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张国焘想回国，向中央请求给予补助，毛主席：做到这点可考虑

1958年10月，北京中南海，一份反映张国焘近况的材料摆在了毛泽东案头。材料提到，张国焘希望同新中国取得联系，表示愿意为国家做些事情，同时请求给予生活补助。毛泽东在材料上作出批示，大意是：如果张国焘能够同美国方面断绝关系，政府可以考虑给他一定生活补助。

这句话看似简单，背后却牵扯着一段复杂的历史。张国焘并不是普通的离队人员，他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也曾掌握红四方面军这支劲旅。后来，他从党内分歧走向另立中央，又从出走走到投敌，最终在异国靠救济金度日。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两支部队会合后，下一步往哪里走，成为摆在中央面前的关键问题。毛泽东主张北上，向陕北发展；张国焘则坚持南下，认为川康一带更有回旋余地。

分歧很快超出了军事路线本身。张国焘依仗红四方面军兵力较强，要求中央重新讨论领导权问题。1935年9月，他另立“中央”，使党内统一受到严重破坏。中央红军继续北上后，张国焘的主张逐渐失去支持。1936年6月，所谓“第二中央”被取消，红军重新实现会合。

真正击穿张国焘政治声望的，是西路军的失败。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一部渡过黄河，随后组成西路军西进。由于战略环境变化、兵力悬殊和补给困难，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遭到重大损失。李先念等少数人员辗转抵达新疆，大批将士牺牲或失散。

这场失败给红军造成了沉重损失，也使张国焘承受巨大压力。但需要说明的是，西路军的形成与作战，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当时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一个人的个人决定。历史责任应当放在具体决策、战场环境和敌我力量中分析。

1938年4月，张国焘借祭扫黄帝陵的机会离开陕甘宁边区，随后前往武汉、重庆，公开投向国民党。蒋介石一度把他视为了解共产党内部情况的重要人物，曾安排他参与特务和反共事务。

有意思的是，投敌并没有给张国焘带来长久的信任。戴笠曾让他设法影响八路军一二九师，张国焘自称“那是我的队伍”。可事实证明，昔日部属并未因他的身份而听从安排，所谓策反没有结果。一次宴谈中，有人问：“你还能调动那些老部下吗？”张国焘只能含糊应对。

此后，他在国民党系统内辗转任职。1946年，张国焘出任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却因与江西省政府方面关系紧张，不久辞职。上海解放前夕，他停办刊物，先到台湾，后于1949年前往香港。曾经的政治地位，已经很难转化为稳定的生活保障。

到了香港，张国焘的日子并不宽裕。五十年代初，他投资黄金失利，妻子又因车祸致残，家庭负担陡增。此时，美国情报人员开始接触他。根据后来披露的材料，自1953年起，双方多次会面，美方以了解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政治情况为目的，向张国焘索取资料。

张国焘也从这些接触中得到报酬。对美国而言，他是曾经的中共高级干部；对张国焘而言，这些钱则成了维持家庭生活的重要来源。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1958年的批示中，才把“同美国人断绝关系”列为提供补助的前提。这不是一句泛泛的劝告，而是针对张国焘现实处境作出的明确条件。

张国焘没有接受这一条件。1972年中美关系开始改善后，他担心身份和往事引发新的麻烦，携妻迁往加拿大多伦多，与子女相近居住。夫妻二人后来主要依靠加拿大政府的老人救济金生活，年老后又住进养老机构。

1977年，张国焘中风，生活几乎不能自理。妻子本身行动不便，只能向蒋经国求助。由于早年张国焘曾与蒋经国有过交往，蒋经国寄去一万美元支票，暂时缓解了他们的困境。

1979年12月，张国焘在加拿大病逝，终年八十二岁。身后事仍需家属向蒋经国方面求助处理。那份留在1958年的批示，最终没有等来张国焘的回应；而他从党内分歧走向政治背叛，再从投敌者走到异国养老院，也成为中国革命早期政治人物中极为特殊的一段人生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