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岁大妈人老心不老，丈夫长期外出务工，过年回家抓住现行

过年

村里人都说，五十岁的春梅姐是朵开不败的花。丈夫在外打工二十年，她在家里把日子过得像模像样。直到那年腊月二十八，本该在工地过年的丈夫突然回家，撞见了她藏在东屋里的秘密。一把扫帚，两记耳光，三声哭喊，惊动了半个村子。可谁也没想到，最后跪在地上的，竟然是那个理直气壮的男人。

腊月二十八，天还没亮透，春梅就醒了。

北风刮了一宿，窗棂上糊的塑料布呼嗒呼嗒响，像有人在外头拿巴掌一下下拍。春梅掀开被子角，冷气嗖地钻进被窝，激得她一哆嗦。被窝另一头空着，被角压得严严实实，还是她昨天后晌叠好的模样。她伸手摸了摸，冰凉的。

多少年了，都这样。

春梅摸黑套上棉袄棉裤，裤腰有点紧，她吸了口气才扣上。这几年腰身是发了些，村里人都说这是福气，可只有她自己知道，夜里翻个身，肉都跟着颤。五十岁的人了，岁月不饶人，可春梅偏不认。她每天早上起来都对着镜子梳头，把那些白的都藏在黑发底下，用街上买的两块钱一小盒的桂花油抹得服服帖帖。脸要用温水多洗两遍，再擦上大闺女送的面霜。大闺女在县城超市上班，说这霜能去皱，春梅用了半年，觉得眼角的纹路确实浅了些。邻居王婶看见了，总说：“春梅姐，你咋就越活越年轻了？”春梅就笑，露出来几颗白牙，那都是后镶的烤瓷的。

院子里鸡叫了。春梅推开堂屋门，天是那种铅灰色的，压得很低，风里带着碎雪粒子，打在脸上生疼。她拢了拢头发，去西墙角鸡窝里摸鸡蛋。鸡是正经土鸡，蛋壳上还带着温热的鸡屎，春梅在裤腿上蹭了蹭，放进搪瓷盆里。五个蛋，比往常多一个。春梅心里动了一下，回头往东屋看了一眼。东屋的门关着，没有动静。

快八点的时候，春梅正在灶上熬粥。老式柴火灶，玉米面糊糊在铁锅里咕嘟咕嘟冒泡，锅沿上贴着几个死面饼子。听见大门响的时候，她正用铁勺搅锅，头也没回地喊了一句：“谁啊？”

没人应。脚步声停在了院子里。

春梅的勺子在锅里停了停，才慢慢回过头去。院门开着，一个男人站在院子当中，手里提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子，肩膀上落了一层薄薄的雪。他穿着一件灰色的旧棉袄，领子竖着，遮住了半张脸，可春梅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

是建国。

他回来了。

春梅的手一松，铁勺掉进锅里，溅起的粥点子烫在手背上，她竟然没觉得疼。

建国站在院子里，也看着她。两口子隔着半个院子对望，谁都没先开口。风从大门口灌进来，把地上的碎雪吹得打旋儿。最后还是建国动了，他弯下腰把蛇皮袋子放在地上，拍了拍手，朝她走过来。

“回来了。”他说。声音有点哑，像生了锈的门轴。

春梅没动，只是看着他。他的脸比过年时视频里看着还黑，还瘦，颧骨突出来，眼窝陷下去，才五十出头的人，看起来像六十多了。棉袄袖子上磨得发亮，领子那儿还有道口子，露出发黄的棉花。

“嗯。”春梅应了一声。她没问他怎么突然回来了，也没问他咋不提前打个电话。她只是转过身，重新拿起锅里的铁勺，慢慢地搅着粥。锅底下火苗舔着锅底，映得她脸红扑扑的。

“洗脸水烧好了，在炉子上。”她说。

建国在堂屋脸盆架前洗了把脸，用那条春梅的旧毛巾擦干。他站在堂屋中间，打量着这个家。家里比他走的时候干净多了，地上是青砖，扫得能照出人影，墙是新刷的白灰，贴着几张年画。条几上摆着个玻璃花瓶，里面插着几枝塑料梅花，红艳艳的。窗台上还多了两盆花，他叫不上名儿，叶子肥厚，绿油油的。

他有点不认识这个家了。

去年过年他在工地上没回来，再往前一年，他回来待了五天，天天走亲戚喝酒，家里什么样，他也没仔细看过。这二十年，他就像个过客，每年回来那么几天，有时候一年都回不来一趟。家里的事，全都撂给了春梅一个人。

春梅端着粥进来的时候，建国正站在东屋门口，手搭在门把上。春梅的脚步顿了一下，粥碗在手里紧了紧。

“那屋……你住东屋？”她问。

建国的身子僵了僵，慢慢松开手，转过身来。“我看看屋里潮不潮。”

“潮啥，天天通风。”春梅把粥碗放在桌上，语气平常，“吃饭吧。”

两人坐下来喝粥。玉米面糊糊，死面饼子，就着一碟子腌萝卜丝。建国吃得很慢，饼子掰成小块泡在粥里，用筷子搅着。春梅看着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二十年的夫妻，到头来，坐在一张桌上，竟然找不到一句可说的话。

“工地上……提前放了？”春梅终于开口。

“嗯。”建国点点头，“今年活儿少，老板说早点放，过了十五再上。”

“能待到十五？”

“初八就得走。”建国喝了口粥，“有个新工地，在省城，要人要得急。”

春梅“哦”了一声，没再说话。初八，还有十天。她心里算了算，今天是腊月二十八，明天腊月二十九，后天就是三十。能过个年。

吃完饭，建国要去村里转转，说看看老人。春梅收拾碗筷，说：“你去吧，中午回来吃饭不？”

“看情况吧。”

建国走了。春梅一个人在厨房洗碗，洗着洗着，手突然停下来。她侧耳听了听，院子里静静的，只有风的声音。她放下碗，走到堂屋门口，朝东屋看了一眼。

东屋的门，还是关着的。

东屋是家里最安静的一间屋子。门窗都关得严严实实，窗帘拉着，不透一点光。春梅每天都要进去一次，每次进去，都要在门口站一会儿才适应里面的黑暗。

屋子里有股特殊的气味，是艾草混合着一点点霉味，还有别的什么。春梅说不清，但她已经习惯了。屋角放着一张老式的木床，床上躺着一个人。

是个男人。

他比春梅小两岁，是村西头老周家的二小子，叫周军。半年前出了车祸，从摩托车上飞出去，撞在一棵杨树上，命保住了，人瘫了，腰以下没了知觉。他爹妈早就没了，媳妇跟人跑了，留下个上初中的闺女。周军从医院回来那天，是春梅去接的。那时候他还不能说话，只会用眼睛看着她，眼泪顺着太阳穴流进耳朵里。

春梅跟谁也没商量，就把周军接回了自己家的东屋。她跟闺女说，这是她娘家远房表弟，家里遭了难，先借住一阵子。闺女信了。村里人也信了。春梅每天给他擦身、翻身、端屎端尿，有时候还要给他念报纸，怕他一个人闷得慌。周军能说话了之后，第一句话说的是：“姐，你走吧，别管我了。”

