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平：发展离岸金融，中国要把“该赚的钱”赚回来

中国是全球贸易大国、航运大国，但与庞大的贸易和航运规模相比，中国金融在全球高附加值业务中的份额仍然有限。大量保险、再保险、航运金融、离岸信托等业务，长期由西方金融机构承接。

如今，这一局面正在迎来新的破局点。随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出台，上海正加快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离岸金融体系。这对于建设金融强国、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能级，到底意味着什么？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中国参与全球金融竞争、获得更多核心业务份额？离岸金融体系又将如何建设，重点在哪儿，未来将怎样推进？

围绕上述问题，本期《思路打开》特邀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连平进行深度解读。

以下为对话实录：

【对话/连平&王慧】

王慧：连平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思路打开》节目。最近，多部门联合印发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引发市场高度关注。您是这个领域的权威专家，在20多年前就出版了《离岸金融研究》这本书，可以说是这个领域的奠基之作之一，今天很高兴能邀请您给我们深度拆解这份方案。首先，能不能请您解释一下什么是离岸金融？它跟在岸金融的区别是什么？

连平：我对这个话题一直很感兴趣，大概30年前，我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这个内容。当时我的导师是国际金融领域的专家、中国国际金融学科的创始人之一，他也很支持我。他说，这一领域的研究相对比较空白，你做一些研究非常好。

几十年来，我一直关注和研究离岸金融。我认为，离岸金融是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规律性现象，它是一种国际化程度比较高的金融业态。它主要是指，非居民之间用可兑换货币所进行的交易，而且交易主要发生在境外。

如果我们按照金融活动发生的空间来区分，可以分为境内金融、境外金融和跨境金融。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的跨境金融和境内金融都得到了较大发展，这种发展从上个世纪，甚至更早的前一个世纪就已经开始了。

具体来说，境内金融主要是居民之间的交易，比如说国内的企业，国内的银行，国内的个人，相互之间所进行的交易。跨境金融，是指境内和境外的居民和非居民之间产生的交易。

而境外金融，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是国际金融发展的一个新领域。境外金融主要是非居民之间的交易，最早的典型案例出现在欧洲市场，当时美元在欧洲市场上进行了大量交易，欧洲有许多美资企业，还有其他国家的跨国企业，它们在欧洲市场开展各类交易活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境外金融。

至于离岸金融，它是一种比较形象化的说法，英文是“offshore”，就是指离开本土、离开岸边的交易，其实就是境外交易，所以离岸金融的本质是境外金融。

王慧：我们可以把离岸金融和境外金融画个等号吗？

连平：基本可以画等号。现在大家普遍比较接受离岸金融这个说法，长此以往，境外金融这个说法基本上就不太用了。但在英文中间是很明确的，有境外金融、境内金融，还有跨境金融。

刚才提到，境外金融在上世纪50年代伴随着美元大规模进入欧洲而兴起，并且在当时的欧洲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马歇尔计划等背景下，美元大规模地离开本土，在欧洲作为一种货币来加以使用，交易规模越来越大，之后逐步走向全球。不光是美元，还有英镑，以及当时的马克、法郎。所以，在那个历史阶段，境外金融的发展是非常显著的，可以说是真正兴起并获得了长足发展。

1949年2月，马歇尔计划援助食糖运抵伦敦视觉中国

在发展过程中，境外金融逐渐呈现出几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一种是一体化模式，像伦敦和中国香港，境外金融、跨境金融、本土金融是融合在一起的。

第二种模式，是1986年的美国以及日本东京所开创的分离型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离岸金融和境内金融是分开的，离岸金融虽然实际上是在境内开展、运行的，但它是按照离岸的制度来进行管理的，是在境内开辟出一块物理上的离岸天地；或者在金融领域中，划定某些特定领域进行离岸交易，但与境内金融分割开来。这就是所谓“在岸的离岸金融”。离岸金融已经“跑上岸”了，但又没有完全和在岸的金融融合在一起，是分开的，明显是切割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是避税港型的模式，像是一些大洋中的岛国，其设立离岸金融的目的纯粹是为了避税。但现在基本已经得到控制，很多甚至已经被取缔了。

