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杰鹏《中国古人活法》读书笔记

第一章 饮食

古代贫富之间饮食差距十分巨大，打破了影视剧里对古人餐桌的美化。上层贵族肉食充足，食材丰富多样；普通老百姓只能以粗粮果腹，肉、盐、糖都十分难得，烹饪方式简单，能吃饱就已经是最大的奢望，谈不上追求口味。

古代干重活的体力劳动者饭量很大，粮食消耗远超现代人。饭量会根据身份、劳作强度变化，百姓缺少肉食，日常主要依靠谷物维持生存。杀猪大多选在年节、祭祀，交由屠户处理，放血之后用火燎去细毛，再热水冲洗刮净，最后开膛分割。

古人取用井水多用陶罐，陶罐就放在井边，人人都能使用。陶罐容易破碎，唐代之后才更多改用木桶。盐对古人至关重要，朝廷很早就设立盐人管理盐务。汉武帝推行盐铁专卖，靠这笔收入支撑征讨匈奴的军费，盐甚至可以成为管控百姓的手段，普通人的日常就是清茶淡饭，可以缺少肉乳，但盐不能缺少。

古时候没有现代的砂糖。早期甜味来源是蜂蜜，还有米麦熬制的饴糖，属于稀罕奢侈品，大多只供给病人和老人食用。比饴更珍贵的是饧，由饴混合糯米粉熬制而成。六朝时期虽然已经会用甘蔗榨汁，却还制作不出成熟的砂糖。

第二章 地理

一、说秦国

秦国最早的都城叫西垂，就在如今甘肃礼县。早期秦人只是给周王室养马的部族，地位很低，算不上诸侯。后来周王室发生动乱，周平王往东边迁都，秦襄公带兵护送。周平王就把关中这片已经被戎狄占领的土地许诺封给秦国。

这片地盘要靠秦人自己打仗，从戎狄手里抢回来，秦襄公也因此得到诸侯身份。到秦穆公的时候，秦人不断驱赶戎狄，真正占据关中，秦国才算站稳脚跟。

秦国核心地盘是关中盆地，四面群山环绕，东边崤山、函谷关，西边陇山，南边秦岭，北边黄土高原，天然易守难攻。渭河横穿关中平原，还有泾河等支流，水土肥沃，适合种地。这样的地理条件，进能出兵攻打别国，退可以守住本土，为秦国强大打下地理根基。

二、说晋国

晋国所处的区域，是华夏文明的核心发源地。晋国内部公族势力被打压，卿大夫大族势力越来越强，这也为后来三家分晋埋下隐患。分裂之后韩、赵、魏，文字、官制都有不少相似的地方。

曾经实力强大的晋国，一分为三之后实力大损。三块国土各自盘算，互相打来打去，很难合力对抗外部敌人。面对秦国不断施压，实力最弱的韩国最先畏惧，把祖上得来的河内险要之地拱手送给秦国。

三、说楚国

据《史记》记载，楚国人的祖先是传说里的帝王颛顼高阳氏，这类上古传说看看就好。楚国根基在江汉平原，河湖草木众多，四周群山环绕。楚国一开始沿着汉水往北扩张，占领南阳盆地。南方地盘虽然大，但大多是蛮夷部族，不好开发，楚国便把发展重心放在北方。

后来秦国大将白起领兵出征，引水淹城，十几万百姓遇难。楚国丢掉经营数百年的故土，没有往南边逃跑，而是往东迁都寿春，又勉强维持六十多年。有意思的是，六国灭亡仅仅二十多年，正是两个楚地之人打进咸阳，灭掉了秦朝。

四、说吴越

传说吴国祖先是周王室的后人。吴王阖闾联合唐、蔡两国攻破楚国郢都，伍子胥还挖开楚平王的坟墓鞭尸。秦国出兵帮楚国，越国又偷袭吴国后方，加上吴国内部叛乱，阖闾只能退兵。

阖闾作战受伤死去，夫差继位打败勾践。他不听伍子胥彻底灭掉越国的劝告，一心想要北上中原称霸，还听信谗言逼死伍子胥。夫差举办黄池会盟争夺霸主时，勾践趁机偷袭，吴国最终灭亡，夫差自尽。

相传越国王室是大禹的后代。越王允常时期国力崛起，勾践灭掉吴国之后北上，得到周天子认可成为霸主。越国一度强盛，把都城迁到北方琅琊。可后来国内接连发生内乱。越王无强攻打楚国大败战死，越国就此四分五裂，各部族向楚国臣服。吴国、越国地理位置不一样，早期经济都不算发达。

第三章 服饰

最早的衣服，是拿兽皮缝出来的。到了商代，古人已经学会养蚕缫丝。商人偏爱白色的衣服，衣服分单衣和夹衣，单衣就是单层布料；夹衣是双层布料，中间不填填充物。

先秦还没有棉花，衣服夹层填充用的是丝绵，成本很高，普通百姓根本穿不起。有钱人家布料充足，衣服做得很长，官员的袍子甚至能拖到地上。普通百姓和官府杂役穿白衣；而秦简记载，囚犯刑徒要穿红色囚衣，属于社会最底层。

汉代官员都穿黑色官服，不靠衣服样式分等级，看官印和绶带：金印紫绶、银印青绶、铜印黑绶，分别对应不同官位。到唐代直接用袍子颜色区分品级，紫、红、绿、青，由高到低。腰带材质也有严格规矩，上朝必须系腰带，是硬性礼仪。

早先时代崇尚武力，官员不分文武，随身都带兵器。剑普及之后，人人流行佩剑。战国穷门客、落魄的韩信，身上也始终带着剑。汉代上到皇帝、下到百官上朝都佩剑。晋朝开始重文轻武，上朝改用样子货木剑，没有实战作用。

古代鞋子统称履，单层底叫屦，双层底叫舄，全都要系鞋带。富贵人穿皮鞋、丝鞋，还镶嵌珠宝；普通老百姓大多穿草鞋，也常穿木屐。

木屐底部有前后两排木齿，接触地面面积小，走泥地、雪地不容易粘泥巴积雪。屐和屩古时经常混用，本是同类器物。这个设计思路和古代防滑车轮一样，缩小接触面防止陷进泥雪里，是古人生活智慧。

古时候条件好的房屋铺木地板，进屋有规矩，不光要脱鞋，袜子也要脱掉。上朝时大殿门外摆满大臣的鞋袜。史书有记载，有人穿着袜子进屋惹君主大怒；也有高官张释之，当众弯腰给老人系袜带的故事。

古代布袜没有弹性，得靠带子绑紧。富贵之人穿精致的丝织罗袜。少数特权大臣，可以得到特许，穿鞋带剑上殿。唐宋以后房屋多用砖石地面，不再讲究脱鞋进屋，室内的卫生礼仪也就慢慢衰败了。