春梅说：“你还管我叫姐，我哪能不管你。”

周军就哭。一个瘫了的大男人，哭起来像头受伤的野兽，声音闷在胸腔里，震得屋顶的灰都往下掉。

春梅不知道自己对周军是什么感情。可怜？肯定有。心疼？也有。可还有什么？她说不清。她只知道，自己每天到东屋去看看他，跟他说几句话，心里就踏实。好像这间黑屋子里，有她在这个村子里唯一的念想。

她没想过建国会突然回来。她本来想好了，等开春了，周军身体好些了，能坐轮椅了，再慢慢跟建国说。她不怕建国生气，大不了离婚。反正这二十年，她跟守活寡也没什么区别。可她怕建国蛮横，怕他叫周军滚出去。周军现在这个样子，出了这间屋子，就是个死。

那天中午，建国没回来吃饭。春梅等了一会儿，就把饭菜热了热，端去东屋喂周军。周军今天精神还行，能靠起来坐一会儿。春梅一勺一勺喂他，他吃得很慢，嚼了又嚼才咽下去。春梅看着他，突然想，要是现在躺在床上的是建国，她会不会也这么伺候他？

她不知道。大概也会吧。毕竟是自己男人，跟了他二十多年，给他生了一儿一女，伺候公婆到老。可伺候归伺候，心里舒不舒服，是另外一回事了。

周军忽然开口：“春梅姐，我听见……你男人回来了。”

春梅的手一抖，勺子里的粥差点洒了。她抬起眼睛看周军，周军的脸上有一种说不清的神情，有害怕，有不安，还有一点点解脱。

“嗯。”春梅说，“回来了。”

“那我……”周军的声音低下去，“我是不是该走了？”

“走哪儿去？外头下着雪，你走出去能活过今晚不？”春梅把最后一勺粥喂进他嘴里，拿手巾给他擦擦嘴，“你别管，有我呢。”

周军抓住她的手。他的手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可劲很大，攥得她手指生疼。

“春梅姐，我怕。”他说。

春梅没说话。她反手握住周军的手，用力握了握。她也怕。

下午，春梅把周军安顿好，给他翻了身，擦了背，又换了床单。做完这些，她锁好东屋的门，把钥匙揣进棉袄内兜里。这钥匙她从不离身，连闺女都没给过。

建国晚饭前才回来，身上带着一股子酒气。春梅皱了皱眉，没说什么。他去二叔家喝酒了，二叔家在村南头，隔着半条街。回来的时候，二婶还让捎话，说让春梅有空过去坐坐。

建国往堂屋里一坐，脸膛红扑扑的，眼睛却亮得吓人。他看着春梅在厨房和堂屋之间来回忙，终于开了口：“春梅，坐下，我跟你说个事儿。”

春梅放下手里的活计，在他对面坐下。炉子上的水壶呼呼地响，热气从壶嘴里喷出来，在两人之间隔了一层雾。

“我打算，明年不出去了。”建国说。

春梅愣住了。

“在镇上盘个店，卖农机配件。”建国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那手粗得吓人，指节肿大，掌心都是老茧，“问过了，镇东头有家店要转，七八万块钱。加上家里攒的那些，够了。”

春梅半天没说话。家里攒的那些钱，是她这些年一分一分抠出来的。儿子上学、闺女嫁妆、公婆的棺材本，她都一点点攒着。建国从来不管这些，他打工挣的钱，每年能寄回来多少？春梅从来没细算过，也不指望。

“咋突然想回来了？”春梅问。

建国抬起头，看了她一眼。那一眼里有疲惫，有愧疚，还有一点点说不清楚的东西。他说：“干了二十年，干不动了。这些年……苦了你了。”

春梅鼻子一酸。她别过脸去，假装看炉子上的水壶。水开了，她起身去提，手被壶柄烫了一下，她“嘶”了一声，建国立刻站起来，扯过她的手看。

“烫着没？”

“没事。”春梅缩回手，手背上已经红了一片。

建国不由分说，拉着她去水缸边，舀了瓢凉水，把她的手按进去。冰凉的水浸过烫伤处，疼得更厉害了，可春梅没出声。她低着头，看见建国蹲在她面前，用另一只手一点点往上撩水。他头顶的头发已经白了一大半，她以前都没注意到。

建国抬头看她，眼睛里竟然也亮晶晶的，分不清是酒意还是别的。他说：“春梅，以后，我哪儿也不去了。就在家，陪着你。”

春梅忽然觉得胸口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她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她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该做什么。她只是突然很害怕。怕什么？她也说不清。

那天夜里，建国去东屋门前转了一圈。春梅在卧室听见他的脚步声在院子里徘徊，然后停在东屋门口。她的心提了起来。

过了好半天，脚步声又响起来，朝卧室来了。

建国推门进来，站在床边，看着已经躺在被窝里的春梅。春梅闭着眼睛，假装睡着了。她能感觉到建国在床边站了很久，然后听见他轻轻叹了口气，脱了衣服，掀开被子躺了下来。

两个人在黑暗里并排躺着，中间隔着一道看不见的缝。

“春梅。”建国轻轻叫了一声。

春梅没应。

“我今儿下午去二叔家，二婶说，你常往村西头跑，去老周家。”建国顿了顿，“老周家那小子，是不是在咱家？”

春梅的呼吸停住了。她慢慢睁开眼睛，盯着头顶的房梁。房梁上挂着个篮子，篮子里不知道放的什么，黑乎乎的看不清楚。

“我下午回来的时候，看见东屋的窗帘拉着。”建国继续说，声音很平，很慢，像在说一件不相干的事，“家里有没有外人，我当家的能不知道？我就是想听你亲口跟我说。”

春梅还是没说话。可她的眼泪已经下来了，顺着太阳穴流进头发里，凉凉的。

“春梅，”建国翻了个身，面朝着她，“我是你男人。有啥事，你该跟我说。”

春梅终于开口，声音哑得厉害：“我怕你。”

屋里静得吓人。窗外的风又刮起来了，呼号着，像要把整个村子掀翻。

“你怕我干啥？”建国的声音还是那么平静，“我又不会打你。”

“我怕你容不下他。”春梅说。

建国沉默了好一会儿，说：“容不容得下，你说了不算。但你瞒着我，这不对。”

春梅没再说话。她知道建国说得对。可她就是不敢说。二十年了，她什么都一个人扛，扛惯了。突然有个人要跟她一起扛，她反而不知道怎么做了。

“睡吧。”建国说，“明早再说。”

可这个夜里，谁都没有睡踏实。春梅能感觉到建国躺在旁边，呼吸一直很轻，很浅。她知道他也没睡着。

第二天早上，春梅起来的时候，建国已经不在了。东屋的门开着，她心里一紧，光着脚就往东屋跑。跑到门口，她站住了。

建国站在东屋的床前，背对着她。周军躺在床上，睁着眼睛，脸色惨白。两人一个站着，一个躺着，像两个对弈的人，谁也不先动。

春梅靠在门框上，腿软得站不住。

建国听见动静，回过头看了她一眼。他的脸上看不出喜怒，只是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害怕。他朝她走过来，说：“鞋穿上，地上凉。”