现在主要的模式是一体化和分离型。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实施分离型模式的过程中，又衍生出一种“亚种”，就是所谓的渗透型。

王慧：什么叫渗透型？

连平：渗透型的意思是，它的确是在岸的离岸金融，但是它上岸之后的管理，在某些领域开设了一些通道，让某些东西可以渗透到在岸。

在上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渗透型（离岸金融）曾经给一些国家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让它们遭受了巨大损失。所以，现在各国在渗透型（离岸金融）的管理方面，都比较谨慎地推行一系列的监管措施。

另外，像美国和日本采用分离型模式，时间一长，随着开放程度越来越大，离岸和在岸的融合进一步加深，在很大程度上交织在一起。

现在，我们国家推出的上海离岸金融体系，其实是一个在岸的离岸金融设施。它在上海，这不就是在岸吗？但它又在上面划出了一块特定的区域——比如从物理空间上讲是浦东，从金融领域上讲，是在某些业务领域做了一些开放，允许用离岸的方式来操作。

王慧：所以说上海在做的更像是纽约和东京模式？

连平：（纽约和东京）上世纪80年代开辟这个市场的时候，基本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当时，美国推出了国际银行业设施，它的体制和管理非常严格，之后才逐步放松。但不管怎么说，从全球来看，境外金融和离岸金融这种现象，其本质是非居民之间的交易，这个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伴随着经济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从上个世纪后期一直到现在，各国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地跨出国界，包括贸易、投资、生产经营等等，在境外经营的规模和程度越来越高，这样就带来越来越多的离岸活动。

比如说，现在人民币已经“走出去”了，虽然人民币是中国的货币，但也在欧洲、纽约等地进行交易。我们经济中的很多主体，包括企业和银行，也越来越多地“走出去”，开展离岸活动。而在离岸活动里面，很重要的就是离岸金融活动。所以离岸金融就逐步发展起来了。

上海现在推出这个体系，我想思路是很明确的：它要适应中国经济最近几十年来持续不断地扩大对外开放。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经济主体走向全球，到四大洋、五大洲去开展各种各样的经营、交易和其他活动。而这些活动，都需要有金融的支持。中国的金融和过去相比，毫无疑问有了很大的发展。无论是我们的银行体系还是资本市场的体系，都已经具备了很强的能力。如果离岸金融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首先能让中资金融体系更好地支持全球的中国经济主体。

2026年8月29日，上海，陆家嘴地标建筑。 视觉中国

伴随着中国经营主体在国际上开展更多经营，也自然会面对更多的风险。而上海的离岸金融体系这一块是在岸的，无论在监管，还是在运用资源、政策对离岸金融和企业进行支持等方面，毫无疑问会有很多便利。

可以说，上海的离岸金融体系，是中资的各种机构和经营主体在海外遇到风险时的一个避风港和风险缓释区。在这个区域采取一些措施，对风险进行缓释，就能使外部冲击受到一定的阻击。这样一来，外部冲击对境内金融和经济主体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就会在相当程度上有所减缓。

除了支持我们自己的企业“走出去”，还有一类对象也需要考虑，那就是和我国开展各类贸易、投资和生产经营往来活动的国家和企业，我们要不要支持他们呢？当然也要支持。

这当中绝大部分是第三世界国家，是发展中国家，他们与我们有着广泛的经贸往来。如果他们能更好地获得我们的金融支持，一方面稳定可靠，另一方面成本也比较低。毫无疑问，一些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其服务成本比我们要明显高得多。这样一来，也可以让中国经济能够在全球拥有更好的发展空间，有更多的朋友，同时我们也为朋友提供更多的便利。这一块我认为同样是必不可少的。

此外，中国经济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们一些金融机构和企业已经很强大，而它们的总部、决策部门以及核心业务部门都还在岸上，比如在北京、上海。如果我们把在岸的离岸金融市场搞起来，就能给它们的沟通、决策和经营管理提供很多方便，明显是有好处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对支持实体企业在境外有更好的发展，乃至于降低各种成本，都有积极作用。

