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45年秋，河北蓟县清东陵，王绍义带着几名同乡，白天在陵区附近凿石放炮，表面上像是在干活，暗地里却盯着地下的皇陵。日本投降后，陵区原有的守卫力量出现空缺，这个细节给了盗墓者可乘之机，也让一场持续数年的追捕由此开始。
王绍义并不是普通农民。他早年混迹乡里，做过土匪，熟悉山路，也懂得怎样召集人手、分配利益。抗战结束后，他与几个石匠、当地闲散人员勾连起来，其中还有曾参与孙殿英盗陵者的后人。有人熟悉陵寝结构，有人懂得爆破，几个人凑在一起，便形成了一个危险的盗墓团伙。
清东陵位于河北遵化，始建于顺治十八年，也就是1661年。陵区埋葬着顺治、康熙、乾隆等清代皇帝，以及孝庄文皇后、慈禧太后等重要人物。1928年，孙殿英部曾盗掘东陵，乾隆裕陵和慈禧定东陵遭到严重破坏。那次事件留下的传闻，又被王绍义等人当成了发财指南。
有意思的是，他们并没有把盗墓当成一场需要精密筹划的行动，反倒带着浓厚的侥幸心理。1945年9月，他们先从咸丰帝定陵入手，用爆破方式打开墓道。陵墓被打开后，金银器、玉器、珠宝和服饰散落一地，团伙成员很快失去控制，谁拿到什么，便想办法藏到自己手里。
“东西这么多，够咱们吃几辈子了。”
这类话，后来在审讯材料中多次出现。可他们没有稳定的销赃渠道，也缺乏辨识文物的能力，一些珍贵器物被当作普通金属和饰品处理。民间流传的“翡翠扳指换一袋玉米面”，细节未必能够完全核实，但盗墓者低价变卖文物，却并非没有依据。对他们而言，器物不是历史遗存，只是急于换钱的赃物。
从1945年秋到年底，多个陵寝遭到破坏。盗墓者不仅取走随葬品，还撬棺、毁坏遗体，甚至按照传闻寻找所谓的“口含黄金”。这种行为已经超出盗窃范围，带有明显的毁墓和侮辱遗骸性质。更麻烦的是，王绍义为了混淆视线，竟向附近村民散布消息，诱使更多人进入陵区取物。
消息一旦传开，局面迅速恶化。有人拿走首饰，有人搬走器物，也有人只是听说有财宝，便跟着进陵碰运气。清东陵原本就因战乱缺乏有效管理，这次盗掘又裹挟了不少村民，文物损失因此进一步扩大。公安机关接到线索后，开始在蓟县一带调查，并逐步锁定王绍义团伙。
值得一提的是，国民党方面也曾关注东陵文物。戴笠早在1928年孙殿英盗陵时，就通过追查和索取获得过相关珍宝。1945年底，国民党特务人员到东陵查看情况，重点并不是建立文物保护制度，而是寻找可以攫取的财物。两方面力量交错，使东陵遭受的破坏更加复杂。
1946年初，蓟县公安机关抓捕了王绍义的几名同伙，收缴到黄金、戒指、点翠头饰、鼻烟壶、翡翠、玛瑙、玉石和珍珠等物品。具体数量在不同材料中说法不一，但可以确认的是，追回的文物装了不少，仍有大量物品流散民间，去向难以查明。
当时，王绍义已经逃走。被捕的主要案犯经过审理后，被判处死刑，并于1946年2月1日在清东陵附近执行。将执行地点选在陵区，既有案件警示意味，也与当时根据地对破坏古迹、盗窃文物行为的严厉态度有关。
王绍义一躲就是五年。逃亡期间，他带走的部分文物不断被变卖，能够留下的，多半是难以处理或不便携带的器物。公安机关长期追查，却始终没有找到他的准确藏身处。转机出现在1951年3月，一名女子穿戴的衣物和饰品引起了办案人员注意。顺着这条线索，公安人员查到天津附近山区，最终将潜逃多年的王绍义抓获。
审讯中，王绍义承认自己参与盗掘，并交代了分赃和变卖经过。关于“九龙玉杯”等器物，民间传说很多，部分说法带有传奇色彩，不能全部当作确证。不过，案件造成大量清代陵寝文物损毁和流失，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1951年3月21日，王绍义被执行枪决。有关周恩来批示枪决的说法，流传甚广，标题也由此而来；但具体批示文件、审批环节以及案件材料，仍应以档案和正式司法记录为准，不能把民间叙述中的夸张数字和传闻细节全部坐实。
清东陵盗案之后，文物保护逐步被纳入制度建设。1952年，清东陵设立文物保管机构，陵区管理开始走向正规。至于那些曾被盗出、又重新追回的器物，能够保存至今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更多文物在混乱中被拆散、熔毁或流失海外，连名称和形制都没有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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