春梅这才发现自己光着脚站在冰凉的砖地上。她低头看自己的脚，脚趾头冻得发红，可她不觉得冷。

“他，”建国指了指床上的周军，“他自己跟我说了。”

春梅抬头看周军，周军的嘴唇在哆嗦，眼泪一颗接一颗地往外涌，顺着脸颊流进脖子里。他张着嘴，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

“他说，他对不起你。”建国的声音低下来，低到几乎听不见，“他说，他想死。”

春梅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可她没有动。她站在那里，看着面前的丈夫，又看看床上的周军。这两个男人，一个给过她一个家，一个让她觉得这个家还值得回。现在他们面对面，像镜子里的两个自己，一个站着，一个躺着，一个是健康的，一个是残废的。

“春梅，”建国忽然朝她走过来，伸出手，替她揩去脸上的泪，“别哭。都过年了，哭啥。”

他的动作很轻，粗糙的手指划过她的脸，有点疼，却疼得踏实。

“我昨晚上想了一宿。”建国收回手，插进棉袄兜里，叹了口气，“我这些年，对不起你。他在这个家里，我看见了。”他顿了顿，声音更低了，“你把家收拾得这么利索，把他照顾得这么好，我心里有数。”

春梅抬头看他，不明白他到底想说什么。

建国走到周军床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兄弟，你能说话不？”

周军努力地点点头，喉咙里发出含糊的声音：“能……能。”

“那好。”建国说，“你听着。这个家，姓李，我李建国的家。你住可以，但你不能白住。”

春梅愣住了。周军也愣住了。

“等你好了，能动了，给我家当牛做马都行。”建国的声音忽然硬起来，“可要是好不了，你也不能这么躺着。我过了年要在家门口开个店，你得帮我看看门，干点能干的。听见没？”

周军瞪大了眼睛，嘴唇颤抖着，好半天才挤出两个字：“听见……了。”

建国点点头，转身往外走。走过春梅身边的时候，他停了一下，低声说：“把鞋穿上。他……你接着照顾吧。”

春梅愣愣地看着建国的背影走出东屋，走进院子里。清晨的阳光透过云层照下来，在他身上镶了一道金边。雪还在下，细碎地落在他头上、肩上。春梅忽然发现，建国的背有些驼了。

那天中午，春梅做了一桌子菜。白菜炖粉条、红烧肉、清炒土豆丝、一盆子酱牛肉，还炸了春卷和丸子。建国坐在主位上，春梅坐在旁边，周军半靠在床头，面前放着一个托盘，托盘上摆着几样菜，还有一碗米饭。

建国举起酒杯，是村里小卖部打的散白酒，三块钱一斤。他朝东屋的方向举了举，说：“兄弟，过年了，干一杯。”

周军的手抬不起来，春梅帮他端起杯子，他嘴唇沾了沾酒，眼泪又下来了。

建国看见了，没说话，仰头把一杯酒干了，辣得龇牙。春梅给他夹了块肉，他接过去，慢慢嚼着。堂屋里的炉子烧得旺，窗户上蒙了一层水汽。外头有人开始放鞭炮，零零碎碎的，在风里忽远忽近。

“春梅，”建国放下筷子，看着她的眼睛，“明天三十，把孩子们都叫回来。今年，咱家团圆。”

春梅点点头。她抬起眼睛，看了看东屋的方向。周军靠在床头，正看着她。两个人都笑了。

晚上，春梅去东屋给周军擦身子。周军抓住她的手，半天才说：“春梅姐，你男人……是个好人。”

春梅没说话，只是继续给他擦背。毛巾是温热的，擦过的地方留下一道水痕。

“你以后，别来了。”周军又说。

春梅的手停了停，然后继续擦：“来不来的，我说了算。你现在是我家的人了，我不管你，谁管你？”

周军闭上眼睛，眼泪从眼角滑下来。他不再说话了。

那天夜里，春梅和建国并排躺在床上。床上的被子是新套的，厚实暖和，带着棉花和阳光的气味。建国忽然说：“春梅，我想听你说话。”

“说啥？”

“啥都行。你这些年，在家都干啥了，怎么过的。”

春梅想了想，开始说。她说地里的玉米收成，说儿子在城里的工作，说闺女谈了个对象，说小卖部的东西又涨价了，说王婶家的狗下了一窝崽子。她说着说着，忽然发觉建国睡着了。

他躺在那里，呼吸很轻，很均匀。睡着的他，看起来没那么老了，也没那么累了。春梅侧过身，借着窗外的雪光看他。他脸上有一道浅浅的疤，是年轻时候在工地上被钢筋划的。那时候他刚出去打工，一年能挣回来三千块钱，全都交给她。她拿着那些钱，一分一分地数，数着数着就笑了。

那时候，多好啊。

春梅伸手想碰碰他的脸，又缩了回来。她怕吵醒他。

窗外的雪还在下着，静悄悄的，覆盖了整个村子。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这一年马上就要过去。

春梅闭上眼睛，想，过了明天，就是新的一年了。

她忽然觉得，这日子，好像还能往下过。

大年三十，雪停了。

天没亮，春梅就起来了。她轻手轻脚地下了床，给建国掖了掖被角。他翻了个身，含糊地嘟囔了一句什么，又睡过去了。春梅站在床边看了他一会儿，忽然想起来，刚结婚那会儿，他也是这样，一沾枕头就着，打雷都不醒。那时候她还年轻，夜里睡不着，就数他的鼾声，数着数着天就亮了。

她披上棉袄出了门。院子里白茫茫一片，鸡窝上、柴垛上、晾衣绳上，都落满了雪。春梅拿扫帚扫出一条道来，从堂屋门口一直扫到院门口。竹扫帚划过雪地，发出沙沙的声响，在寂静的清晨里格外清晰。扫到东屋窗下时，她停了一下，侧耳听了听，里面没动静。周军这些日子总是睡不好，有时半夜醒了就睁着眼睛到天亮，听见她进去才假装闭上眼。春梅知道，也不戳破。

她走到大门口，把门闩拉开。冷风裹着雪粒子灌进来，她缩了缩脖子。外头的巷子里已经有人在走动了，都是起早扫雪的人，咳嗽声、铁锹铲雪声、扫帚划拉声，远远近近地响成一片。有人看见她，隔老远喊：“春梅姐，今儿三十了，你家建国回来没？”她应了一声：“回来了！”声音在冷空气里显得特别脆。那边又说：“那可得热闹了！初一上你家喝酒去！”春梅笑着摆手：“来么，管够！”

关上门往回走的时候，她心里忽然有些恍惚。热闹。这个词，她多少年没听过了。

灶上的火升起来，大锅里添了水，放了两个篦子，准备蒸馒头。面是昨晚就发上的，老面头，在炕头上捂了一宿，揭开盖布，一股酸香扑鼻而来。春梅把面倒在案板上，撒上干面粉，开始揉。她揉得很慢，很细，额头慢慢渗出汗来。建国不知什么时候起来了，靠在厨房门框上看着她，也不说话，就那么看着。春梅回头剜了他一眼：“看啥，没见过蒸馒头？”建国笑了，露出一口黄牙：“见过，就是没见过你这么好看的。”春梅的手顿了一下，没理他，继续揉面。可那面团在她手里忽然热乎乎的，像揣着个太阳。