最后还有一条，在未来可能也会产生重要作用。离岸金融发展之后，我们在全球可能有很多离岸信贷，有很多离岸人民币的流动性等等。这些当然也需要管理。我们国家的战略很明确，要建立强大的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可以用离岸机制，对全球人民币的离岸流动性和定价等各方面实施管理，有助于对整个市场进行有效调节。

现在我们出现问题的时候，可能会通过香港做一些调节，但相对比较间接，香港特区的货币当局毕竟不是内地的货币当局，在目标上还是有一定差异的。如果说在上海有了离岸市场，通过这样的管道，让中央银行的一系列政策目标和要求能够通过这套机制来逐步实施，对全球市场都有好处。

美国也是这样，纽约的离岸市场发展之后，美联储作为美国的中央银行，对市场的管理又多了一个很好的手段、一个渠道、一个抓手。

王慧：除了离岸金融之外，我们国家也提出要建设金融强国，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离岸金融体系建设，对于金融强国，对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您之前说过，离岸金融体系的发展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临门一脚”的重要突破口，为什么这样说？

连平：离岸金融体系对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目前已经初步建成，并且有了很大发展。当然它还需要不断地提升，不管是能级也好，质量也好，各方面功能都需要进一步提升。

考虑到中国现有的经济运行的特点以及国际环境等各方面因素，中国目前显然还不便于迅速把金融市场完全放开，实行资本流动的完全自由和货币的完全自由可兑换。毫无疑问，这些条件目前是不够成熟的。未来，可能还会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继续实施合理的外汇和资本流动管理，避免受到比较大的冲击。

在这种情况下，要进一步扩大开放，让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能够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离岸市场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渠道。因为在离岸机制下，这一块儿基本上是放开的，它的开放程度会在相关领域逐步提升。对全球来说，进入上海的离岸金融体系就等于进入了国际市场。

这次的《行动方案》提到了六方面的核心业务拓展，都跟离岸有关。这些在国际金融中心原有的体制框架中，恐怕还很难顺利推进。有了离岸金融体系，就可以通过这一渠道将这些业务进行拓展，这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是非常有利的。

其中，除了有跟银行体系密切相关的业务，还有跟资本市场有关的业务。中国的银行体系是全球规模最大、实力最雄厚的，这一点无可争议。但中国的资本市场是最近这些年来才刚刚发展起来的，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需要一个非常良好的环境，需要有能够控制风险、保持持续稳定增长的条件和基础，而离岸体系的发展，未来可能会在这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持。

总体来说，我认为离岸金融体系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可以给国际金融中心赋能；另一方面，在赋能之后，它能让国际金融中心在未来能够更好地发挥其功能，支持中国的企业、金融机构在全球开展经营。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

2026年6月17日，上海，2026中国国际金融展在上海世博展馆举行。 视觉中国

王慧：这也是我们国家金融不断开放的很好实践。

连平：对，这个领域发展起来之后，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除了刚才我们讲的这些，还有一点非常现实，现在全球离岸市场有大量的经营交易活动，尤其是跟金融有关的经营交易活动，包括航运、保险等等。谁提供的服务最多？谁获取服务的报酬最多？是西方金融机构。

我们国家虽然贸易规模很大，航运规模很大，但在金融领域所获得的业务份额，特别是核心业务的份额，还是非常有限的。

说白了，这个钱该是我们赚的，现在我们没有赚到。原因在于我们缺乏这种功能，或者这种能力相对来说比较弱。

现在我们国家提出要建设金融强国，这就需要建设强大的金融机构。而离岸金融的开放，对于建设强大的金融机构，使其在未来有能力参与到全球最顶级的金融交易活动并具备竞争力这方面，提供了非常好的途径和推动力，同时也会给我们带来更多回报。该是我们的钱，我们还是要自己赚回来。

王慧：《行动方案》提出要在浦东先行先试，通过“物理集聚、主体限定、账户隔离”来推进。这三个词听着很专业，能不能给我们通俗地解释一下，建设离岸金融体系的打法是什么？重点要抓什么？推进节奏又是怎样的？

