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那些大诗人仕途谁更辉煌？盘点唐代才子官职高低对比，看看到底谁的官做得最大

要是按我们从小的印象，提起唐朝诗人，脑子里蹦出来的几个名字基本都差不多：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一个比一个有名。可要是换个问题——在这些熟得不能再熟的唐代大诗人里，谁当的官最大？李白和杜甫这种“诗仙、诗圣”又是什么级别？很多人其实是说不太清楚的。

说实话，我最早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有点愣。潜意识里总觉得，那些名满天下的大诗人，好像人生就该“诗名压一代，仕途也风光”，起码也得是宰相、节度使层面的吧。但真把史书、碑志、旧文献一条条翻下来，会发现，现实和我们的“想当然”，差得挺远。

我们不妨就从这个落差说起：同样是唐朝顶级诗人，有人做到了一品高官，有人一生反复贬谪，不过三品四品，有的折腾半辈子才混个七品小官，还有的干脆在体制内混不下去，只能靠朋友举荐捞个从六品、从八品的小差事。诗写得好，不代表官就当得大，这在唐朝，是个非常扎眼的事实。

接下来，我按官职的高低，顺着把这些耳熟能详的诗人，拉回到他们真实的仕途轨迹里，看一看：那些我们拿来背诵的诗句背后，其实站着怎样一个“官场人”。

先说清楚一点，这里说的官职，主要还是以他们“实际做到的最高品级”和“当时的实际权力”为主，身后追赠的一品虚衔我会提一下，但不会拿来当成他们人生的真实顶点。另外，具体官名、品级，我对照了《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等记载，尽量做到严谨，不胡编、不拔高。

先从当官做到“天花板”的那位诗人说起。

在唐代诗人里，真正做到实权宰相，又有明确诗作流传，还上了小学语文课本的，其实只有一个人——李绅，也就是那位写出“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人。

很多人对李绅的印象，就停在《悯农》那四句上，再加几个模糊的词：“同情农民”“忧国忧民”之类。但翻回他的履历，你会发现，他不只是有感情的诗人，更是实打实地爬上了权力顶端。

他出身并不算卑微，早年家境还不错，但遭逢战乱，家道中落，这种从“小贵族”跌入普通人的经历，多少影响了他后来的写作和心态。元和元年，也就是公元806年，李绅考中进士，正式进入体制。唐代的进士，尤其是中晚唐之后，基本上是通往上层政治的“唯一高速公路”，能考上，起点就已经超过全国绝大多数人。

他一路做官，从地方到中央，节度使、刺史、御史这些岗位都干过。真正一飞冲天，是在唐武宗会昌年间。他先担任淮南节度使，这是手握重兵、兼管财政的大员，接着被召回长安，拜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说白了，就是标准的宰相班底。

后来他晋升为尚书右仆射、门下侍郎，封赵国公，从二品里的顶尖。唐代职官体系里，中书门下平章事就是宰相，仆射则是尚书省的最高长官之一。李绅在这个层级上坐了四年，握着实权，是真正站在时代风口浪尖的人。

再加上一点：他死后被追赠为太尉，那是三公之一，按品秩算是正一品。虽然这是死后的虚衔，但足以说明，他在当时的政治分量。很多人读过他的诗，却从来没意识到，这个写“粒粒皆辛苦”的人，实际上自己就是位高权重的大员。

白居易的情况，又有点不一样。他的政治高度，比不上李绅，但在诗人群体里，也算爬到了很高的地方。

白居易贞元十九年（803年）进士及第，年轻时文名就很响，却并不顺利。我们熟悉的那段经历——被贬江州司马，就是人生里一个重大转折。他因为敢于讽刺时政，得罪了当权者，被贬到如今江西九江一带做闲官。后来那首《琵琶行》里“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不是空穴来风，那就是他在江州这个“半流放地”写的心情实录。

等风向转了，在唐文宗时期，他的仕途又有所回升。大和九年，也就是公元835年，白居易被任命为太子少傅，职掌东宫，教导太子，这是从二品的荣耀位置。虽然太子少傅本身偏“尊荣而不亲政”，但品秩摆在那儿，已经远超普通官员。他后来被罢免这个职务，晚年更多在洛阳养老、赋诗，做了一个带着政治光环的“退休文人”。死时75岁，以当时寿命水平来看，算高寿。