上午，儿子和闺女陆续回来了。儿子在县城汽修厂上班，骑摩托车回来，带着大包小包的年货。闺女坐隔壁村的顺风车回来，一进门就喊冷，春梅赶紧把她拉到炉子边烤火。屋里一下子热闹起来。儿子拉着建国问工地上的事，问明年是不是真不走了。建国点着头，把镇上开店的事又细细说了一遍，说已经在托人问了，过了年就去办手续。儿子的眼睛亮晶晶的，说：“爸，你要真不走了，我也回来，咱爷俩一块儿干。”建国拍拍他肩膀，没说话，可嘴角一直在往上翘。

春梅在厨房炒菜，听着堂屋里传来的说笑声，觉得锅里的油都滋啦得更欢实了。闺女进来帮忙，一边剥蒜一边神神秘秘地说：“妈，我跟你说个事。”春梅说：“啥事？”闺女把蒜瓣往她手心里一塞，脸先红了：“我对象，想初一过来拜年。”春梅手一抖，差点把锅铲扔了：“你说啥？你对象？啥时候处的？”闺女扭捏着：“就这半年，他也在县城，卖手机的。”春梅张了张嘴，想细问，听见堂屋里儿子喊她，说家里来人了。她赶紧擦擦手出去，是王婶过来了，提着一袋冻梨，笑呵呵地往桌子上一搁：“自家梨树上结的，给孩子们尝尝。”春梅留她坐，王婶说不了，家里还炖着肉呢。走到门口又折回来，压低声音说：“春梅啊，你家东屋那个……我嘴严，没跟谁说过。”春梅心里一热，拉住她的手说：“婶子，我知道。”王婶拍拍她的手背，没再说什么，走了。

年夜饭摆在堂屋里，一张八仙桌摆得满满当当。红烧肉油亮亮，糖醋鱼炸得金黄，鸡块炖蘑菇冒着热气，还有春梅最拿手的酸菜汆白肉。建国拿出两瓶好酒，是他从工地上带回来的，一直没舍得喝。他给春梅倒了一杯，又给自己满上，举起来说：“来，一家人，干一杯。”春梅端起杯子，手有些抖。她看着围在桌边的几个人——建国，儿子，闺女，还有闺女那个明天才来的对象。她又看了看东屋的方向。周军今天不想出来，说不想坏了气氛。春梅没勉强，把饭菜单独拨了一份给他端了过去。

“妈，东屋那个表舅，真不出来一起？”儿子随口问了一句。

建国放下筷子，看春梅。春梅低下头，轻声说：“他身体不好，怕冷，在床上吃。”

“大过年的，多冷清。”儿子站起来，“我去给他端杯酒。”

春梅刚要拦，建国忽然开口：“让他去。”声音不高，但很稳。春梅看了看他，没说话。

儿子端着酒杯去了东屋。过了一会儿，他出来了，脸上的神情有些复杂。他坐回桌边，闷闷地吃了几口菜，忽然说：“妈，那个表舅，我以前没见过。”

春梅的心一下子悬起来。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说：“你小时候见过，不记得了。”

儿子看了她一眼，又看了看建国，终究没再问。那杯酒，他全喝了。

饭桌上有一瞬间的安静，只有电视机里春节联欢晚会的声音在响。主持人穿着红艳艳的衣服，笑容满面地说着什么，底下掌声一片。春梅忽然觉得那些声音很遥远，像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

建国打破沉默：“行了，吃菜吃菜。”他夹了块鱼放到春梅碗里，又给儿子倒酒。闺女也机灵，岔开话题说她男朋友家是哪个村的，又说了些县城的趣事。桌上的气氛慢慢活泛起来，像一锅快凉的汤重新架上了火。

吃完年夜饭，闺女和儿子在堂屋看春晚，建国说出去放挂鞭。春梅在厨房收拾，洗着洗着碗，忽然听见东屋传来周军压抑的咳嗽声，一声接一声，像要把肺都咳出来。她赶紧擦手过去，推开门，看见周军侧躺在床上，脸涨得通红，手里攥着块手帕。春梅快步走过去，扶他靠起来，给他拍背。好一会儿，咳嗽才慢慢止住。春梅拿过他手里的手帕，展开一看，心里咯噔一下。

手帕上有一小块血。

周军也看见了，嘴唇抖了抖，说：“没事，就是嗓子干。”他顿了顿，又说：“春梅姐，我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

春梅把手帕叠起来，塞进自己兜里，说：“别胡说。明天初一，你好好躺着，我让建国去给你抓点药。”

周军摇摇头：“吃药有啥用，我这身子……”

“有用没用，试了才知道。”春梅打断他，“你忘了你闺女了？她放寒假回来，你不想见她？”

周军不说话了。春梅给他倒了杯水，看着他喝下去，又扶他躺下。他瘦得厉害，手腕细得春梅一只手都能握住。她给他掖好被角，轻声说：“睡吧。外头放炮呢，过年了。”

院子里，建国正蹲在地上点鞭炮。红彤彤的鞭炮在雪地上炸开，噼里啪啦响成一片，纸屑飞起来，像红色的雪花。火光映在建国的脸上，忽明忽暗。春梅站在东屋门口看着他，忽然想，这个男人，她可能真的不懂他。

但她知道，这个年，是她这二十年来，最像年的一个年。

初一起来得很早。鞭炮声从凌晨就开始响，断断续续的，到了天亮反而更密集了。春梅换上一件暗红色的羽绒服，闺女给她梳了个头，在鬓角别了个黑色的小卡子。镜子里的女人，脸色红润，眉眼舒展，虽然眼角有纹，可那双眼睛还是亮的。春梅对着镜子笑了笑，觉得自己还不算太老。

上午九点多，闺女的对象来了。小伙子姓陈，个子挺高，穿着件藏蓝色的新棉袄，提着两盒保健品和一箱牛奶，在门口就脆生生地喊：“阿姨好，叔叔好。”春梅上下打量着他，嘴上应着，心里却在品。小伙子进了屋，跟建国说话，一口一个“叔”，递烟递得殷勤。闺女在旁边红着脸，眼睛一会儿瞟过来一会儿瞟过去。春梅看了一阵，心里那点挑剔慢慢软下来。这小伙子眼神正，说话也实在，待闺女也细心，走的时候还知道把门口的鞭炮屑扫了。春梅跟建国交换了个眼神，建国微微点了点头。

中午吃饭的时候，闺女忽然说：“妈，东屋那个表舅，到底是谁啊？我跟小陈说了咱家的情况，他说他有个同学的爸就是出车祸瘫了，后来在家养了三年，能自己拄拐走了。”她扒拉了两口饭，又说：“我还跟小陈说，表舅没地方去，住咱家，他一点儿不介意，还说他挺佩服你的。”

