水，跑过来递给我们。他额上全是汗，像那年高考完从考场里出来。

“妈，周叔，上车吧。天热。”

我接过水，拧开盖，喝了一口。水是凉的，从喉咙一路滑到肚子里。我听见远处高速路上车轮碾过路面的声音，呼呼的，像时间本身在奔跑。

我转头看了一眼老周。他也正看着我，嘴角那点笑，像年轻时那个在风里等我的周世平。

于是我拉开车门，坐进去。

车再次开上高速，向南方疾驰。天很蓝，和五十多年前内蒙古的天一样蓝。我把头靠在头枕上，闭上眼睛。老周的手伸过来，覆在我的手背上。他的掌心还是热的，像很多年前，在团部卫生所外面的土坡上，他第一次抓我手时那样。

我想，人这一辈子，到最后，图个什么呢？就是这一只手，掌心贴着手背，不说话，也觉得余生还有地方可去。

窗外的风景，正飞快地向后退去。

本文所有情节、人物均为虚构，请勿对号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