第四章 居所

影视剧里古代宫殿富丽堂皇，真实古人生活却十分简陋。汉代长安大街分三道，中间是皇帝专用驰道，普通人只能走两侧，街道尘土飞扬，随处可见穿囚衣的犯人，房屋多为土墙，环境脏乱。商周王宫也只是白灰刷墙，早期房子就是泥顶土屋。穷苦百姓住土房，条件极差。汉初陈平年轻时家里穷得连门板都没有，只用破席遮挡，因体面被富豪看中招为孙女婿，后来封侯。就算是封侯的大户宅院，屋外还是泥泞土路。古代贵族的居住舒适度，其实远远比不上如今普通城市居民。

古时候没有椅子，人们都是跪坐在席子上，屁股压在脚后跟上，想倚靠就用隐几，贵族还会配软包的隐囊。坐席讲究分层，底层叫筵，上层叫席，草编的筵铺满地，竹编的席供人坐。

一张标准长席坐四人，年纪最大的坐首位。五个人的话，地位高的要单独一席，是种荣耀，汉代还有著名的“三独坐”。古人还会用割席、抢夺席子的方式体现身份学识。任安、田叔割席不愿和仆役同坐；戴凭辩论赢别人，收获五十层席子，坐得高高在上。

曾有新闻报道，拍卖公司拍出一套价值2.2亿的汉代玉椅，其实这是假货，汉代根本没有椅子，古人都是跪坐在席子上。汉末慢慢流行坐床榻，但依旧保持跪坐姿势，管宁五十年坐一张木床，膝盖位置都把床板磨出窟窿。

待客分独榻和连榻，地位尊贵的人才配单独一张榻，普通人只能挤大通铺一样的连榻，有些高傲的权贵嫌挤直接扭头就走。后来人们会在榻上铺垫竹席、草垫。

汉末少数民族带来胡床，也就是折叠马扎，可以垂腿坐着，这种坐姿在当时属于失礼。叛将侯景就爱坐胡床垂脚会客，十分狂妄。椅子就是从胡床一步步发展演变而来。

抽水马桶被评为近代伟大发明，亲身对比过乡下简陋茅厕，才明白它对生活质量提升有多重要。古代就算是王侯，如厕条件也很差。晋景公上厕所，不幸掉进粪池淹死，是史书明确记载的。 古时上厕所又叫“更衣”，厕所臭气很重，魏晋贵族如厕，还要拿干枣堵住鼻子。上完厕所浑身臭味，不少人要换衣服，所以叫更衣。汉武帝甚至在臭气熏天的厕所里宠幸卫子夫。汉代出土的厕所陶俑，厕所下方往往连着猪圈，人的粪便直接掉下去喂猪。古代不管贵族还是百姓，如厕环境恶劣，

第五章 旅行

先秦有钱人出门大多坐马车。男子站在车上，手扶扶手轼；妇女可以坐封闭的辎车，遮挡外人视线。古代车子没有减震，颠簸厉害，接待高龄老者会用蒲草包裹车轮减震。车上跪坐是礼法，车厢内铺软垫茵，地位低的人要主动避让。高官的车轮漆成红色，是身份象征。穷人只能坐牛车，汉代商人还不许坐马车，汉末之后风气转变，牛车反而成为权贵的座驾，还有斗牛竞速的趣事。古代车马和官职严格绑定，不坐对应规格的车子，会被弹劾罢官。早期中原不流行骑马，觉得骑马是底层人的做法，官员骑马甚至会被降爵。北朝受胡人影响骑马普及，唐代官员普遍骑马，女子骑马出行也很常见。后来战乱马匹不足，小官杜甫没钱买马，徒步又怕被上司追责，只能借驴出行。轿子古称肩舆，晋唐就已出现，但并不流行。宋代士大夫大多骑马骑驴，王安石就坚决不肯坐轿，认为把人当牲口使唤不合道义。直到明清，坐轿子才变成普遍现象，作者感慨，这反而是社会某种意义上的倒退。

如今出行有飞机、火车十分便捷，古人远行大多只能靠双脚。历史课本里玄奘画像背着多层行囊，顶上还有伞盖，用来遮挡风雨，出行可谓栉风沐雨。古代旅途吃饭格外难熬，客栈大多只提供住宿，吃食又贵，普通人只能自备口粮。《庄子》记载，短途简单备食，百里远要备好干粮，千里远行，得囤积三个月的粮食，挑着谷子赶路。就算粮食充足，还得携带锅具炊具，粮食不能生吃。谋士蔡泽周游列国，路上连锅都被强盗抢走。一旦被困野外断粮，叫天天不应。孔子就曾在陈国断粮，弟子们饿得站不起来。古代出门旅行，对人的身体和意志都是极大考验。

周秦时期，贵族外交官出行，要么自带随从搭帐篷，有官方凭证也能住官办驿站。民间也有民办旅店，古称逆旅，但史书里部分诸侯住逆旅的故事，大概率是后人按秦汉社会脑补出来的，西周时期民营旅店其实十分稀少。秦汉官吏出差，主要住亭舍和传舍。亭舍由亭长管理，刘邦就当过亭长，兼顾治安与接待公务人员；传舍是规模更大的官办驿馆，供给车马信件，也提供客房，只有体制内人员才有资格入住，窦皇后姐弟就在传舍经历过生离。退休官员一般不能享用传舍待遇，只有少数特例。也有体恤百姓的清官，巡视地方拒绝住官方驿馆，露宿树下，自己割草喂马，绝不消耗民间财力。之后社会发展，人口流动变多，民间旅店才越来越普遍。

王子猷雪夜访戴的故事，尽显魏晋潇洒风度，但这份风雅，是豪门花钱堆出来的。普通人异地访友十分艰难，出行要办通行证，自备干粮，旅店稀少又昂贵，只有官吏可以享用驿站供给。底层百姓大多没有外地友人，终日劳作，一辈子困在家乡，只有服徭役时才会遇见异乡人，服役结束便各奔东西，无力互相拜访。古代千里访友，大多发生在读书人与游侠身上，他们需要靠朋友互相抬举抬高名声。也有重信守诺的佳话，范式和张劭千里赴约，卓恕跨越千里准时赴宴，被史书记录，正是因为长途赴约在当时格外难得。古时赶路全靠双脚，干粮容易变质，路上极易染病，不少人直接客死旅途。正因相见万分不易，古人将“他乡遇故知”视作人生一大喜事。古代远行，远没有影视剧演绎的那般浪漫。

古人十分迷信，做什么事都要挑选吉日。贵族会占卜烧龟甲，穷苦百姓就看《日书》，书中记载各类吉凶宜忌，甚至判断孩子将来的命运。这套规矩在古代社会十分重要，触犯禁忌，不只会遭人嘲笑，还可能招来重罚。

