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到底有多残忍？游击队长回忆称，他们连自己人也不放过

1945年8月16日，黑龙江桦川县东板房屯。

一支民间游击队在高粱地里伏击了一辆马车，打死几名日本人，抢走了一批武器弹药。

没人料到，这场小小的伏击，会在几个小时后，把一个屯子变成人间地狱。

东板房屯是宝山开拓团的一个聚集点。

所谓开拓团，是日本在侵占中国东北期间推行的移民侵略政策的产物。

从“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向中国东北派遣了大量移民，不完全统计共860多个开拓团、33万多人。

这些开拓团强占或以极低廉的价格强迫收购中国人的土地，使500万中国农民失去土地。

宝山开拓团名义上是“垦荒”的农民团体，骨子里却是武装组织——成员均在日本受过军事训练并持有武器。

他们的任务很简单：平时种地，战时当兵。

在桦川一带，开拓团选好地段就把土地划成“团有”，附近中国农民被迫搬迁或被压在佃户位置上。

有村民回忆，开拓团的人巡地时，遇到农家牛马进了他们的地，轻则鞭打，重则枪托招呼。

当地百姓对“开拓团”三个字，又怕又恨。

宝山开拓团分为东本部和西本部。

东本部驻桦川县的七星村，西本部驻集贤县丰北村。

东西两部落之间隔着东宝山村、西宝山村和福兴屯等中国农民居住的村落。

东板房屯就在这一带。

1945年6、7月间，关东军见战局恶化，发布紧急总动员令，征召在满洲的日本在乡军人和青壮年扩充兵力。

桦川开拓团的成年男子大部分应征入伍，剩下的多是老弱病残。

到了8月，东板房屯里只剩下300多名妇女和儿童。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百万红军突入东北。

关东军崩溃得比谁都快，计划中的“开拓团撤退”成了空文。

伪满开拓总局通知各开拓团做好“应变”准备，但具体怎么“应变”，没有部署。

宝山开拓团团长中野良朋命令东本部全体团员向西本部集中。

东本部的分团长把妇女儿童集中起来送往西本部，又集合起仅有的几名健康男子，把枪支弹药装上大车运往西本部。

8月16日上午，那辆装满了武器弹药的大车出了东板房屯。

赶车的是副团长和几名团员。

马车来到距开拓团不远的小林坡，路旁是高粱地，长得比人还高。

一群穿着农民衣服的人从高粱地里冲了出来。

有的人拿着枪，有的人挥舞着铁锹和大锄。

几个开拓团员仓促拿起武器抵抗，但距离太近，只开了几枪，中国人已经呐喊着冲到了大车前。

双方展开了肉搏。

副团长和几个团员被打死，车上的武器弹药全部被抢。

这群农民不是普通百姓，是当地的民间抗日游击队，首领叫王福，当地百姓称这支队伍为“王福队”。

王福原本是当地庄稼人，家人被抓去当劳工后走上了抗日道路。

“王福队”人不多，装备也差，靠的是地形熟和百姓支持。

他们伏击日本人只为抢枪，并不知道开拓团的计划。

混战中有一个日本人逃了出去。

他带着满身伤痕跑回东板房屯，冲进团部，气喘吁吁地向中野良朋报告了遇袭经过。

这个逃回来的人添油加醋地说，他们遇到了中国军队的主力部队，几千名全副武装的中国军人正向这里扑来，还带了几门大炮。

为首的中国人甚至大声叫嚷：“消灭开拓团，报仇雪恨，一个都不留！”

中野良朋当时正召集开拓团的数名男子和几个战场上逃散的日军士兵商量如何撤离。

听了逃回者的叙述，在场的十余名男子无不惊恐万分。

开拓团的人心里清楚，平日里他们没少干缺德事，抢占中国人的土地，逼死了成千上万中国人。

现在日本战败了，中国人一定会报仇。

马车袭击事件就是证明——中国人已经来了。

自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以来，开拓团的人就已经惶惶不可终日。

白天不敢出门，即使有事必须出门，见了中国人也不敢正眼相看，不是低头匆匆走过就是躲在道旁。

一到夜晚，家家户户不敢点灯，连孩子大声哭叫都怕引来灾祸。

一些胆小的妇女风声鹤唳，彻夜难眠。

现在，他们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中野良朋做出了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将把300多条人命送进地狱。