连平：我觉得《行动方案》的思路非常清晰。你刚才讲的这十二个字，就是它整体的框架。

第一是“物理集聚”。物理空间在浦东，这是明确的。为什么选在浦东？从1992 年设立浦东新区以来，这里形成了很好的改革创新的土壤，基础非常好。在这里开展推进，从全国来看是最合适的。

第二是“主体限定”。刚才我们提到，离岸金融是以非居民之间的交易为主。因此方案也明确强调主体限定在非居民。这主要是指非居民的企业，当然也有个人，但个人的规模可能很小。

第三是“账户隔离”。这是监管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离岸的账户和在岸的账户，在同一个金融机构里面是不能够混同的，要把它们分开，严格地进行隔离。也就是说，离岸账户走离岸资金，走非居民交易的资金，不能跟居民之间、甚至跨境之间的交易混同在一起。不过，这并不排除在未来推进过程中，在方案允许的范围内，因地制宜做一些适当的调整。但非居民之间交易这一基本框架是很明确的，没有变化。

除了这十二个字，《行动方案》还提了六个业务的核心的方向，包括离岸贸易金融服务、自贸离岸债、离岸再保险、财资中心资金运营、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非居民个人金融服务。《行动方案》把未来要推进的具体方向已经讲得比较清楚了。

除此之外，还有时间推进的安排，分三步走：第一步，到2027年，初步建立适应离岸金融业务的业务规则、风险管理和处置、营商环境等制度体系，基本的框架要搭出来；第二步，到2030年，逐步形成相对成熟的离岸金融制度和法治体系；第三步，到2035年，成为离岸、在岸高水平统筹协调发展的战略枢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

这几步的设置安排非常清晰。一步一步走，每一步达到一个明确的目标，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推进。

王慧：您刚刚提到六个方向，其中一个方向就是关于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我们看到，《行动方案》才实施一个多月，市场就出现了很多积极的变化，其中之一就体现在离岸人民币交易上。

今年6月陆家嘴论坛期间，央行宣布授权工行、农行等六家银行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根据外汇交易中心数据，随着六家试点银行加入，离岸人民币外汇市场日交易量从试点前期的10亿美元左右，增长到170亿美元的规模。这个数字在您意料之中吗？它说明了什么？是短期冲量，还是说市场对上海离岸人民币交易的需求本身就很大，只是之前没有渠道释放？

连平：基本符合我们的预期。短期出现一个爆发式的增长，这种现象在一些新开市场的初期阶段是比较常见的。毕竟人民币在全球外汇交易中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有了一定的份额，现在使用的面越来越广，交易量也在逐步扩大。

刚才我们提到，中国的商业银行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人民币头寸和交易需求也是最大的。所以，这六家银行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初期交易规模迅速上升，这是很自然的。

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在拓展的过程中，市场的流动性整体是在迅速发展的。另外，从币种来说，这个市场涉及的也不光是人民币，还有人民币与其它货币之间的交易，也就是我们说的离岸外汇交易，其中涉及到的币种不少，主要币种都包括在内。

此外，从市场运行情况来看，定价能力也在明显提升。毕竟这六家银行——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是中国最主要的商业银行，拥有丰富的人民币和外汇资源。中国银行是最大的外汇银行，这些年工行、建行、交行等在全球布局上也有了很大发展，所以交易需求的增长是显而易见的。

未来，我认为这个市场可能会让大型外资机构介入进来。现在试点阶段都是中资银行，继续推进的话就要引进更多金融机构，主要是让外资金融机构也要能够参与进来，这样它才是一个全球性的离岸交易市场。所以未来发展的前景还是非常可观的。

2020年3月13日，山西太原，一名银行工作人员正在清点货币。 视觉中国

王慧：您刚刚提到，市场在初期出现爆发式增长是正常的现象。那这种势头是否能够持续下去？我们可以关注哪些指标？

连平：我认为，未来可能不会再有持续的大幅增长，而是逐步、稳定的推升。如果遇到国际重大事件的冲击，市场当然也会出现一些波动。

另外，它毕竟涉及人民币同外汇之间的交易，当一些波动对我们有利的时候，市场需求可能会增大，短期内会有比较明显的增长。这些都需要我们根据国际市场的波动状况，来观察整个外汇市场的运行。