春梅抬起头，看着闺女，又看看建国。建国没说话，低头吃饭，筷子在碗沿上轻轻磕了两下。春梅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闺女是精明的，她显然早就不信了。但她选择不追问，不戳破。这比任何话都让春梅心里发烫。

初二，春梅回娘家。往年她都是自己去，今年建国非要跟着。他换了件新夹克，头发也用湿毛巾抹了抹，看起来精神了不少。去娘家的路上，两人一前一后走着，雪踩得咯吱咯吱响。路过村西头老周家的时候，建国停了一下，扭头看了看那扇上了锁的大门。大门上的红漆掉得差不多了，门缝里长出了干枯的草。

“老周家的地，是不是也荒了？”建国问。

春梅点点头：“没人种了。”

建国沉默了一会儿，说：“等天暖和了，我去把地翻翻。闲着也是闲着。”

春梅看了他一眼，心里涌上一股难以说清的情绪。她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建国第一次去她家提亲，也是走这条路。那时候路还是土路，两边长满了野草，他走在前面，回头看她，说：“春梅，以后这条路，我跟你一起走。”后来，他走了，一走就是二十年。现在，他又回来了，又走在这条路上。

她没说话，只是快走了两步，赶上去，跟他并排走。

从娘家回来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春梅喝了点酒，脸红扑扑的，话也比平时多。她跟建国说着娘家的事，说娘的身体不如去年了，说哥嫂要盖新房，说小侄女考上了镇上的中学。建国安静地听着，时不时“嗯”一声。走到村口的时候，建国忽然停下脚步。

“春梅。”

“嗯？”

“周军的事儿，你打算怎么办？”

春梅的酒意醒了一半。她站住了，夜风从田野上吹过来，带着雪的寒气，吹得她的衣襟猎猎响。她以为建国不会问了。这几天，他表现得太平静了，平静得让她以为这件事已经翻过去了。可现在看来，他只是在等一个机会，等两个人单独相对的时候，把该说的话说出来。

“我想开春了，送他去县医院看看。”春梅说，“他这情况，兴许还能恢复点。”

建国点点头：“看病得花钱。”

“我攒了点。”

“你的钱，是你的。”建国说，“我看病得花这个家的钱。家里的钱，不是还有我一份？”

春梅看着他，没明白他的意思。

建国叹了口气，从兜里摸出烟，点了一根。红色的烟头在黑暗里一明一灭，照着他的脸忽隐忽现。“我是说，这事不能你一个人扛。他住咱家，吃咱家，看病的钱也得从家里出。我不是那不讲理的人。可有一条，你也得答应我。”

“你说。”

“他以后，得有个去处。”建国吐出一口烟，“不能老这么不明不白地住着。等他能动了，哪怕在村里给他盖间屋，让他自己过日子。咱帮他，但不能一辈子把他拴在裤腰带上。”

春梅沉默了好一阵子。她知道建国说得在理。周军一个大男人，不能总这么寄人篱下。可她又不敢想，等周军真的有了自己的去处，她还能不能像现在这样，每天去看看他，跟他说说话。

“他闺女呢？”建国又问，“那个上初中的丫头，不是还有她么？”

“在县城念书，住校，很少回来。”春梅说，“那孩子……跟她妈走了又回来了，听说过得也不容易。”

建国把烟头扔在雪地里，用脚尖碾灭。“等他好些了，把他闺女接过来，让他们父女团聚。这事我来办。”

春梅抬头看他。夜色很暗，可他的眼睛里有光，像雪地上反射的星光。她忽然觉得，这个她嫁了二十多年的男人，她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过。

初三初四，走亲戚。春梅跟着建国一天跑了四五家，每到一家都被拉着喝酒。建国酒量好，来者不拒，可始终没醉。春梅在旁边看着，心里既安心又有些莫名的慌。她想起结婚头几年，建国也是这样，意气风发，跟谁都能聊到一块儿去。后来出去打工，一年比一年沉默，一年比一年老。她以为他这辈子就这样了，像一株被风干的庄稼。可现在，他又活过来了，因为一个决定，因为要回家了。

初五，建国去镇上办事。回来的时候，带来了一张轮椅，二手的，擦得挺干净。春梅看到轮椅的时候，愣在院子里。建国把轮椅放在东屋门口，说：“给周军。老躺着也不是事儿，天好的时候推出来晒晒太阳。别见风就藏着，越藏越没好。”

春梅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她没去擦，只是站在那儿，看着那张轮椅。轮椅在雪地上显得特别显眼，轮子上的橡胶纹路清晰，车架银亮亮的。

建国看了她一眼，说：“哭啥。我可不是为了你。”

春梅忍不住笑了，眼泪却流得更凶。她走过去，蹲下来，摸了摸轮椅的坐垫，厚厚的，还包着软布。她抬头看建国：“你哪儿来的钱？”

“把摩托车卖了。”建国轻描淡写地说，“反正以后在家，用不着了。”

春梅站起来，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那辆摩托车，是建国在工地上骑了五年的，破是破了点，可擦得锃亮。去年过年回来，他还说等过两年买个新的。现在，他把它卖了。

那天下午，建国把周军抱上轮椅，春梅推着他在院子里转了一圈。太阳从云层后头露出半张脸，照得雪地亮堂堂的。周军歪着头，一只手紧紧抓着轮椅的扶手，另一只手抬起来，挡住刺眼的阳光。他很久没看到这么亮堂的光了，东屋的窗帘总是拉得严实，屋里暗得像地窖。他眯着眼睛，看墙头上积的雪，看院子里跑的老母鸡，看春梅和建国站在他面前，两个人的影子叠在一起，长长的，投在雪地上。

“哥。”周军忽然叫了一声。

建国愣了一下，低头看他。

“谢谢你。”周军说。他的声音沙哑，可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建国没说话，只是伸手在他肩上拍了拍。力度不轻不重，却让周军的身子微微一震。

初八，建国该走了。

春梅一早就起来给他收拾东西。两个蛇皮袋，一个装着换洗衣服，一个装着路上吃的。她又往里头塞了几包烟，几双新袜子，还有一包她自己做的腌萝卜。建国靠在门边看，说：“够了，又不是不回来了。”

“拿着。”春梅把拉链拉上，拍了拍袋子，“说好了，就这一回。”

建国点点头。他走过去，从背后抱住春梅。春梅的身子僵了一下，随即放松下来，靠在他怀里。他身上有股熟悉的气味，烟草味、机油味，还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属于家的味道。她说：“到了给我打电话。”

“嗯。”

“别舍不得吃。”

“嗯。”

“少喝酒。”

“嗯。”

说完这些，春梅就觉得自己的眼泪又上来了。她挣开他的怀抱，背过身去擦眼泪。建国没拦她，只是说：“过了十五就回来。你跟我一起去镇上，把店的事定下来。”

“我？”

“你，我，加上周军，还有咱儿子。”建国说，“这家店，算咱家的。谁都得出一份力。”

春梅转过身，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红血丝，可里面透着一股子劲儿，一股子要把日子过好的劲儿。她点点头：“行。我等着。”

建国走了。

春梅站在大门口，看着他背着蛇皮袋，沿着巷子口往外走。他走得很稳，背挺得比前几天直了。走到巷子拐角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朝她摆摆手。春梅也抬起手，摆了摆。然后他拐过去，不见了。