简单说，李绅是实权宰相，从二品做到极致，还带追赠一品；白居易则是文名盖世、官至从二品太子少傅的人。两个人都比大多数我们熟悉的诗人，在“官场等级”上要高一大截。

要是往下一层看，大约就是“三品天花板”那一批人了。唐朝的体制，下到普通进士，上升能到三品，已经算牛得不得了——比如名震一时的狄仁杰，也不过是三品级别。许多我们张口就能背出诗句的名家，也都停在三品上下，没能迈入二品、大员那一圈。

先说张九龄。那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几乎是思念题材的标配。可写出这句温柔名句的人，政治上却是一位能上能下、颇多争议的现实人物。

张九龄长安二年（702年）进士出身，早年就因文采和政务能力得到赏识。真正走上中心舞台，是唐玄宗开元年间。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他被授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宰相，并兼修国史；次年升为中书令，这是正三品的实权要职；开元二十四年又升任右丞相。

说白了，他是在“开元盛世”的中期，站在朝堂正中央的人物，直接参与决定国家重大政策。但张九龄性格刚直，敢于直谏，后来因为在一些问题上和玄宗、权臣意见不合，被逐渐排挤，最终离开相位。死后被追赠为司徒（正一品），名义上地位又被拔高了一层。

元稹则是一个有点“戏剧性”的人物。我们提他，多半是因为“元白”并称——他和白居易的友情，以及他那首《行宫》：“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诗写得好，人也确实聪明。贞元九年（793年）他以明经及第，好不容易打开仕途大门。

唐穆宗即位以后，宰相段文昌扶持他上位，元稹仕途一度快得有点“坐火箭”，公元822年，他在穆宗支持下坐上宰相位置。没多久，觊觎相位的李逢吉勾结宦官，编造元稹谋刺名相裴度的罪名，案子闹得很大。后来虽然查明是诬告，但元稹和裴度双双被罢相。李逢吉如愿接班，元稹被贬往武昌。死后，追赠尚书右仆射（从二品），算是给了个排场。

高适就更有故事感。他是典型的边塞诗人，诗里全是“燕歌行”“蓟门行”之类的铁马秋风。天宝八年（749年）进士及第，早年在哥舒翰幕府任职，后来又当过淮南节度使。至德三年（758年），因为敢言，被贬为太子詹事（正三品）；广德二年（764年）又任刑部侍郎，后来转散骑常侍（从三品），进封渤海县侯。你看，他既有军职经历，也有朝中清望，属于那种“文武兼备”的官员。不过，即便如此，他也就停在了三品上下。

刘禹锡，很多人记住他，是因为那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句诗常被拿来形容新旧交替、时代变迁。现实中，他的人生就被这一轮轮政治风浪来回冲刷。

他贞元九年（793年）进士及第，后来在节度使杜佑幕下任职。杜佑入朝为相，刘禹锡也被带着一起升迁，做到监察御史。后来卷入“永贞革新”，被贬朗州，又屡贬屡迁，在偏远地方过了很多年。直到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年），他才升任太子宾客（正三品），也就是已经老了，才重新站在一个体面的位置上。不久病逝，终年71岁。

贺知章的官职，其实不算极高，但算是“荣誉感很强”的那种。他少年成名，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年）中状元，进士里最拔尖的那一位。以后历任多职，到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时任太子宾客（正三品）、银青光禄大夫（从三品文散官），兼秘书监（从三品）。这是典型的“德高望重老文人配置”：品级不算低，工作压力也不算大。天宝三年（744年）他以86岁高龄寿终，是唐代诗人里少见的高寿者。那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其实也是暮年对一生的回望。

韩愈则完全是另一个类型。他是“古文运动”的领袖，文坛旗帜，但在官场上起起落落，多次贬谪，终于也只是摸到三品边缘。

他贞元八年（792年）进士，后来因为直言敢谏，常惹祸上身。元和十二年（817年），参与平定淮西之乱有功，升任刑部侍郎。长庆二年（822年）转吏部侍郎，次年兼任京兆尹、御史大夫，这两个职务都是从三品实权官。长庆四年（824年）去世，追赠礼部尚书，算是对他文名和政绩的肯定。

