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寅之劫：广州大屠杀

庚寅之劫：广州城的十二天，和七十万没有名字的人

一、千年商都，十月围城

1650 年，广州。

这座自秦汉以来就是南方第一大港的城市，此时是南明永历政权在华南最后的堡垒。珠江上商船林立，十三行的货物堆积如山，街道两旁骑楼连绵，洋人传教士穿梭其间。广州人见过世面，他们以为这座城三面环水、城墙坚固，总能扛过去。

但这一次，来的是平南王尚可喜和靖南王耿继茂的十万清军。

1650 年二月，清军兵临广州城下。守将杜永和率军民死守，从二月一直打到十一月，整整近十个月。广州人不是没打过仗，但这一次不一样 —— 清军围而不打，切断了所有粮道，城里的人开始挨饿。

期间守军多次出城反击，令清军伤亡惨重。尚可喜恼羞成怒，他没想到一座孤城能撑这么久。

十一月，清军收买了城中的内应，又挖地道、架大炮，一切准备就绪。

1650 年 11 月 24 日，广州城破。

杜永和由海路逃往琼州。他跑了，城里的百姓跑不了。

二、十二天，只听见一个字：杀

城破之后，尚可喜和耿继茂下了一道命令。

这道命令没有 "十日不封刀" 那样有名，但效果一模一样：屠城。

屠杀从 11 月 24 日开始，一直持续到 12 月 5 日，整整十二天。

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是，这场屠杀不仅有中国史料记载，还有两个外国人亲眼目睹 —— 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和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他们的记录，是第三方视角，没有立场偏向，只有冰冷的事实。

卫匡国在《鞑靼战纪》中写道：

"大屠杀从 11 月 24 日一直进行到 12 月 5 日。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残酷地杀死。他们不说别的，只说：' 杀！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

纽霍夫在出使记录中写道：

"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一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

两个外国人，用不同的语言，记录了同一件事：这不是战争，这是对平民的系统性屠杀。

三、水井、沟渠和寺庙里的死

广州城的百姓不是没有逃。

有人躲进寺庙，清军就放火烧庙，连人带庙一起烧成灰烬。

有人藏在水井里，清军就往井里扔石头，井水被血染红，尸体把井填满。广州城内的水井，几乎没有一口是空的。

最惨的是妇女。很多女子为了不被侮辱，抱着孩子跳进井里自尽。一口井，一层尸体压着一层尸体，直到井水被彻底堵住。

广州城内有一条排水渠叫六脉渠，贯穿全城。城破之后，约六七千人躲进了六脉渠，以为沟渠狭窄，清军不会进来。结果天降大雨，渠水暴涨倒灌，六七千人几乎全部溺死在里面，最后只活下来两个人。

还有七个人，躲进了大南门瓮城关帝庙的神像肚子里，屏住呼吸，一动不动，才侥幸逃过一劫。

十二天后，清军终于收刀。但此时的广州，已经成了一座空城。

卫匡国后来回忆，十二天后的广州，珠江上浮尸堆叠，河水仿佛凝固了，骨灰飘散在空气中，像下雪一样。

四、七十万，和一个收尸的和尚

屠杀结束后，一个叫真修的和尚，在东郊乌龙冈雇人收拾尸骸。

他把找到的尸体堆在一起，"聚而焚之"。烧了好几天，火堆才熄灭。

据清代《羊城古钞》记载，这场屠杀 "死者七十万人"。《广州市志・宗教志》也记载："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广州，死难 70 万人。"

这个数字今天有争议。《清史稿》只写了 "六千余级"，但那显然只算了明军阵亡的士兵，没有算平民。广州城坊志写的是 "六十余万"。

好，就算有争议，就算打个对折，三十五万。再打个对折，十七万。

十七万条人命，十二天。

平均每天，一万四千多人被杀。平均每小时，六百多人。平均每分钟，十个人。

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真修和尚烧的不是七十万个名字，是七十万具无法辨认的尸体。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在《洪业 —— 清朝开国史》中写道："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这个焚尸的火堆，在许多复明分子的心目中，成了清朝征服的野蛮象征。"

五、我们为什么要记住

今天的广州，珠江依旧流淌，越秀山依旧青翠，镇海楼依旧矗立在山巅。

很少有人知道，三百七十多年前，就在这座城市里，曾经有十二天，只听见一个字：杀。

很少有人知道，那些水井里、沟渠里、寺庙里，曾经填满了和你我一样的人 —— 他们早上起来要喝早茶，孩子要上学，妻子要买菜，老人要晒太阳。

他们没有选择战争，战争却选择了他们。

我们记住庚寅之劫，不是为了延续仇恨。三百七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施暴者和受害者都已化为尘土。

我们记住，是因为两个外国人的记录告诉我们 —— 当一支军队把刀挥向平民的时候，全世界都看得到。

我们记住，是因为真修和尚的那个火堆提醒我们 —— 七十万不是一个数字，是七十万个曾经活过、笑过、爱过的人。

我们记住，是因为忘记，就意味着那些水井里的母亲、沟渠里的孩子、寺庙里的老人，白死了。

1650 年的广州，珠江水依旧向东流。

但看江水的人，已经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