春梅在门口站了很长时间，直到风把她的脸吹得麻木。她忽然听见东屋的方向有动静，是轮椅在砖地上滚过的声音。她回过头，看见周军自己推着轮椅，出现在了东屋门口。他费了很大的劲才从床上挪到轮椅上，此刻满头是汗，可脸色比前几天好多了。他看着她，说：“春梅姐，外头有太阳，我想晒晒。”

春梅走过去，把轮椅推到院子里阳光最足的地方。然后她进屋，把东屋的窗帘拉开了。阳光哗地涌进去，照亮了每一个角落。屋里的霉味在阳光里慢慢消散，床上的被褥露出了原本的颜色。春梅站在窗前，看着外头蓝得透明的天，轻轻吐了口气。

“今年的雪，该化了。”她说。

出了正月，天气一天比一天软和了。

先是屋檐上的冰凌子开始滴水，滴滴答答的，在墙根下凿出一排小坑。接着是路边的雪化了又冻，冻了又化，最后只剩下背阴处几片脏兮兮的残雪，像被人踩烂的破棉絮。地气往上返，空气里一股子泥土解冻后的腥甜味。春梅每天早上开门，总要先在院子里站一会儿，深吸几口气。那气味让她安心，像闻到了日子的味道。

周军的情况比年前好了些。自从能坐上轮椅，他像变了个人，精神头肉眼可见地往上长。起先是让春梅推到院子里晒太阳，后来自己转着车轮在院里绕圈，再后来，他能扶着轮椅的靠背，颤巍巍地站上几秒钟。春梅第一次看见他站起来的时候，正在厨房和面，听见院子里传来一声闷响，跑出去一看，周军摔在地上，轮椅歪在旁边，可他脸上却带着笑。

“姐，我刚才站住了。”他仰着脸看她，额头上的汗珠子在太阳底下亮晶晶的，“我站住了！你看见没？”

春梅跑过去扶他，又气又急：“看见了看见了，谁让你自己逞能的？摔着哪儿没有？”

周军咧着嘴笑：“没有。就是腿还是木的，使不上力。”他抓着春梅的胳膊，借力坐回轮椅上，气喘得厉害，可眼睛里的光一点没灭。春梅看着他，又是心疼，又是高兴。她想起腊月里他躺在黑屋子里，瘦得脱了形，眼睛里一点活气都没有。那时候她真怕他哪天一觉睡过去就不醒了。可现在，他活着，还想站起来。这比什么都强。

春梅去镇上赶集那天，特意绕到周军原来的家看了看。大门上的锁已经锈得不成样子，院墙塌了一个角，从缺口望进去，荒草长到齐腰深。她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转身去了集市。集上热闹，卖菜卖肉的摊子排了两溜，讨价还价声、鸡鸭叫唤声、油条锅里的滋啦声混在一起，烘得人心里发暖。春梅称了二斤猪头肉，又买了些菠菜和豆腐，最后在农资门市部前站住了。门市部旁边有家店，门口贴着张红纸，上面写着“转让”。她隔着玻璃往里瞅，空荡荡的屋子，地上散落着几个破纸箱，墙上还挂着几串没卖完的三角带。

她在门口转了两圈，心里盘算着。建国走之前说过，这家店他要盘。她得问问价。

门市部里坐着个中年男人，正低头扒拉手机。春梅进去，喊了声“老板”，那人抬头，见是生面孔，可再一看，笑了：“你是建国媳妇吧？李建国，年前来问过。”

春梅点点头：“大哥咋称呼？”

那人忙起身，从柜台后头绕出来，搬了把椅子给她：“我姓马，马建军。建国跟我一个乡的，我们早认识。来，坐坐坐。”他给春梅倒了杯热水，又往外张望了一下，“建国没来？”

“他初八就走了，省城有个活儿，说干到十五就回。”春梅顿了顿，“这都二月了，还没回来。”

马建军说：“工地上没个准头。不过建国这人实诚，说回来肯定回来。”他指了指旁边的店，“这房子是我堂叔的，他想租出去。托我办。建国上回来，我们聊了聊，他说想卖农机配件。这行当还行，镇上就两家，生意都一般，他要是会弄，能把人都拢过去。”

春梅听着，没说话。她在心里算账：房租、进货、办执照，一样样加起来，少说得七八万。家里的积蓄有，可那是她这些年一分一厘攒下的，压在箱底，摸都不敢摸。要真拿出来，她心里空落落的，像被人抽了根骨头。

马建军见她犹豫，又说：“嫂子，我不瞒你，这店空着也是空着。你们要真想要，租金好说。都是乡里乡亲的，我还能坑你？”他伸出三个指头，“一年这个数，再少不行了。”

春梅点点头，说回去跟建国商量。她起身要告辞，马建军送她到门口，又说：“嫂子，年前建国来的时候，还问了我一句，说咱们乡有没有看瘫病的土方子。我给他推荐了个老中医，在县西头，姓赵。你家有亲戚瘫了？”

春梅的心猛跳了一下。她嗯了一声，没多说，快步走了。

回家路上，她脑子里乱糟糟的。建国去找过老中医？什么时候？他什么都没跟她提。她忽然想起初五那天，他卖摩托车买轮椅，脸上那种满不在乎的神情。他嘴上说“可不是为了你”，可做的事，桩桩件件都往人心窝子里戳。

晚上，春梅给周军擦身子的时候，把这事儿说了。周军愣了半天，抓着春梅的手说：“姐，他真这么说的？要给我找大夫？”

春梅说：“马建军告诉我的，还能有假？你心里有数就行。”

周军垂下头，好一会儿才说：“姐，我这条命，是你们两口子给的。我以后……”他说不下去了，嗓子眼像塞了团棉花。春梅把毛巾搭在盆沿上，拍了拍他肩膀：“行了，大男人家，别整天死啊活的。等你好了，把闺女接回来。日子还长着呢。”

周军使劲点头，眼泪砸在手背上，溅开一朵小小的水花。

春梅出了东屋，站在院子里透气。天上的星星很亮，一颗一颗，稠得像锅底的米粒。她想起闺女小时候，夏天的晚上，一家人在院子里铺张凉席，闺女数星星，儿子捉萤火虫，建国摇着蒲扇给她扇风。那时候多好啊，穷是穷，可人在，心也在。后来建国走了，院子里就只剩她和孩子们。再后来，孩子们也走了。她一个人熬着那些数不清的夜晚，把日头熬成月亮，把月亮熬成星星。

她轻轻叹了口气，回了屋。

二月十四那天，建国回来了。

他比过年时又瘦了一圈，可精神头足，走路带风。放下行李，他先去东屋看周军。两个大男人，一个站着，一个坐着。建国从兜里掏出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地址和一个电话。他说：“这是老中医的地址。我托人问过了，他治瘫子有些门道，吃药的、扎针的都有。赶明儿我带你去看。你抓紧把身子养好，别让我这钱白花。”周军接过纸条，手有些抖。他抬头看建国，嘴唇哆嗦着，喊了一声：“哥。”