韦应物就更偏“地方贤官”了。他不是靠科举，是以门荫入仕，起家为右千牛备身，后来转到地方历任刺史。贞元四年（788年），他官至苏州刺史。苏州在唐朝属于“上州”，上州刺史就是三品官，所以他也算迈入了那个等级。那句“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多多少少，也能听出一点身在地方的悠然与无奈。

说完这些三品的，再往下看，就是那些四品官的诗人。他们也有名，有些甚至比前面那批在文学史上的位置更高，但在“官场等级”上，明显要矮了一截。

比如王维。很多人对他的印象，是“诗佛”“半官半隐”，山水田园画面感极强。“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张口就来。

王维开元十九年（731年）状元及第，起点极高。但他的性格本身就有点“出世”和“入世”之间摇摆，一生几乎都处于“在朝为官，却又时时想归隐”的状态。他先后担任过右拾遗、监察御史、河西节度使判官等职，直接也好、幕府也罢，始终没有真正进入权力核心。

到了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他升任尚书右丞（正四品下），这是他一生最高的行政官阶。这个位置，在整个朝廷结构里不算极顶层，但也绝对不低，属于中上层官僚。对比他的文学成就，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有点“配不上”，但放在现实里，这个级别已经远超普通士人了。

岑参的路数和高适类似，也是边塞诗代表人物。天宝三年（744年）进士及第，曾经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掌书记，又在封常清幕府做判官。唐代宗时期，他曾出任嘉州刺史。嘉州当时属于“中州”，中州刺史是四品官，所以他的官职也就稳定在这个档次上。对一位经常往来边塞的人来说，能做到节度使幕僚和中州刺史，其实算是很不错的出路。

柳宗元就比较让人唏嘘了。我们背他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很多人以为那是“隐者风雅”，其实背后有很重的政治挫折感。他贞元九年（793年）进士，是王叔文改革集团的骨干人物之一。唐顺宗上台，启用王叔文，柳宗元随之被提拔为礼部员外郎。这本可以是他政治理想起飞的起点，却因为顺宗在位只有半年，旋即被迫禅位给儿子唐宪宗，改革半途而废。

宪宗即位后，马上对王叔文集团大开杀戒。柳宗元先被贬为邵州刺史，在赴任途中又降为永州司马。在永州十年，他写下了大量山水小品和寓言，名声反而因此大噪。元和十年（815年），他被改贬为柳州刺史，算是“贬中之升”，但也依然是远离权力中心。最终他死在柳州，终年47岁，一生的实际官阶，最多就是个边远地方的刺史，四品左右。

杜牧，看起来光鲜：写《阿房宫赋》，作“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文名极大。但官职其实不高。他大和二年（828年）进士，曾在长安、洛阳任职，看似前途无量。会昌二年（842年），他被外放做地方官，先后任黄州、池州、睦州、湖州等州刺史。这几个地方，大致都属于中州，最高也就是中州刺史这个四品位置。对一位才华如此耀眼的人来说，四品就是他一生仕途的封顶了。

再往下，就到了很多人意想不到的层级——六品、七品、八品。这一档的诗人中，不乏那种“名气大到全中国小学生都在背”的人物，但真正放在官场等级里，基本就是“中基层干部”，有的甚至都称不上“干部”。

先说一个比较早的人：骆宾王。他是“初唐四杰”之外，又一位重要诗人，现在的小学语文课本里还保留着他的《咏鹅》：“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很多人以为这只是个“儿童诗人”，其实不然。

他在唐高宗永徽年间为道王李元庆府属官，后来出任奉礼郎，再被贬到边疆。仪凤三年（678年）调回长安，任侍御史（从六品下），这在御史台里算个“体验型岗位”，有监察权，但级别不算高。真正让他载入史册的，是那篇《为徐敬业讨武曌檄》——徐敬业起兵反对武则天，他提笔写下檄文，对武则天进行极为犀利的抨击。这篇文章被后世视为“千古檄文之祖”。起兵失败后，徐敬业被杀，骆宾王生死下落不明，史书说“莫知所终”，一个文采绝伦的人，就这样消失在历史暗处。

王勃则是“初唐四杰”里的领军人物。他从小就被当成“神童”，连当时的高级官员刘祥道都亲自上书向朝廷推荐。王勃年纪轻轻就参加制举，对策高第，被授朝散郎（从七品上）。听上去好像挺光鲜，其实七品在整个官阶体系里，真不算高。上元二年（675年），他随父南下交趾（今越南北部），次年返程时横渡南海，一次意外落水，受惊之后病逝，年仅二十多岁。留名千古的《滕王阁序》，却是在他生命中最困顿、最尴尬的那段时期写成。