第六章　生活

最出名的禁忌便是五月初五。战国田婴的孩子田文在这天降生，田婴认为此日生子会克父，下令将他处死。母亲偷偷把孩子养大，田文凭借机智辩驳逃过一劫，后来承袭爵位，便是孟尝君。先秦还有子日、卯日两大疾日，忌奏乐。晋国大臣知悼子尚未下葬，晋平公却饮酒鸣乐，杜蒉借罚酒劝谏君主，点破守丧比忌日更应当肃穆。汉代又避讳癸亥穷日，天干地支皆到末尾，不宜动兵。东汉邓禹战败，对手王匡因忌惮穷日不肯进攻，邓禹借此机会重整军队，反手大败敌军。写历史故事，不能忽略古人这种特殊的思维观念。

古人十分迷信，做什么事都要挑选吉日。贵族会占卜烧龟甲，穷苦百姓就看《日书》，书中记载各类吉凶宜忌，甚至判断孩子将来的命运。这套规矩在古代社会十分重要，触犯禁忌，不只会遭人嘲笑，还可能招来重罚。

小时候看家里划火柴点火，以为自古便是如此，后来才知道火柴是近代外来物件，老一辈还叫它“洋火”。古代没有火柴，主要有三种取火办法。木燧就是钻木取火，贵族正式出行会随身佩戴，不同季节还要选用不同木材，寒食节就和更换新火的习俗有关，阴雨天木头受潮就很难生火。金燧是凹面金属镜，靠汇聚太阳光引燃可燃物，遇上阴天就派不上用场。石燧即敲石取火，魏晋之后渐渐流行，唐代煮茶常会用到。

小时候家里烧煤球、蜂窝煤，乡下农家大多烧稻草。先秦山林归官府管控，砍伐树木有季节禁令，但执行往往有限，古代还有专门砍柴谋生的百姓。普通人家烧柴草烟雾大，古代富贵人家会烧木炭，秋天伐薪烧炭，无烟好用，不过制炭十分辛苦。还有君王烤炭取暖酿成意外丧命的典故。煤炭古时叫石炭，魏晋就已使用，不同燃料烤出食物风味各不相同。北方多用石炭，南方偏爱木炭。古代权贵还会把木炭雕刻成鸟兽等造型，极尽奢靡。

读《世说新语》看到石崇拿蜡烛当柴烧做饭，内心大为震撼。石崇焚烧的是蜂蜡，汉代属于名贵贡品，到晋代竟被富豪拿来烧火做饭。宋代寇准生活奢靡，卧室甚至厕所都彻夜点蜡烛，地上落满烛泪。但同为宰相的杜衍，却只用昏暗油灯过日子，民间还发明夹层注水的省油灯，想尽办法节省燃料。宋代出现了虫白蜡，依靠蜡虫寄生在梣树上分泌蜡质炼制，可惜没能普及。近代虽有石油提炼的石蜡，过去乡下还是更愿意用性价比更高的煤油。

秦汉普通人一天只吃两顿饭，晚饭吃得早又少，有人认为是没夜生活、舍不得点灯。但不完全是这样，百姓想夜间干活补贴家用，可古代没有消防，官府大多禁止夜作。东汉廉范到成都做官，废除夜作禁令，只要求备好水缸防火，百姓十分感激。

古代油灯多用菜籽油、桐油，火光昏暗还黑烟大，很伤眼睛，只有富人才能用油脂蜡烛。车胤囊萤读书的故事，亲身试验就知道并不现实，萤火虫亮度根本看不清字。古人夜里干活，更多依靠月光，所谓能照明干活的景星，只是古人对亮星的误称。满月光仅能干洗衣这类粗活，精细织布做不到。为赶制衣物，妇女常常聚在一起，共用灯火集体纺织。《战国策》就记载，有位贫苦女子蹭大家的烛光织布，凭借一番道理说服众人留下自己。对比古时，我们如今的生活，确实算得上是最好的时代。

先秦鼠患十分严重，官仓发现鼠洞，主管官吏就要受罚。土墙很容易被老鼠打洞，古人会烟熏、灌水驱鼠，操作还容易引发火灾、冲垮墙体。《诗经》时代猫还没有驯化，不会家养捕鼠。猫普及之前，古人试过用狗捕鼠。有的猎犬志向是捕猎大野兽，不愿抓老鼠，捆住后腿才肯去捉鼠。也想用黄鼠狼灭鼠，可它总偷吃家里的鸡，弊大于利。

第七章　健康

联合国有着长寿之乡的参考标准。翻看尹湾汉简，西汉东海郡的人口统计令人意外，全郡近一百四十万人口，八十岁以上占2.4%，九十岁以上占0.8%，九十岁老人占比甚至和日本2004年的数据相近。不过这份数据未必完全属实。汉代八十岁以上老人可以免赋税徭役，犯罪大多也免惩处，朝廷还会给予赏赐。地方很可能虚报高龄人口，用来彰显治下孝治有成。当然也不排除当地临海物产丰足，生存条件优越。松柏汉墓木牍还记录了汉代南郡的户口，当地未成年男性多于女性，可成年男性数量却大幅少于女性。汉武帝时期并无大规模战事，瞒报户籍也很难造成这么大差距。古书记载江南地势低洼潮湿，容易造成男子早逝，多处出土简牍都印证南方成年男性偏少，不知这是否也是古代南方战力偏弱的原因之一。

很多人误以为古人一生只洗三次澡，其实并非如此。先秦贵族讲究清洁，三天洗头叫“沐”，五天洗身子叫“浴”，官府每五天放假，便是“休沐”。古人用烧热的淘米水洗发洗脸，普通百姓很难享用细粮淘米水。古代没有香皂，洗衣服靠草木灰。晋代出现配方奢华的澡豆，用料包含珍珠、各类花草香料，普通人消费不起，还有人把澡豆误当成食物吃下。北宋宰相王安石不爱洗澡，别人送澡豆劝他洁面，还被他拒绝。到明清，人们利用猪胰脏做成胰子，算是肥皂的前身。当然这些讲究大多属于上层，普通老百姓受条件限制，洗澡洗漱的条件要简陋很多，远比不上如今的洗护用品方便好用。

严格来讲，上古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医生。医的繁体“醫”带酉字旁，酉就是酒，古人认为酒可以治病，更多是起到麻醉作用。早期医和巫师混为一体，被称作巫医，并不被士人看重。先秦贵族生病，常常依靠占卜求心理慰藉，吃药反倒不多。古时候长痈化脓，没有成熟的医疗手段，会用人嘴把脓吸吮出来。名将吴起为士兵吸脓，以此收获士兵拼死效忠；汉文帝生痈，宠臣邓通为他吸吮脓液，这件事还埋下祸根，汉景帝继位后便清算邓通。《庄子》的寓言也侧面反映，当时存在这类颇为残酷的治病方式。先秦秦汉墓葬很少记录墓主临终服药，不过出土简帛上留存不少药方，一部分属于巫术，也有部分中药方剂，有些药方至今还在沿用。