建国摆摆手，没让他往下说，转身出了门，去井边打水洗脸。春梅跟着他，看他蹲在井台上，用冷水哗哗地往脸上泼，水珠子顺着脖子流进领口里。她递过毛巾，问：“马建军那儿，你知道吧？”

建国擦着脸，说：“知道。我回来就是办这事。”他站起来，把毛巾搭在肩上，“明儿咱一块儿去，把合同签了。他给的价格还行，我算了算，加上进货和办证，八万打得住。”

春梅说：“家里八万，都拿去？”

建国看她一眼：“怎么，舍不得？”

春梅摇摇头：“不是舍不得。就是……心里没底。”

建国笑了一下，露出一口白牙：“怕啥，有我在。以后不走了，天天给你挣。”他说着，弯腰从行李袋里摸出个东西，是个红色的小方盒，递给春梅，“路过县城，看见的。”

春梅打开一看，是一管口红，金属壳子，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她抬头看建国，有些发愣。结婚二十多年，他第一次送她这种东西。

建国别过脸去，假装看天：“那个售货员说，这颜色不挑人。我看那些城里女人都抹这个，你也抹。别整天弄得跟个老太太似的。”

春梅把口红握在手里，看了看。壳子上的字她认不全，可她知道，这东西不便宜。她忍住笑，板着脸说：“你见过哪个老太太抹口红的？还说我。”建国嘿嘿笑了两声，不接话。春梅忽然发现，他笑的时候，眼角的皱纹还是那么多，可脸上的那股灰败气没了，亮堂堂的。

第二天，两人去了镇上。签合同、交钱、拿钥匙，一上午办得利利索索。马建军把店里清理得干干净净，还送了几个旧货架。建国里里外外转了好几圈，跟春梅比划着哪里摆货，哪里留个柜台，门口挂什么牌子。他说话的时候眼睛放光，像换了个人。春梅看着，心里那点顾虑慢慢散了些。

从镇上回来，路过村小学的时候，春梅忽然说：“建国，你看那学校，是不是翻新了？”

建国瞥了一眼：“是，我去年在视频里看到，说上面拨了钱。”

“周军他闺女以前就在这儿念的小学。”春梅说，“那孩子学习好，墙上还贴过她的奖状。”

建国“嗯”了一声，没接话。春梅也没再说。

过了几天，建国带着周军去县里看中医。两人天不亮就走了，开着邻居家的三轮车。春梅给他们准备了干粮和水，嘱咐了又嘱咐。建国不耐烦地摆摆手：“知道了知道了，又不是出远门。”三轮车突突突地开远了，在乡道上扬起一股黄尘。春梅站在门口望了很久，直到看不见了才转身回屋。

那天她一个人在家，忽然觉得空得慌。东屋里静悄悄的，听不见周军翻身时木板床的吱呀声；堂屋里也静悄悄的，没有建国时不时清嗓子的咳嗽。她坐在院子里择菜，公鸡在她脚边踱来踱去，母鸡蹲在墙根下眯眼。日头从东边移到了西边，菜择完了，她还是不想动。

原来，这家里有人和没人，差这么多。

傍晚时分，三轮车回来了。春梅听见响动，从厨房跑出去，看见建国跳下车，周军在车斗里靠着被褥，脸色有些白，但没大碍。建国把周军背进屋，安顿好，才出来跟春梅说话。

“开了药，也扎了针。”建国捶着后腰，脸上有倦色，“大夫说，神经伤得不算太绝，有门儿。就是得坚持治，一个礼拜去一次，先开了一个月的药。”

春梅问：“得多少钱？”

建国说：“六百多。一次。”

春梅倒吸了口气。一个月四次，就是两千多。这还只是开始。她没说话，可脸上的神情瞒不住人。

建国看了她一眼，说：“先治一个月看看。要真有效，钱的事我再想办法。”他顿了顿，“周军说了，等他好了，会还。”

春梅说：“他拿啥还？连地都荒着。”

建国说：“那就慢慢还。人活一口气。你当初把他接回来，不就是想让他活成个人么？”

春梅被他说得哑口无言。她低下头，半晌，轻轻叹了口气：“行，治。”

接下来的半个月，日子像上了发条。春梅忙着家里那几亩春玉米，建国天天往镇上跑，盯着收拾店，进货。周军吃着中药，扎着针，腿上慢慢有了点知觉，脚趾头能动了。他很激动，天天晚上让春梅拿筷子戳他脚心，说有感觉了，有感觉了。春梅就戳，戳一下，他抽一下，她笑一下。建国在旁边看着，不说话，嘴角噙着笑。这个家，忽然就有了一种奇怪的、又是意想不到的和谐。

三月末，农机配件店开业了。门口放了两挂鞭，请了马建军和几个村干部来热闹。春梅系着围裙在店里擦货架，把一盒盒螺丝、一包皮垫、一瓶瓶机油摆得整整齐齐。建国站在门口递烟，跟每一个路过的熟人打招呼。头一天没开张，第二天卖了一副锄头片，第三天来了个拖拉机手，买了几根皮带和滤芯。建国给他仔细参谋，又追出去帮他把滤芯换上。那人走的时候竖大拇指：“李老板，实在。”建国回来跟春梅学，春梅笑他：“李老板，给你美的。”建国说：“那是，以后我就是老板了，你是老板娘。”春梅呸他一口，耳根子却热了。

四月初，周军能扶着墙走了。先是几步，再是半间屋，后来能在院子里走两个来回。春梅给他做了一根手杖，是院子里那棵枣树砍下来的枝，削得光滑，把手处裹了层胶布。周军拄着它在院里挪步的时候，春梅总在旁边跟着，生怕他摔。可他不让扶，说摔不坏。有一天，他真的摔了，摔在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底下，春梅跑过去扶他，他却哈哈笑起来，声音响得吓了树上的麻雀一跳，扑棱棱全飞了。

那天晚上，周军跟春梅说：“姐，等再好些，我想把闺女接回来。”

春梅说：“那丫头住校，你接回来咋照顾？”

周军说：“我照顾。我给她做饭，洗衣服。这些年，我亏欠她的。”

春梅看着他，心里忽然有点发酸。她知道，周军这是急着离开。不是嫌这里不好，是觉得自己该站起来了。一个男人，不能总在别人屋檐下活着。春梅懂。所以她说：“行。等你再硬朗些。先给孩子写封信。她假期回来看看你，你想她了不？”

周军点点头，眼睛有点湿。

五月的一天，建国从镇上回来，说县农机局下来通知，要开个农机服务培训班，免费，管吃住，半月。他想去。春梅说：“去呗，家里有我。”建国说：“店也得有人看。”春梅说：“我看。”建国笑了：“你懂农机？”春梅说：“不懂不能学？你教我的，都记着呢。”建国看了她一会儿，没再说什么。

第二天一早，建国背着铺盖卷走了。春梅站在门口，看着他上了去镇上的班车。车开动了，他隔着窗户朝她挥手。春梅也挥手。班车拐过村口，消失了。这一次，她心里没有那种空落落的感觉。她知道，他会回来的。