王慧：纵观国际上比较成熟的离岸金融中心，比如伦敦、纽约、新加坡、中国香港，它们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就是有吸引力的税收制度安排。上海要构建有特色、有国际竞争力的离岸金融税收体系，您觉得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可以跟这些成熟市场学习什么？

连平：税收是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和离岸金融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各国都非常重视，其中政策合理与否对整个市场的运行有较大影响。我们观察下来，从最早发展离岸市场的欧洲，到美国，再到亚洲的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它们有几个特点需要我们加以关注：

首先，这些地方的税收与国际水平大致在同一水平上。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个市场是一个几乎没有多少管理的市场，大家完全是国际化运行。如果你的税收偏高，那竞争力就不强了，别人的业务就不到你这里来做。如果你的价格贵，我能在香港做，干嘛一定要跑到新加坡去做呢？

第二是因地制宜。离岸体系免不了有优惠和豁免，很多离岸中心都有这样的操作。不同的金融中心在离岸方面有不同的诉求，它们会根据自身需求，有的是在某些方面业务上比较优惠，在某些方面可能不太优惠。对于一些它很需要发展的业务，可能就把那方面的税收豁免了。

现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已经给出了一个基本的框架，接下来有很多业务要做。我有点担心的是，在税收这个问题上，可能会更多地用国内税收管理的这套体制，用在岸的思路来管理离岸。这样一来，离岸市场要发展就比较困难了，因为它还要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参与竞争，能够在竞争中获得有利的地位。

如果把思路想明白了，这其实是非常清晰的一件事。这个市场它本身是一个非居民交易的市场，比如现在在日本、美国、欧洲的许多交易，我们能管那么多吗？肯定管不上，这完全是非居民之间的交易，不归我们管辖。虽然现在这块离岸业务来到了岸上，但请不要忘了，它依然是离岸。如果你用岸上的办法来管它，那它就不是离岸了。

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完全从实际出发，根据实际的需求来制定税收政策。在某些方面根据我们的需要适当调高一点，某些方面适当调低一点，某些方面可以豁免等等。总之，切记不可以把这个市场当成一个在岸的金融市场来进行管理。

王慧：现在这些成熟的离岸金融中心，它们的税收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水平？

连平：现在从亚洲来看的话，总体水平大概在12%-16%的区间。有的高一点，有的低一点。大概是这样一个平均水平。

王慧：跟在岸税收确实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连平：有很大的差距。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监管如何能够到位，如何能够管好。就上海离岸金融体系来说，方案很明确地强调了“一线放开、二线管住、交易留痕、风险可控”原则。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二线管住”，因为套利、套汇、洗钱等等都有可能发生在这一链条上。

在“二线管住”这方面，我们要按照境内金融以及跨境金融的管理要求来实施有效监管，包括行为监管、机构监管、功能监管、持续性监管、穿透式监管等等，所有的监管手段，都非常值得用上去，要进行严格的管理，实现不同领域、不同空间的全覆盖。我认为，这是未来整个离岸金融市场风险控制的基础工程。

王慧：《行动方案》出台之后，大家就一直在讨论，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停下来，就是上海发展离岸金融中心，是不是要跟香港抢生意？毕竟，现在香港就已经是很成熟的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处理着全球超70%的跨境人民币结算，拥有占比超半数的全球离岸人民币存款池，今年6月人民币清算量达53.2万亿元，首次在港超越港元与美元的结算规模，创下历史纪录。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在离岸金融这个事情上，上海和香港之间，到底是竞争关系，还是互补关系？双方在定位以及未来发展方面会有什么区别？

连平：我也注意到香港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对于这个问题，我有两点看法：

第一，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经济体，并且经济规模还在进一步增大，实质性能级非常大。因此，中国在全球的贸易、投资、生产经营的活动会越来越多，对离岸金融方面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也就是说，未来香港和上海能做的离岸金融业务的蛋糕会越来越大。上海跟香港之间不是零和关系，而是大家可以一起把这个蛋糕做大，一起分蛋糕。