湖北包山二号墓出土竹简，让我们知晓墓主人是楚国王族昭佗，身为左尹，司法高官，地位比屈原还要高。从骨骼来看，他营养充足、体格强健，还上过战场，却仅三十七岁就壮年离世。占卜简记录他长期腹痛腹胀、吃不下饭，推测是药物损伤肝脏导致的慢性病。无独有偶，马王堆三号墓的利豨，坐拥大量医书，常年服药，也是三十多岁早早去世，古代丹药、药物反而透支身体。古籍里也留下很多丧子的悲伤记载。张养浩接连失去四个幼儿，好不容易养大的六岁孩子也不幸病逝；郝经幼子夭折，临终还挂念悲痛的母亲。古时候生孩子、养孩子都凶险万分，孩童夭折十分常见。反观当下，现代医学大大降低生育风险，很多重病、外伤都能够医治，麻子、各类后天残疾大幅减少。我们如今安稳健康的生活，很大程度得益于现代医学的进步。

现代医学尚且忌惮瘟疫，古代应对手段就更为有限。古人很早就积累防疫经验，会用大蛤蜊壳烧成的蜃灰，也就是早期石灰，用来吸湿驱虫，下葬也会撒在棺木周边。建好新房，古人会焚烧楸木烘烤全屋，烘干潮气，驱赶跳蚤、蜈蚣这类虫害。饮水方面，每年春天会淘洗清理井底淤泥，保障井水洁净，规避水源带来的疫病。出现瘟疫时，古人也懂得将病患安置隔离，可苦于没有防护服，施救风险极高。面对疫病，古人也会举行傩戏驱疫仪式，巫师穿戴特殊装扮，带领童子到处驱邪，仪式更多是心理慰藉，没有实际防疫效果。史书里很少有皇帝死于瘟疫，得益于宫廷优越的饮食居住条件，深居宫内减少接触，底层百姓卫生条件差，才更容易遭受瘟疫侵袭。

第八章　人的价值

古代等级森严，百姓路上遇见官吏必须避让，稍有不慎就会挨打、坐牢。《国语》记载晋国大夫伯宗出行，百姓车辆意外挡路，明明有旁道可走，他却执意要责罚对方，足见官员跋扈。

汉代规矩更严，刘秀早年身为平民，乘车偶遇官吏没有下车行礼，就被对方派人追打。东汉名士韩康受朝廷征召，赶路途中，自家牛车还被亭长以修路名义强行征用。白居易笔下的卖炭翁被低价强买木炭，看似冤屈，对比史书所见，竟还算温和。古时官吏常借公家名义随意掠夺百姓财物。唯一例外十分罕见，唐代贾岛因沉浸诗句推敲，冲撞韩愈仪仗，凭借才情被韩愈赏识赦免。普通人若无学识机缘，冲撞官威只能任人责罚。

东汉贾彪被举荐为新息县令，当地百姓家境贫寒，普遍存在生下孩子就掩埋弃养的陋习，官府向来放任不管。信奉儒家仁道的贾彪上任后，当即立下严规，将杀婴行为定为杀人重罪，严禁民间弃杀孩童。一次县里同时发生城南抢劫杀人、城北母亲杀婴两起案件。下属认为劫杀是重大案件应优先查办，杀婴只是家事无关紧要。贾彪却严厉驳斥，直言强盗杀人虽恶尚属常态，父母残害亲生子女，逆天悖理、败坏伦常，远比盗匪行凶更可恨，坚持优先处置杀婴案，彰显了可贵的人本初心。

很多人信奉“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实则这句名言出自明末福州。辞官归乡的官员曹学佺，偶遇家境贫寒的屠夫徐五，其茅屋简陋却挂有格局宏大的对联，包含这句千古名句。二人境遇失意、志趣相投，跨越身份差异成为知己。明末崇祯自缢、江山倾覆，心怀忠义的徐五携鸡酒登门，痛劝受过皇恩的曹学佺殉国尽节。曹学佺最终从容赴义，而布衣屠夫徐五，也身着丧服投水殉国，用气节印证了底层百姓的赤诚大义。

古人仕途十分看重容貌，虽未写入律法，却是实际选官的隐形标准。相貌出众者更容易获得机遇，甚至关键时刻能救命。公孙弘、江充、车千秋皆因容貌俊朗，得到汉武帝赏识平步青云；韩信、张苍临刑之际，凭借不凡相貌得以死里逃生。

反之，容貌有缺陷，不仅仕途受阻，还容易滋生自卑。汉代就有买通刺客毁人容貌，以此剥夺对手做官资格的报复手段。田蚡身居高位却相貌丑陋，内心自卑，行事偏执。杜预脖子长瘿，遭敌军嘲讽，破城后便报复杀戮讥笑者。掌权者对自身外貌缺陷格外敏感。曹操自认身材矮小，安排他人顶替自己接见匈奴使者，识破后便追杀使者。刘备没有胡须，被张裕当众讥讽，即便对方才华出众，依旧找借口将其处死。由此可见，相貌深刻影响古代人的命运。身居高位之人的生理自卑是软肋，随意触碰，往往会招来祸端。

大众印象里古代士人普遍坚守民族气节，很多人物故事其实来自演义评书。东晋十六国的贾坚，祖辈皆为晋臣，中原沦陷后他没有随晋室南迁，先后效力后赵、前燕。东晋荀羡领兵攻打泰山，贾坚仅有七百兵力，却拼死抵抗。兵败被俘后，荀羡以故国大义劝降，指责他背弃晋朝。贾坚却认为，是晋朝主动放弃中原，并非自己叛国；乱世百姓无主，择强者立身，既已侍奉新主，便不可改节。他宁死不降，被置于大雨之中，不久后离世。史书对这位后世眼中的“贰臣”记载得悲壮，也折射出那个乱世，君臣、家国的评判标准，和后世的民族观念并不完全相同。

第九章 生存

先秦当官的分两类，一类是有采邑土地的贵族，土地大多可以世袭，靠田产过日子，属于上等阶层。另一类是胥吏，没有封地爵位，干衙门里各类杂活，按月领工资，这份俸禄叫稍食。

“稍”就是一点点，发给胥吏的粮食、衣物都很微薄，只能勉强糊口。从词源来看，稍和潲读音接近，潲就是喂猪的泔水残渣。还有潘、淅这些字，本意都代表过滤后的残余。说白了，胥吏拿的稍食，就好比贵族吃剩下来的残羹，如同喂猪的潲水。可普通人能分到这点残渣，也只能默默接受，不敢有怨言。

