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因父亲背叛革命入党，1949年贺龙坦言：有件事组织上一直瞒着你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城楼下人群如潮。贺龙在庆典队伍中认出一位旧部李克前，走近寒暄几句后，忽然问道：“你该去看看你父亲了。”

李克前脸色顿变，立正回答：“首长，我没有出卖革命的老子！”这句话说得很重，也让贺龙一时沉默。旁人或许不明白，李克前为什么会对父亲抱有如此深的怨恨。

在他心里，父亲李茂堂曾经是敬重的人。可是1935年，李克前听到的消息却是：父亲背叛了革命，投靠了国民党。消息传了不止一次，他托人打听，也没有得到相反的说法。

少年人的判断往往直接。既然父亲成了“叛徒”，那就和他划清界限。李克前后来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某种程度上正是想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即便父亲走错了路，自己也不会跟着走。

事情的真相，却比传闻复杂得多。

1926年，李茂堂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回到陕西从事工人运动，曾被国民党当局通缉。1935年9月，他前往参加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扩大会议，途中因故没有及时赶到。偏偏在这段时间，会议参加者遭到叛徒告密，陆续被捕。

李茂堂逃过一劫，却没有选择远走。他听说敌人放出话来，只要自己投案，其他被捕人员便可获释。这个条件听上去像一条生路，实际上是诱饵。李茂堂信以为真，主动投案，结果同样被押往南京。

徐恩曾派人劝降，还让中共叛徒杜衡出面游说。李茂堂清楚，公开拒绝很可能马上丧命，于是决定假意投降，先保住身份，再寻找机会为党工作。

敌人要求他提供共产党名单。李茂堂没有直接拒绝，而是提出去上海抓捕王超北。到达后，他借接触之机用暗语示警，使王超北及时转移，特务扑了个空。

徐恩曾很快察觉异常，对李茂堂严刑逼问。李茂堂咬定，自己只是提供了一个名字，至于王超北何时离开上海，特务凭什么完全相信？这种进退有据的回答，反而让敌人无法立即认定他是故意放人。

有意思的是，组织方面并没有因为表面现象而草率定性。王超北向王世英报告后，王世英认为李茂堂不可能真正叛变。经过研究，党组织决定让他继续潜伏，尽量取得敌人信任，长期打入国民党内部。

李茂堂也托人传话：“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这不是一句空话。此后，他以国民党特务人员的身份活动，越是接近敌人的核心，承担的风险就越大。

西安事变期间，他曾因营救蒋介石而获得国民党方面信任。1937年，他又因侦破一起涉及日本人的案件受到蒋介石注意，后来担任中统特训班总主管，并出任中统陕西调查室副主任。表面看，他已经成了国民党在陕西的重要特务；实际上，这个身份正是他向党组织传递情报的掩护。

1941年，李茂堂通过关系向王超北传信，希望恢复联系。经中央研究后，王超北负责与他联络。此后，李茂堂利用公开身份，陆续提供国民党的政治、军事情报。敌人的会议内容、反共部署以及人员动向，都可能经由这条隐秘渠道送到党组织手中。

1945年，李茂堂希望前往延安解决党籍问题。直接前往显然会引起怀疑，他便对胡宗南表示，自己愿意去延安刺探中共“七大”后的动向。胡宗南先是拒绝，甚至故意以枪决试探他的态度。李茂堂神色不改，坚持表明“为党国效命”，最终取得了通行许可。

他化名张怀中，以邮电视察员身份到达延安。有关方面接待并听取汇报后，他正式提出恢复党籍的问题。这个问题上报后，毛泽东认为，过去的隐蔽工作不能简单用表面身份衡量，关键在于是否忠于党的事业。经批准，李茂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了继续保护他的潜伏身份，延安方面还公开发布对“张怀中”不友好的消息。消息传回国民党内部，胡宗南果然放下疑虑。李茂堂得以继续留在敌营，掌握更多情报。

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准备撤离西安，并策划实施“玉石俱焚”式破坏。李茂堂主动留下，负责疏散和执行相关计划。胡宗南离开后，他与地下党配合，查找并拆除了埋设的炸弹，使西安免遭大规模破坏。

遗憾的是，李茂堂长期不能向家人说明真实身份。李克前只知道父亲曾经投敌，父子之间因此多年隔阂。李茂堂任国内贸易部副部长后，仍没有把隐蔽战线的秘密直接告诉儿子。

贺龙知道内情，也知道李茂堂一直惦记孩子，所以才在天安门前提起此事。他对李克前说：“组织上有件事一直瞒着你，你父亲不是叛徒，是党派到敌人内部工作的同志。”

李克前这才明白，自己多年痛恨的人，原来一直在另一条战线上战斗。他想立刻回去探望父亲，却因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作繁忙，只能暂时作罢。1953年5月，李茂堂因病去世，年仅47岁。父子二人真正能够坐下来说明一切的机会，也就此永远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