第二，香港的离岸市场除了面向国际以外，它背后依靠的是珠三角、粤港澳地区。香港相当多的业务往来都是和华南地区以及境外之间的往来，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而上海的背后是长三角。最近几年，长三角地区的新质生产力快速增长，大量的先进科学技术投资和生产经营活动都落地在长三角地区，比较典型的就是最近安徽的长鑫科技上市，成为中国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这是长三角的优势，未来的发展空间会更大，会有很多企业有更多的离岸金融方面的需求。

香港背靠华南地区，上海背靠长三角地区，都有非常丰富的资源。未来，上海和香港在全球离岸金融市场上可以“双拳出击”，争取更多为我们所用的离岸金融资源和业务。对中国这个超大型经济体在离岸金融市场上获取更多的收益而言，这是一件好事。

香港中环，双层公交驶过香港中银大厦 视觉中国

当然，话说回来，竞争是难以避免的。但有一定的竞争也不是件坏事，大家取长补短、共同促进、共同提升，对于未来进入离岸金融市场最顶层的交易活动、提供最顶层的服务是有推动力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在未来出现竞争的时候，把它规范成良性竞争，让大家都能够得益，最终是国家得到好处。

王慧：既有竞争也有合作，最重要的是一起做大增量。除了离岸金融之外，还有几个相关的问题想要请教您。比如说金融制裁，如果美国真的对中国动用金融制裁，到底有哪些手段？这些手段的杀伤力到底有多大？

连平：这个问题在特朗普1.0的时候，可谓来势汹汹。美国为了打压中国、和中国进行博弈，做了很多事，比如科技领域的打压制裁；在贸易方面，特朗普政府去年推出了对等关税，力度非常大，中国也非常强有力地硬刚回去了。

但是，在金融领域美国不能说完全没有动作，像所谓的长臂管辖等也是存在的，但力度相对有限，并没有采取非常强有力的举措。

通常来说，美国在金融制裁方面，有两种力度比较大的手段，第一种就是把你排除在SWIFT（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系统之外。SWIFT系统是一个报文传送系统，所有投资和经贸关系所涉及的资金流动和往来，首先要通过这个报文系统，再进行资金划转。如果你被赶出这个系统，后面的资金就没法走了。

第二种是冻结境外资产——不仅是冻结美元，也包括其他货币，甚至黄金等等，只要在境外，美国能够得上的，都可以冻结。

最近这几年，美国对伊朗和俄罗斯用了这两个手段，对它们的经济运行确实带来了很大伤害。比如俄罗斯，他们打仗需要用钱，但资产被冻结了，几千亿美元的外汇资金用不了；同时，SWIFT系统没法参与，带来了很多交易上的困难，包括和中国之间的交易，虽然目前中俄之间的交易绝大部分用的是本币结算，但在实际运行中，一些外贸企业反映，跟俄罗斯做生意太难了，支付结算还是存在很大的困难。

王慧：您之前有一个判断，认为在非战争条件之下，美国对中国发动全面金融制裁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我们要警惕他们个别的“精准打击”。

连平：我现在还是这个观点，最近这七八年观察下来，在没有进入一种比较极端状态的情况下，美国不会轻易用这两种手段对付中国。

王慧：为什么？

连平：第一，全球很多国家都在SWIFT系统里面，中国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经济体。美国如果想把中国“赶”出去，首先得经过很多相关程序，毕竟SWIFT系统不是美国人自己搞的，这是一个全球金融界成员组成的协会，是很多银行共同参与的组织，是要投票的。俄罗斯和伊朗是被他们抓住了一些把柄，在联合国通过一些决议之后，SWIFT来执行这个决议。但对中国，它们做不到，很难推进这件事。

当然，如果将来遇到一些很极端的情况，这种结果也有可能发生。但问题在于，SWIFT如果把中国排除在外，它自己也会受到很大的冲击，毕竟我们是最大的成员之一，试问，中国和其他国家就没有交易往来了吗？不用SWIFT，我们可以用自己的CIPS（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了，很多国家也参与其中。如果将来不能走SWIFT系统，那就只能走CIPS系统，这部分交易就被拉到我们这边。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主体，贸易规模最大，投资排在全球第二，若大量交易走了CIPS系统，SWIFT系统不就被削弱了吗？这是SWIFT不愿意看到的。