从小常听父亲说无商不富，史书也印证这点：古代种地大多贫苦，做点小买卖却有机会发家，《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哪怕磨刀这类微薄手艺，也有人富足堪比王侯。古代建城讲究“面朝后市”，王宫后方设置专门集市，摊位整齐排列叫列肆。开市击鼓，百姓争相涌入。官府在旗亭派驻官员管理，巡逻维持秩序，买卖纠纷分级处理，违规会公示、示众甚至鞭笞。同类商品集中摆放，旗亭公示公允物价。集市还有失物招领，但遗物仅保留三天，逾期便没收充公。古代市场和现代差别很大，这里可以像牲畜一样买卖人口；同时集市人流量大，也是行刑场所，用来杀鸡儆猴，围观的百姓却常常趋之若鹜。

先秦奴婢买卖十分兴盛，罪犯家属会被罚为官府奴婢，还能放到市场售卖，甚至允许限时退货。妾地位低下，即便生下子女，也可以被家中随意变卖。 当时人贩子猖獗，普通人也可能遭掳掠贩卖，汉代栾布就遭拐骗沦为奴仆，靠自身才干才得以翻身。法律庇护主人处置奴婢的权力，主人处死奴婢，按规定要向官府报备备案。汉文帝之后禁止随意擅杀奴婢，汉代高官杀奴婢会被追责，但这多是权力斗争的由头。现实里豪门害死奴婢，大多只用少量钱财安抚家属，普通人很难伸张正义。

古代有终身奴仆“僮”，也有短期受雇的“佣”，二者词源相通，都是替别人干活，区别在于人身是否自由。《僮约》虽是戏谑文章，却能看出僮是买断人身的家奴，不受年龄限制。佣属于打工者，有期限，可自主来去。历史上不少名人落魄时都做过佣工：陈胜、梁鸿、班超等人都曾靠出力谋生。雇主提供美食酬劳，雇工卖力干活，双方各取所需。不过也有例外，唐代杜亮本是雇工，本可以抽身离开，却因仰慕主人才华不肯离去，长期遭受殴打，最终被打死，打破了雇佣关系本该有的边界。

第十章　婚姻

古代讲究无媒不成婚，自由恋爱不被礼教认可，没有媒人撮合的结合，会被世人耻笑。像齐国太子法章、卓文君私定终身，都遭到家里长辈激烈反对。周代还设有官职“媒氏”，掌管民间婚配，撮合鳏寡，仲春时节允许男女自由相会。虽说媒人常谎话连篇名声不好，但社会又离不开他们。很多男女没有机会直接交往，需要中间人从中传话协调，就好比后世的经纪人，避免双方直接冲突。

“结婚”一词，“结”是打结，寓意牢固绑定；而“婚”来源于先秦黄昏迎亲的习俗。古时贵族婚礼在黄昏举行，新郎黑衣黑车，执烛前往女家，以大雁为聘礼。出嫁对娘家是离别之悲，不接受宾客祝贺，婚礼不能奏乐。新人共食乳猪、饮交杯酒，次日新娘拜见公婆、祭拜祖先，才算礼成。普通百姓条件简陋，这套礼仪很难做到。汉代旧礼崩坏，办婚设宴庆贺成为常态。汉宣帝还下诏，不许地方官禁止百姓婚俗欢聚。那时民间还有听房的趣事，曹操年少时甚至和袁绍恶作剧，上演过抢新娘的闹剧。

古代有“七出”休妻制度，其中“不顺父母”“多言”主观性极强，《孔雀东南飞》里刘兰芝并无大错，仍被婆婆逼迫休弃，酿成悲剧。历史上孟子因妻子坐姿随意便想休妻，被母亲点醒才作罢；王吉只因妻子摘邻家几颗枣，就要休妻，时人却还加以赞扬。连孔子、子思祖孙也都有休妻行为。无论王侯还是平民，女子都惧怕被休，甚至有人嫁女时叮嘱女儿多存私房钱，认为被休才是常态。典籍记载休妻有一套客套礼仪，还要归还嫁妆，但现实里女子始终处于弱势，强国休掉弱国的诸侯之女，言语更是充满斥责。

贞节牌坊盛行主要是明清的现象，先秦到宋代，妇女改嫁十分普遍。汉代景帝皇后王夫人、平阳公主都有改嫁经历；唐代不少公主二嫁、三嫁；宋代范仲淹母亲、王安石儿媳、唐婉也都改嫁。敦煌出土唐宋离婚文书，还会祝福女方另觅良人。但女子主动离婚代价沉重，唐代杨志坚之妻因嫌弃丈夫落魄求离，被颜真卿杖责。程颐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可当时社会并不奉行，他本人还帮外甥女改嫁。东汉儒学兴起，已经出现守节殉夫的个案。这套礼教到明清才全面推行，改嫁逐渐被视作失节，束缚了后世女性。

第十一章　交流

很多人以为古代定都河南，官话就是今天的河南话，其实并非如此。先秦河南境内各地方言已有分歧，周人与郑人对“璞”字义理解完全不同，可见没有统一的河南方言。上古存在贵族通用的雅言，东周以洛阳音为基础，各国上层读书音都向它靠拢。汉魏延续洛阳雅言；永嘉之乱士族南迁，把这套读音带到南京。隋唐理想读书音兼顾金陵、洛阳，洛阳本土语音却已经发生改变。古洛阳雅言有复辅音、三套鼻音韵尾、入声，这些特征在如今河南话大多消失。语言离开故土往往更保守，部分南方方言保留更多古音。现代普通话根基成型于元代之后，并不是古代河南洛阳古音。

不少人误以为先秦秦汉是拿刀在竹简上刻字，“刀笔吏”就是刻字小吏，其实这是误解。当时文字用毛笔写在竹简，书刀用来刮除写错的字迹，如同今天的橡皮。唐代孔颖达、宋代林希逸就搞错，认为书刀用于刻字，这个说法流传后世。商代就已经出现毛笔，部分甲骨文是先写后刻，大量战国竹简也都是毛笔书写，缣帛更不可能用刀刻。蒙恬并非毛笔的发明者，战国墓葬早就出土过兔毫毛笔。《汉书》记载，朱博就曾让属吏写下过错，再用书刀削除以示宽恕。晋代纸张普及，书刀慢慢退出日常，“刀笔吏”也渐渐成为历史名词。

古代典籍看似没有标点，其实古人自有断句手段。出土简帛里会用短横、圆点、三角等记号划分语句；还有形似“乙”的符号写在行末，代表段落结束，需要另起行。也有重文、合文符号，一般是两道短横，用来省略重复字，节省书写空间。此外大量虚词“之乎者也”，本身就起到句读提示的作用。部分古书完全没有标记，对当时读书人不成问题，依靠文义就能读通。现代人读着费劲，大多是文言功底不足，并非古人写书没考虑阅读。

纸张发明之前，古人著书多使用竹简。竹子要经过精细削治，工序繁琐。穷人条件有限，只能剥树皮、在墙壁树叶上书写，写书十分艰难。单支竹简容量有限，一本书就要成百上千枚简，整体笨重沉重。东方朔给汉武帝上书，足足用了三千枚竹简，需要壮汉搬运。秦始皇每日批阅的奏章重量也十分惊人。东汉吴恢想在南海著书，十二岁的儿子吴佑劝阻他：返程要运大批竹简，容易遭人诬告，就像马援运回薏苡被诬陷私运珍宝。吴恢听从劝告就此搁笔，若是当时有纸，便会有著作流传后世。