建国走了之后，春梅更忙了。地里的玉米要追肥，店里的货要盘点，家里的鸡要喂，周军要照顾。她每天脚不沾地，可越忙越精神。王婶来串门，说：“春梅，你气色好多了，脸上都有红晕了，跟个新媳妇似的。”春梅笑骂她老不正经，心里却受用。

闺女也打过几次电话，问她跟爸怎么样了。春梅说：“就那样呗。”闺女在电话那头笑：“妈，你就装吧。我听弟说了，爸给你买口红了。”春梅骂了句“你弟嘴碎”，可挂了电话，她翻出那管口红，在手背上轻轻划了一道。那红，鲜艳艳的，像五月的石榴花。

周军那封信，是春梅替他寄出去的。收信地址是他闺女学校的地址，春梅写得很工整。信的内容她不看，周军自己写的。他握笔的手还有些抖，字写得歪歪扭扭，可他写得很认真，写废了十几张纸。那孩子回信很快，三天后就到了。春梅把信交给周军的时候，他拆信的手抖得厉害。看完信，他哭了。他说，闺女信里说，等他好了，就回来住。她要上高中了，想在这边读。

春梅说：“那你还得加紧练。当爹的人了，总得给孩子个像样的家。”

周军抹了把脸，重重地点头。

那个傍晚，春梅推着轮椅出了门。周军坐在轮椅上，虽然他已经能走几步，但出门还是轮椅稳当。两人去了村西头老周家。春梅推开那扇锈迹斑斑的大门，院子里的荒草已经半人高，夕阳从西边斜照下来，把草尖染成金黄色。周军坐在轮椅上，望着这个他从小长大的院子，良久没有说话。

“我打算把这里收拾出来。”春梅说，“房子修一修，草拔了，再围个院墙。等你好了，搬回来。你闺女也有个家。”

周军转头看她，眼里有泪光，也有笑意。他说：“姐，我连累你太多了。”

春梅摇摇头：“别说这些。人活一世，谁没个难处。”她推着他在院子里慢慢走，“这院子多好。坐北朝南，冬暖夏凉。等你回来了，在墙角种几株向日葵，那花开起来，金黄一片，可好看了。”

周军听着，不说话。他的目光从那些荒草上扫过，从破旧的窗棂上扫过，从歪倒的晾衣杆上扫过。他知道，春梅说的这些，都会实现的。就像冬天会过去，雪会化，草会绿，日子会一天天好起来。

建国回来那天，五月底了。他黑了不少，也壮实了。培训成绩优异，还领了张奖状，红纸金字的，揣在包里带回来。春梅把奖状贴在店里最显眼的位置。建国说：“贴这儿干啥，怪丢人的。”春梅说：“凭本事挣的，丢啥人。”店里来了人，她就指着墙说：“看见没，我们家老板，县里培训第一。”建国在一旁嘿嘿笑，像个被夸的孩子。

天越来越热了。麦子黄了，风一吹，金浪翻涌。春梅和建国下地收麦，收割机轰隆隆地开过去，麦粒像雨一样往车里倾。周军拄着拐站在地头，看了一会儿，忽然说：“明年的麦，我也能收。”春梅回头喊：“收你自己的地去！”周军就笑，笑得像个孩子。

那天收完麦，三个人在地头的槐树下歇凉。春梅从篮子里拿出绿豆汤，一人倒了一碗。建国咕咚咕咚灌下去，抹了把嘴，忽然说：“春梅，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说。”

“周军那房子，我找人看了，得大修。光换梁就得两三千。”建国看着远处的麦田，眯起眼睛，“我想，干脆趁现在店里有收入，把房子给他修了。让他早点搬回去。他闺女暑假回来，不能没个家。”

春梅看着他，又看了看周军。周军张了张嘴，想说什么，被建国抬手制止了。

“别跟我推辞。”建国说，“我李建国不是那等小气的人。你在我家住了小半年，我清楚你是什么人。帮你，是我心甘情愿。”他转头看春梅，“你说呢？”

春梅喝了一口绿豆汤，笑了：“你俩商量好了，还问我干啥。修就修吧。不过，周军得答应我一件事。”

周军坐直了身子：“姐，你说。”

“搬回去之后，把你那几亩地种上。别荒着。”春梅看着他，“我跟你一起种。头两年收成算你的，回本了再说。”

周军嘴唇抖了抖，用力点头。

麦收过后，修房动工了。村里人都来帮忙，瓦匠木匠，大工小工，热热闹闹地干了半个月。建国天天在工地上盯着，春梅做饭送饭，周军也拄着拐在旁边打下手，递个砖，拎桶水。到六月底，房子修好了，青瓦白墙，院子铺了砖，还砌了个花坛。春梅去集上买了两棵向日葵苗，栽在花坛里。周军搬进去那天，村里好多人都来贺喜。王婶送来一篮子鸡蛋，二叔送来半扇猪肉，马建军从镇上捎来一挂鞭炮。鞭炮噼里啪啦地响起来，震得人耳朵嗡嗡的。周军拄着拐站在新修的大门前，一个劲儿地给大伙儿递烟。他闺女也在，小姑娘个子窜了老高，扎着马尾辫，在他身后甜甜地笑着。

春梅站在人群外面，看着这一切，心里忽然有一种说不上来的酸和甜。她想，这半年，像过了半辈子。去年腊月二十八，建国站在院子里，满身风尘；周军躺在黑屋子里，像个活死人。现在，建国有了自己的店，周军有了自己的家。而她，有了一个完整的、热腾腾的日子。

晚上，春梅和建国往回走。月亮很圆，挂在天上，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老长。建国忽然说：“春梅，你还记得腊月二十八那天么？”

“忘不了。”

“我那天回来，站在门口，忽然觉得不敢进来。”建国说，“我怕看见家里有别人。我甚至想，要是真有，我扭头就走。”

春梅停住脚，看他。

“可是后来我看见了东屋的窗帘。”建国低下头，踢了踢路上的石子，“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进去了。进去之后，看见他躺在床上，瘦得跟鬼一样。我心里的火，一下子灭了。我就是可怜他。”

春梅没说话，只是伸手挽住他的胳膊。建国的胳膊结实，又温暖。

“春梅，以后不管什么事，别瞒我。”建国说，“咱们是两口子。”

春梅把头靠在他肩膀上，轻轻“嗯”了一声。

月光照着他们，也照着整个村子。麦子收完了，地里的玉米冒了青苗，一垄一垄的，齐刷刷地往上蹿。风里带着泥土和青草的气味，还有不知谁家传来的、断断续续的蛙鸣声。

日子，像这样走下去，就很好。

他们走到家门口，春梅摸出钥匙开门。门推开的一瞬间，她忽然笑了。院子里，月光洒了一地，那辆轮椅静静地放在东屋门口，轮子上的泥点子已经擦干净了。堂屋里的灯没开，可借着月光，能看见饭桌上摆着两双筷子，一碗绿豆汤，上面用罩子盖着。

是周军刚才来过的。

春梅转头看建国。建国也看着她。两个人都笑了。

“回家。”春梅说。

“回家。”建国应道。

门在身后轻轻合上。夜风拂过，院子里的枣树叶子哗啦啦响，像在低语，又像在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