杨炯，同样是“初唐四杰”之一。显庆四年（659年）进士出身，曾任校书郎、太子詹事司直、梓州司法参军等职。到武则天如意元年（692年），升为盈川县令（正七品上），这是个“县级领导”，但在整个帝国体系里仍是下层官员。次年病逝于任上。那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多少能看出他想以功业建身，却被现实局限的那股不甘。

杜甫的情况，可以说是强烈颠覆很多人的想象。他被后世称为“诗圣”，《春望》《三吏三别》家喻户晓：“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很多人自然会以为，这样的千古巨擘，仕途应该也不弱。实际情况却是：他年轻时多次到洛阳、长安应试，都没能考中。十年间他在长安奔走献赋，求仕不得，生活拮据到需要朋友接济。

直到他辗转到成都，结识当时的西川节度使严武。靠严武举荐，他被任命为检校工部员外郎（从六品上）。别看“工部”“员外郎”四个字挺体面，前面加了一个“检校”，其实是虚衔性质，更多是表示一种编制外的挂职。这就是杜甫一生最高的官职了。一个从来没真正掌握过实权、在朝堂上没有什么发言权的人，却用诗句为当时的战乱、饥馑、流民，留下了最有分量的记录。

李白就更极端。唐代最有名的大诗人，没有之一，每年被引用无数次：“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从幼儿园到中学，谁没背过？但他一生最接近“权力中心”的时候，只是短暂进入翰林，做了一个“供皇帝娱乐、陪侍左右”的文学侍从。

玄宗天宝年间，他被召入长安，授翰林供奉，相当于今天的“御用文案”，负责写诗作文，为皇帝粉饰太平。但这个职务严格讲不算定品的官阶，更像是一个特殊编制。后来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他在战乱中投奔凤翔的肃宗，被授左拾遗（从八品上）。这个级别放在整个官场里，就是最基层的朝官，相当于“科员带点言论监督性质”。不久又因卷入永王李璘叛乱案，被流放夜郎，中途遇赦，颠沛流离终老。他的诗名，远远超过他的权位。

王昌龄，也是如此。他是公认的“七绝圣手”，尤其擅长边塞诗。“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很多人从小学就能背。开元十五年（727年）他考中进士，最初任秘书省校书郎，属于典籍校勘类的小官。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因事被贬岭南，次年又调回长安，冬天被任命为江宁县丞（从八品下）。在江宁几年，又因受人诽谤被贬为龙标县尉。安史之乱爆发后，他从贬所赴江宁，途中为濠州刺史闾丘晓所杀。一生最高官阶，也不过从八品，偏居下层，还死于乱世之手。

说到这里，基本把我们熟悉的那一批唐代大诗人，大致按照官职高度走了一遍。有一品追赠的李绅、二品太子少傅白居易；有三品宰相张九龄、短命宰相元稹，和高适、刘禹锡、贺知章、韩愈、韦应物这些“文武兼备的中枢或地方重臣”；也有四品的王维、岑参、柳宗元、杜牧，他们在文学史上的位置非常高，但在权力结构里只能算中层；再往下，还有靠才华吃饭、在官场并不成功的骆宾王、王勃、杨炯、杜甫、李白、王昌龄。

如果把这些人的名字和他们的著名诗句放在一起，再对照他们在朝堂上的位置，很难不产生一种微妙的感受：我们从小背的那些诗句，很多是出自于“权力边缘人”之手。

李绅写“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时候，还只是一个对底层有切身感受的士人，后来官至宰相，未必还能保持当初那种敏锐；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才写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等回到朝廷，诗风也不一样了。

反过来看，李白、杜甫这样的巨匠，一位只是八品小官，另一位做到从六品员外郎就封顶。他们的创作高度，与他们的行政品级几乎没有任何正相关。甚至恰恰相反：越是仕途坎坷、身处边缘，越能写出穿透时代的作品。

这些故事摆在一起，至少能让人得出几层颇有意思的结论。

第一，唐朝虽然尊重文才，但“会写诗”从来不是升官的决定性因素。科举看文章，但文章只是敲门砖，进门以后，决定你能走多远的，依旧是政治站队、家世背景、性格行事。不少诗人，像高适、张九龄那样既有政务能力又会写诗，才有机会爬到三品甚至宰相。更多人则停在某个中下层位置，很难再上去。