第十二章　交往

影视剧常见的“皇上”“父皇”，在古代并不普及，出现时代很晚。西汉当面称皇帝为“陛下”，私下叫“县官”；唐代非正式场合称皇帝为“大家”，朝堂仍用陛下；宋代私下唤皇帝为“官家”。明代之前没有“父皇”，古时公私称谓严格区分，朝堂皇子和大臣一样称陛下，只有私下相处才讲父子亲情。“郎”“娘”本是同源，出自“良”，本义美好坚实。南北朝“娘”指少女，“郎”代指男子。唐代妻子称丈夫为郎，丈夫称妻子为娘子，女儿叫小娘子。日本保留这层古义，称女儿为“娘”。而爹娘的娘原本写作“孃”，专指母亲，后世二字混用。“良人”早期男女通用，既可唤丈夫，也可指代女子。

古代跪拜礼体系繁复，《周礼》记载九拜，稽首最为隆重，额头叩地停留片刻，多用于臣子对天子，诸侯之间非朝见天子本不该行稽首，秦穆公受重耳稽首连忙退阶避让，鲁哀公便拒绝对齐平公回稽首，但有所求时可以变通，郑简公身为国君，为求晋国相助，向大臣范宣子行稽首，少数情况下君主也会对贤臣稽首，属于特例。次一等为顿首，头触地即刻抬起，常用于平辈，书信末尾常署顿首，空首仅手接头部，不用头碰地面，肃拜最轻，垂手弯腰作揖，身披铠甲的将士多用此礼。汉唐人相见常互相跪拜，就连男女私会相逢也先行拜礼，宋代桌椅普及，席地起居的习惯改变，跪拜随之减少，到明清，百姓见官吏必须下跪，礼仪沦为单方面卑屈，而先秦汉唐跪拜本大多是双向对等礼节。

唐宋宴请贵客，除备办丰盛酒菜，主人事后还要登门拜谢来客。能请到地位远高于自己的贵人赴宴，本身就是一种荣耀，可借此抬高自家声望，古时富人结交权贵家仆，只求车马过府时得到揖礼，道理与此相通。但也有人不屑这套世俗人情，北宋杜衍微服闯入何平叔园中饮酒，身份败露后，何平叔直言不愿登门拜谢；王安石罢相拜访孙少述，对方留饭，还戏称正好省去拜谢的麻烦。不过贵人不请自来，多发生在有条件的人家，寻常寒门很难遇见，普通人家迎来穷亲戚，只剩饭菜被一扫而空的烟火现实。

斗草是古代流行游戏，诗词中多有记载，《红楼梦》里香菱等人比拼花草名目，比拼谁认得的草木更多。但斗草不止这文雅玩法，民间孩童也会折韧性强的草茎互相拉扯，草断即输。斗草有赌注才更吸引人，贵族玩斗草赌注极高，唐安乐公主为斗草取胜，竟派人远赴广州，取下寺庙维摩诘塑像上谢灵运遗留的美须，借名人遗物出奇制胜。刘禹锡调侃白居易斗百草，还拿美人西施作比拼，可见斗草后期早已不止比拼草木，而是变成比拼珍奇宝物、彰显身份排场的较量，核心就是炫耀自己拥有旁人没有的稀罕事物。

第十三章　怨仇

作者厌恶重男轻女，幼时亲眼目睹母亲遭受歧视，乡间把无男孩的家庭称作“绝户”。“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孟子时代影响有限，南宋理学兴起，《孟子》纳入四书之后，这套传宗接代观念才广泛流行。秦汉魏晋并不看重姓氏血统，时人可以随意改姓。古人偏好男孩，更多源于现实丛林社会，儿子多代表武力强，可以护家，西晋简牍记载田产纠纷，一方就依仗人多势众欺压人丁单薄的族人，《儒林外史》严贡生横行乡里也依仗多个儿子。战乱年代男孩容易被征调送死，人们反倒不愿生男孩；若是女子入宫显贵，又会出现不重生男重生女的社会风气。说到底，古人的生育偏好，本质是追求生存优势，避免被人欺凌。

不少汉字的女字旁，折射出古代对女性的偏见，奸、嬾（懒）、婪、媿（愧）皆从女，仿佛恶行过错都归罪女子，这源于男性垄断话语权，亡国败事也常推给红颜祸水。先秦就存在歧视女性的迷信，认为和女子同行同车是不祥。陈国逃亡时，贾货为让国君乘车，将母亲妻子赶下车，还称国君不可沾染女人的晦气。赵简子出征斋戒，渡口官吏之女请求代父划船，起初也被赵简子嫌弃女子会带来不祥。《列女传》的结局更像后世编撰的宣传故事。历史更为残酷，李陵兵败，把士气低落归咎于军中女子，大肆将她们斩杀，可军队依旧战败，李陵投降匈奴。贬低女性，很多时候只是男性为自身无能寻找的借口。

古代早已存在地域偏见式的“地图炮”，战国诸多寓言多讥讽宋人，宋国为殷商后裔，文化和周人迥异，因而常被拿来调侃。宋国灭亡后，嘲讽矛头转向楚地，西汉吴太子和皇子下棋惨死，朝廷却将过错归于楚地师傅，指责楚人轻悍骄躁，本质是南方文化未被充分驯化，不那么顺从北方统治。待到楚地逐步同化，受排挤的就变成更偏远的五溪蛮等部族。张家山汉简《奏谳书》记载蛮夷毋忧已按规定缴纳赋税，仍被强征兵役，逃跑后遭廷尉府判处腰斩。王朝对异族初期会怀柔优待，秦、汉都给边地部族特殊政策，可一旦觉得对方驯化完成，便取消优待，强行比照汉人征收赋税徭役。东汉武陵蛮原本只交少量土布，朝廷执意加征租赋，最终激起叛乱。由此可见，很多矛盾根源不在于族群本性，而在于文化驯化，当外来者全盘接受这套文化秩序，反抗也就随之消失。

魏晋阮籍有青白眼的典故，看得上的人就正眼相待，也就是“青睐”，讨厌的人就翻白眼，古代“青”可以指黑色，青眼就是黑眼珠，古人用词很精妙，翻白眼叫“戴目”。同样是斜着眼睛看，意思差别很大，“眄、睇、睐”用来写姑娘含羞偷瞄，很美，像洛神“明眸善睐”，可“睥睨”斜眼，就是看不起人，就算直直盯着人看，“熟视”也可以是轻蔑。眼睛特别能传递情绪，所以古代有一大堆跟眼睛相关的字，嘴巴大多用来吃喝说话，西汉的颜异，就只是撇了下嘴，就被治罪，眼神好不好，不在于眼睛朝哪看，而在于眼神里带的情绪。