他下令全体“玉碎”。

“玉碎”是个漂亮的词，听上去充满忠义。

但在东板房屯，这个词的意思是：所有妇女儿童，必须在中国的报复到来之前自杀，以表明对天皇的忠诚，以表明敢于赴死的决心。

中野亲自布置方案：凡是拒绝自杀的，将“帮助其玉碎”。

十几个带枪的男人被召集起来，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同胞。

女人们哭了。

孩子们也哭了。

男人们也落下了眼泪。

当屠刀砍到自己脖子上的时候，眼泪总是很容易落下的。

开拓团昔日那种嚣张跋扈的样子、那种奴役中国百姓的样子，都不见了。

但没有用。

枪口指着她们。

8月16日下午，妇女们被逼着抱起孩子，来到村里的水井边。

女人们给孩子穿上了新衣服，打来清水当酒喝下，朝着东方拜了一拜。

然后，一个接一个，把孩子丢进井中，自己也跳了进去。

一批接着一批。

水井很快就被尸体填满了。

后面被硬推下去的人，根本来不及被水淹死——她们是被活生生挤压、砸死的。

井口上层的人，喊着亲人的名字往下跳。

井筒里层层叠叠全是女尸，有的母亲到死都把孩子紧紧护在身下，口鼻出血，死不瞑目。

井口堵住了。

人还没死绝。

中野良朋一看效率太低，换了个办法。

地上还有一百多个衣着整齐的母亲，怀里抱着刚满月的婴儿，不肯跳井。

中野下令把剩下的人全赶进一间大仓库——有人说是教室，有人说是仓库。

大门一锁，煤油一浇，火苗蹿起几丈高。

仓库里惨叫声震天，火舌舔舐着房梁。

几个被烧成火人的妇女拼了命撞开窗户往外爬，满脸是血地想吸一口凉气。

迎接她们的不是灭火器，是早早架在窗外的机枪。

几个拿枪的日本男人在窗外架起枪阵，死死盯着窗户，只要看见有妇女想跳窗逃生，立马扣动扳机。

一个女孩刚探出头，就被子弹当场打死。

母亲跪在地上，抱着女儿的遗体号啕大哭，那哭声穿透了黑夜。

大火烧了几个小时。

教室里横七竖八全是黑色焦炭般的尸体。

一具烧焦的女孩遗体靠在窗台上，手里死死攥着一块撕碎的和服边角，脸烧得扭曲，眼窝空洞。

几十具遗体贴着墙挤在一起，姿势各异，全是大火中痛苦挣扎的痕迹。

除了极个别人侥幸逃脱，教室最终轰然倒塌。

中野良朋站在外面高喊：“请玉碎！

请快点玉碎！”

像是在催促一场祭典。

这不是战争。

这是对自己人的大屠杀。

真正的敌人还没出现，他们就先杀光了自己。

这场人为的自我屠杀持续到了傍晚。

天黑了。

王福队来了。

王福听到枪声、看到火光，以为日军又在屠杀中国百姓。

他带着队伍小心翼翼靠近东板房屯。

几轮试探性鸣枪之后，村内的枪声戛然而止，火势渐熄。

听见枪声的中野良朋，以为被中国大部队包围了。

这个亲手杀光了300多名妇女儿童的男人，反手一刀切开了自己的肚子。

他死在那个他誓死效忠的天皇连正眼都没瞧过一眼的地方。

讽刺的是，几个贪生怕死的日本男人却趁黑溜了。

没人拦他们，也没人朝他们开枪。

逃的是男人，死的是孩子。

王福队没急着进村。

他们趴在村外的高粱地里侦查，确认没有日军集中布防。

天亮之后，王福亲率队伍进了村。

一进村就闻到一股味道——烧焦的肉味和血腥味混在一起，刺鼻得让人作呕。

顺着焦臭的方向找过去，倒塌的砖墙里头横七竖八全是焦炭一样的遗体。

有人跑过来喊：水井那边不对劲。

王福带人跑过去，探头往井里一瞅，井筒里层层叠叠全是女尸。

但井筒深处，隐隐传来了微弱的呻吟声。

还有人活着。

王福队的人赶紧下井，硬是从死人堆里拽上来30多名妇女和幼童。

几个女人被拉上来时已经奄奄一息，浑身哆嗦，一声不吭。

水井里是尸体，教室里是焦炭。

小女孩的手指断在窗台上，母亲抱着中弹的孩子哭得撕心裂肺。

王福队没有报仇。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从井里和废墟中把还活着的人救出来。

三十多个妇女儿童被中国人一一拖出、喂饭、包扎。

一位中国村妇甚至给日本婴儿喂母乳。

在那个刚刚打完仗的年代，这不是“宽容”，这是人性。

更让人动容的是，东板房屯的村民提出：谁愿意收日本女人做妻子、养日本孩子为儿女，可以带回家。

这些幸存者后来就这样留在了中国，活了下来，也融进了这片曾是“敌人”的土地。

“我们连敌人一枪都没挨过，自己人先把我们杀光了。”

这是一位幸存日本妇女事后的话。

她的手臂上至今还有烫伤疤痕，孩子却没活下来。

1945年8月16日，东板房屯的水井里塞满了日本女人的尸体，教室里堆满了烧成焦炭的孩童。

下令屠杀的，是她们的团长。

执行屠杀的，是她们的同胞。

赶来救人的，是她们被教导要“提防”的中国游击队。

这不是战争的余波，也不是敌人的屠杀，而是一场以“忠诚”为名的集体自我毁灭。

日本军国主义最恐怖的地方，不在于它让人对敌人狠，而在于它让人对自己人也不手软。

在那套思想里，人命是可以消耗的，是拿去“表忠”的工具。

开拓团成员原本是被政府以“移民”之名送到东北的农民，不是职业军人。

可到了战败时刻，他们被彻底抛弃，成了孤立无援的弃子。

中野良朋这种人，骨子里信奉的不是保护人民，而是那种扭曲的“忠诚”。

他宁可让妇女儿童自杀，也不允许他们“落入敌手”——哪怕“敌人”根本没打算伤害他们。

他的逻辑不是保命，是保“名”，保的是他对天皇效忠的姿态。

东板房屯的水井，至今还在。

那口井里曾经塞满尸体——母亲抱着孩子，一个叠一个，堆到了井口。

井筒深处曾经传来微弱的呻吟声，那是被自己人推下去、又被中国人拽上来的幸存者。

后来那些幸存者留在了中国，成了中国村妇怀里的婴儿、中国农民家里的妻子。

那口井不说话。

它只装过尸体，也装过呻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