第二，文学成就和官场高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评价系统。杜甫“诗史”之名，是后来几百年读书人给的，当时的皇帝、宰相不一定会觉得他有多重要。李白哪怕被称为“谪仙”，但在玄宗眼里，可能只是一个有趣、有才的“文艺从业者”，并非决策圈中人。这一点在他们的官职变化上体现得很清楚。

第三，很多能打动我们的诗句，恰恰出自人生困境之中，而不是权势巅峰时期。张九龄做宰相时写的奏章，可能曾经影响过一段时间的政策，但今天我们记住的，是那句“海上生明月”。王维在四品右丞任上，也许参与过不少公文批转，可他真正让现代人心软的，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李绅在宰相任上做出的政治抉择如何，很多人已经不熟悉了，却都背过他的《悯农》。

第四，也是比较现实的一点：在传统社会，哪怕你才华横溢，能写流传千古的诗，想进体制、爬官阶，照样要面对一个残酷事实——个人才情，在庞大的政治机器面前，非常有限。李白、杜甫、王昌龄的传奇之处，恰恰在于：他们没有靠权位留下名字，而是用诗，把自己刻进了时间。

回过头看开头那个问题：唐朝这些著名诗人中，官做得最大的，是宰相李绅。如果连死后的追赠也算上，他是太尉，正一品。白居易做到太子少傅，从二品；张九龄、高适、刘禹锡、韩愈等，多停在三品附近；王维、岑参、柳宗元、杜牧是四品；杜甫、李白、王昌龄、骆宾王、王勃、杨炯这些耳熟能详的人，官阶其实都不算高，有的甚至只是基层“科员级”。

很多人可能会有点意外：原来我们背了一辈子的那些名句，大多不是权势中枢的人写的，而是那些在官场上屡屡受挫、甚至半生漂泊的人写下的感叹。这大概也是中国文化里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一个王朝的法律、制度、文书，大多数会被时间慢慢抹平，真正让后代记住这段历史气息的，是诗人的那几行字。

最后，不妨再借这些诗人的名句，按他们大致的仕途轨迹再走一遍：

写“锄禾日当午”的李绅，后来坐上了宰相高位；写“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白居易，曾经被贬江州，最终以二品高官善终；写“海上生明月”的张九龄，站在开元朝局中央，又被排挤出局；写“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高适，自己也在宦海浮沉里尝遍滋味；写“沉舟侧畔千帆过”的刘禹锡，在流放中看惯兴衰更替；写“少小离家老大回”的贺知章，真的活成了一个高寿老归客；写“天街小雨润如酥”的韩愈，在仕途上的跌宕起伏远比这句诗要陡厉得多；写“春潮带雨晚来急”的韦应物，在苏州这样的繁华之地当地方长官，也曾在风雨里思量前程；写“大漠孤烟直”的王维，其实从未真正掌权，却一生在“仕与隐”的缝隙中徘徊；写“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岑参，其实是一个被反复派到边塞、又被调任地方的中层官员；写“独钓寒江雪”的柳宗元，是多次被贬的“政治失败者”；写“商女不知亡国恨”的杜牧，最终只是四品刺史；写“鹅鹅鹅”的骆宾王，最后生死成谜；写“滕王高阁临江渚”的王勃，只不过做过从七品的朝散郎；写“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杨炯，终身不过一县之令；写“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杜甫，一生最高不过从六品员外郎；写“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李白，只是个短暂入翰林、后来做过从八品左拾遗的人；写“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王昌龄，却被贬来贬去，最后死在乱军之手。

把这些人放在一起，你大概就不会再简单用“诗仙”“诗圣”“大官”之类的标签看他们，而会看到一个又一个实打实的古代中国人：他们同样要考试、要找工作、要面对升降去留，权力斗争、政治风向，每一次变化都能改变他们的生活；而在那样的压力、困顿、荣辱之间，他们有时抬头看天，有时低头看地，有时借酒浇愁，有时写下一句后来几百年都会被孩子们朗读的诗。

那句“你背过他们的诗，却未必了解他们的人生”，用在这些唐代诗人身上，再合适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