古书中书面骂人大多比较克制，范增怒叹项羽只用“竖子不足与谋”。桓范痛骂曹爽，斥其蠢如猪狗，言辞就激烈很多，祢衡更是直呼黄祖为“死公”，直接招来杀身之祸。真正粗鄙的脏话很少写进正史，只会出现在档案、圣旨这类原始材料，比如张献忠下的圣旨就满口粗话。古代百姓冤屈无处申诉，起义代价又太大，咒骂就成了宣泄情绪的出口，朝堂上文雅的制度，反而逼出民间的满口愤懑。

陈琳为袁绍写的讨伐曹操檄文，痛骂曹操祖孙三代，言辞极尽抹黑，把曹操斥为阉宦遗丑，曹操看完气得头风发作。后来陈琳被俘，曹操质问他为何辱骂自己先祖，陈琳以“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作答。古代政治斗争里，檄文就是文言版大字报，互相极尽诋毁，只是史书大多留存胜利者的说辞，失败者被扣上暴乱、匪寇的标签。骆宾王讨伐武则天的檄文文采斐然，大肆罗织武则天的各类罪状，可武则天读完，并不恼怒文字的攻讦，反倒责怪宰相没能把这样的人才招揽过来。可见当时的舆论攻伐是政治常态，大家对这种谩骂形式习以为常，更看重写手本身的才华。

第十四章　丧葬鬼神

古人看待生死极为郑重，由此发展出一套完整、庄重且极具人情味的传统丧葬文化，和大家印象里的封建迷信完全不同，本质是古人敬畏生命、缅怀先人的礼仪体系。在上古观念中，神和鬼并不是善恶对立的，天上的神明叫神，逝去的先人魂魄叫鬼，祖先之灵被视为家族的守护力量，值得后人敬重祭祀，只有战死、枉死、心怀不甘的魂魄，才会被认为容易惊扰生人，这也是古人敬畏亡灵的由来。

古人判断死亡有一套古老仪式叫“属纩”，将轻柔的新棉放在逝者口鼻前，棉丝不动便确认离世，家人随即登高招魂，呼唤亲人魂魄归来，这套寄托不舍与哀思的仪式，从先秦一直流传到唐代，延续千年之久。人离世后会按照等级礼制进行沐浴、更衣、入殓，不同身份的人，清洁所用的淘米水品类各不相同，入殓寿衣统一为左衽、衣带打死结，寓意逝者安稳长眠，口中还会放置谷物、贝壳、玉石等饭含之物，寄托了古人对逝者往生安稳的美好期许。守丧是古代最重要的孝道体现，亲属根据亲疏远近穿着不同粗细的麻衣，守丧期间素食清心、不宴乐、不应酬，居住简易草庐，睡草席、枕土块，以简朴艰苦的方式寄托悲痛，哭丧也有规范礼仪，适度抒发哀思，避免过度伤身。

古代服丧制度历经演变，先秦没有统一的三年丧制，汉文帝提倡简约薄葬、缩短丧期，直到汉代儒学兴盛后，三年守孝成为主流礼制，后世官员遇父母丧必须辞官返乡守孝二十七个月，遵礼者受人敬重，失礼者会被舆论非议。古人吊丧讲究礼数，吊唁必素服庄重、心怀肃穆，魏晋时期风气开放，名士不拘泥刻板形式，以弹琴寄情、静默悼念的方式缅怀亲友，被世人包容理解，尽显传统文化的豁达温情，古时邻里亲友情谊深重，同城必登门吊唁，异地必书信慰问，失礼之人甚至会被断绝交往。

丧葬器物与墓葬规制严格区分等级，帝王多用坚固耐腐的梓木棺木，贵族多用柏木，平民多用桑木，周代开始出现带封土的坟冢，坟头高度、形制严格对应身份尊卑，不可僭越。下葬仪式规整庄重，送葬规模、扶灵人数都有礼仪规范，墓穴会铺设木炭、白膏泥防潮防腐，随葬品分为实用器物和手工仿制的明器，古人摒弃了残酷的人殉制度，以陶俑、木俑替代，秉持事死如事生的温柔理念。古人讲究终身追思，亲人忌日会闭门静怀、不办喜庆之事，终身不忘亲恩，同时重视宗族祖坟、坚持四时祭祀，以代代相传的礼仪安放思念、维系家族传承。整体来看，古代丧葬礼仪从来不是糟粕，而是古人敬畏生死、恪守孝道、珍视亲情、尊重秩序的生活哲学，沉淀着中华传统文化厚重、温柔、庄重的独特底蕴。

第十五章　管理

现代生活夜生活丰富多彩，追剧上网、逛街聚餐、休闲娱乐应有尽有，而古代尤其是宋以前，普通人晚上几乎没有自由。古代严格实行宵禁制度，太阳落山全城戒严，街道清空，百姓必须闭门居家，夜晚街上只有巡逻士兵，任何人无故夜行都属于违法，哪怕高官权贵也不能例外。名将李广被罢官后深夜出行，被小小的霸陵尉依规扣押一夜，后来李广复职，公报私仇斩杀对方，也能看出古代宵禁执行极为严苛，就连外地郡县也一律遵守。魏晋时有书生读书太晚触犯宵禁被抓，长官惜才才破例赦免，足以证明古时夜行处罚本就严厉。唐代长安每晚宵禁前都会击鼓预警，鼓声传遍全城，路人闻声匆匆归家，暮色沉沉、全城肃静，是古代城市最常见的夜景。古代律法体系残酷严苛，早期有刺字、割鼻、断足等肉刑，而死刑花样繁多、极度残忍。古人眼中绞刑、毒杀属于体面刑罚，能够保留全尸；秦汉最常见的重刑是腰斩，行刑必须脱光衣物，方便下斧，肥胖之人行刑难度极大，场面惨烈。汉初名臣张苍本被判腰斩，因身形俊美、皮肤白净，被监斩官怜惜求情得以活命，日后封侯拜相、高寿善终；忠臣晁错一心为国推行削藩，最终却被皇帝欺骗，身着朝服当众腰斩，结局悲凉至极。比腰斩更恐怖的还有车裂、烹煮等酷刑，商鞅便是死于五马分尸，先秦重刑极尽威慑恐吓之能事。而最晚出现的凌迟堪称古代最残酷刑罚，五代始兴、沿用至清末，要求必须割满数百刀，犯人中途死去，刽子手还要受罚，明代刘瑾受刑两日才断气，残忍程度令人骇然。秦汉是典型的农耕立国时代，国家一切制度都围绕粮食运转，官员等级以俸禄“石”划分，基层粮仓管理者被称为啬夫，专管粮食收纳保管。秦代律法对粮仓管理细致到极致，万石粮食单独封存、多官共同监管，换岗必须重新核验，粮仓生虫、出现鼠洞都会追责问责，不同品类粮食、酿酒专用粮严格分区存放，杜绝浪费贪腐。汉代大型粮仓技术成熟，京师仓通过架空地板、通风气窗防潮透气，储粮体系完善，著名敖仓存粮可供给二十万人常年食用，正因为历代王朝极度重视储粮，才有仓廪实而天下安的稳定根基。除此之外，汉代贵族特有的汤沐邑制度极具时代特色，最早源于周代，天子赐给诸侯封地，税收专供诸侯朝见天子、斋戒沐浴开销。秦汉延续并扩大这一制度，皇室公主、王公贵族均可获封汤沐邑，独享地方赋税作为私人收入。汤沐邑虽属贵族私封土地，但行政司法依旧归属中央管辖，只是行政级别高于普通县，待遇尊贵特殊。汉景帝为安抚窦太后，专门给梁孝王女儿全部加封汤沐邑，刘邦也将故乡沛县划为自己的汤沐邑，寄托乡情。宵禁管控民生、重刑稳固秩序、粮食维系国运、封地优待贵族，这些独特的古代制度，共同拼凑出真实、厚重又残酷的古代社会面貌，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如今自由安稳的现代生活。

第十六章 为官

小时候看戏，总看见穷书生上京赶考，一朝高中便身穿官袍、前呼后拥，风光无限。但历史的真相并没有戏曲演绎得那么美好。科举诞生于隋朝，唐代逐步发展，一直延续到清末。在科举出现之前，秦汉魏晋选官基本被世家大族垄断，就连普通小吏都有家产门槛，韩信就因为家里太穷，没有资格被举荐做官。直到宋代以后，寒门子弟才真正有机会依靠读书改变命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再只是一句空话。不过唐代考上进士并不等于立刻当官。录取名额极少，一年往往只有十几到几十人，就算榜上有名，还要再等三四年参加吏部考核，才能得到一个八九品的小官，想要身居高位需要漫长熬资历。孟郊高中之后写下春风得意的千古名句，现实里他只谋得一份低微差事，最后失意潦倒。而且唐朝科举风气并不公平，盛行“行卷”，考生提前带着诗文拜访高官权贵，寻求推荐，考官人为操作的空间很大。王维依靠玉真公主助力拿到状元，裴思谦靠着有权势的宦官施压，强行夺下状元名额，还有官员的儿子私下操纵榜单，安插亲友上榜。曾经一场科考录取十四人，复查时竟有十人学识浅薄，连考题出处都一无所知，舞弊乱象可见一斑。

科举之下人情冷暖、地位落差更是残酷。一旦有人登科，布衣与进士之间就拉开巨大鸿沟。韦保衡看见新进士登门，慌忙躲到床底下回避；湛贲受尽岳父家冷眼，发奋读书高中之后，当初嘲讽他的亲戚大惊失色；赵琮长期科举落榜，赴宴时被岳父用帘子隔开羞辱，录取消息一到，家人立刻撤掉帘子，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弯。好在宋朝吸取唐朝的教训，推出糊名、誊录两套制度。考生名字全部密封，试卷由专人重新抄写一遍再交给考官，避免考官认出字迹偏袒熟人。苏轼担任主考官时，十分看好门生李廌，满心以为他定会高中，结果放榜却名落孙山，李廌的乳母也因为绝望上吊自尽。严格的制度守住了公平，却也难免遗漏一部分不善应试的才子。后世戏曲把赶考故事美化，穷书生一夜之间高官显贵，这种情节大多属于艺术虚构。即便是宋代以后进士大多可以直接授官，也不可能一步登天，还是要从底层慢慢做起。总的来说，科举相比世家世袭是巨大的进步，给底层百姓打开上升通道。但唐代制度漏洞颇多，权贵请托横行；宋代改革之后，规则才算真正趋于公平。可世上从没有完美的制度，科举既成就了无数寒门学子，也留下了不少失意读书人的遗憾。

第十七章 职业

长沙五一广场出土的东汉简牍，记载了一段特别真实的古代基层官场故事。东汉有位级别不低的公职人员王纯，相当于现代的公安处长，专门负责抓捕重案罪犯。一次办案中，他追捕两名杀人盗窃惯犯，对方持械拒捕，王纯依法将二人当场格杀。本是正当执法，可死者的兄弟怀恨在心，连续数月上门伺机报复，多次蹲守、暗藏凶器，想要刺杀王纯。王纯家中人丁单薄、妻儿弱小，长期活在恐惧里，无奈之下只能上书县长，恳请官府出手严惩仇家、保护基层公务员人身安全。这件事也打破了大家对古代官吏权势滔天的刻板印象，即便手握公权，基层官员也会遭遇百姓报复，安保条件远不如现代完善。很多武侠剧里潇洒自由、四海纵横的侠客，在真实古代根本不存在。古代户籍和出行管制极其严格，古人无论平民、武者，出远门必须向官府申请通行证，详细登记身高、样貌、籍贯、职业和出行目的。根本没有不受管束的江湖，所谓侠客，大多只是胆大凶悍的市井无赖，武功多是文人虚构，历朝盛世都会严厉管控闲散武者，绝不允许私斗作乱。除此之外，古代“妓”的含义也和如今截然不同。早期的妓，多指擅长歌舞器乐的艺人，属于正经技艺从业者，并非单纯卖身谋生，很多士族大户家中蓄养妓乐，只为宴饮助兴、陶冶情操。唐代长安的平康里，是官方记载的风月聚集地，等级分明。高阶艺妓通晓音律诗文，深受文人、新科进士追捧；底层从业者条件简陋，生活窘迫。旧时艺妓人身自由受限，不得随意外出，出门需要报备、有人看管，命运大多身不由己。唐宋时期还有官妓制度，官府宴会、文人雅集，常召官妓陪酒助兴，不少传世诗词，都是在这样的场景中创作而成。很多有才情的官妓，身世坎坷，多是罪臣家属或落魄世家女子，饱读诗书，一生都渴望赎身从良，难得自由。除了市井百态，古人照容工具的变迁，也藏着完整的古代产业史。在铜镜出现前，古人只能以静水为镜，极为不便。战国后铜镜普及，工艺精美，背面常刻花纹、诗句，既是生活用品，也是珍贵的信物和礼物。但铜镜极易氧化生锈，模糊不清，需要专人打磨养护，磨镜也成了古代热门谋生行当，养活了大量手艺人。东汉名士曾靠沿途磨镜赚取盘缠，千里赴丧；唐代传奇中，甚至有女侠下嫁普通磨镜匠人。直到明清时期，玻璃镜传入民间，清晰耐用、无需打磨，彻底取代铜镜。流传千年的磨镜行业，也随之彻底消失，退出历史舞台。纵观这些细碎的古代生活细节，才发现影视剧演绎多为虚构，真实的古代社会，处处是严苛规矩与普通人的身不由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