至于冻结中国的资产，曾经也有人叫嚣过，但美国在这方面非常谨慎。首先它要考虑到，如果冻结别国资产的理由不充分，全球就会对美国产生极端不信任。别人把资产放在你这儿，是相信你的信用，如果哪天你因为跟我有矛盾了，不满意了，就把资产占为己有或者冻结，这是信用的极大沦陷，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尽管很多国家可能对俄罗斯、对伊朗也不是非常友好，但是看到美国只要有一点不满意就对它们采取这种措施，别的国家也心寒的。这个是信用的丧失，对美国来说，必须认真考虑。金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信用。

考虑到信用这个问题，美国也不会轻易动用这个工具。再说，美国也有很多资产在中国，这些资产的形态可能跟我们的不一样。中国一般不会对实业资产采取一些相关的措施，比如说美国企业家在中国的投资，中国不会对等地美国怎么做，我们也跟着怎么做，我们还是讲道理。但我们可以采取其他的手段去针对美国政府，这方面中国还是采取了许多相关的措施。

而且，尽管中国不一定会在某方面对等反制，但对美国毕竟也是一种威胁。这些手段我们现在不用，不等于我将来永远不会用。美国也意识到，如果中国采取对等措施，大家都差不多。虽然我们净资产可能比它高一点，但是它在我们这里的资产规模也是非常大的。如果美国冻结中国资产，中国采取对等措施反制，美国的损失会很大。

所以，一般情况下，美国不会轻易用这些手段。当然，也要考虑到，在一些特殊极端的情况下，美国动用这些手段的可能性。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让我们的净资产规模相对不要太大，能够缩小一些。比如我们再多借一些债务，像美国银行的信贷，使得我们的净资产缩小，资产负债相对比较平衡。这样呢，我们也就不怕了。

另外，现在很多人看到中国买了美国多少国债，就简单认为它们可能会被美国冻结，因为这些国债都是在美元系统里面。我想说的是，美国政府可能大致知道中国买了多少美国国债，比如几千亿美元，但他们并不知道这些国债在哪些账户里面。这里面的情况比较复杂，很多账户美国不清楚，所以它也不能完全控制。

2026年6月17日，上海，2026中国国际金融展在上海世博展馆举行。图为跨境银行间支付清算有限责任公司展台。 视觉中国

王慧：您刚刚提到了美元信任危机问题。最近这几年，全球央行都在增持黄金，减少美债配置，这像是一种无声的投票，也算是对美元信任危机的一种印证。您认为美元信用下降是一个短期波动，还是长期趋势？这会对全球金融格局产生怎样的影响？

连平：最近这些年黄金涨得很厉害，这其中伴随着通货膨胀的阶段性的发展，尤其是2020年疫情冲击之后，一些发达国家的通胀快速上升，直到现在通胀的粘性还很高。黄金抗通胀的功能在这段时间有了很好的发挥。

与此同时，近年来全球地缘政治冲突不断，俄乌战争到现在还没结束，中东又来了，而且也是拖着，打打停停，不可能在短期内迅速解决。这些问题的存在，就使得风险越来越大。黄金的避险功能也愈发体现出来。

但是，话说回来，我认为黄金上涨的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为有抗通胀和避险这方面的功能，而是整个国际货币体系出现了很大的危机，并且风险仍在不断攀升。

七八年前，那时候黄金还没怎么涨，当时我就提出了一个观点，我说未来10年黄金会有很大的涨幅。当时也不知道俄乌会爆发战争，也不知道通货膨胀怎么发展，但是我知道最重要的一条，那就是中美之间的博弈开始了。

这是一个新时代，是世纪大变局。美国会采取各种措施、各种手段不断打压中国的崛起，这不就是风险吗？同时，一些地缘政治因素也跟中美博弈有关，比如一些地缘方面的组织和团体认为美国主要目标是中国，所以可以在自己所在的地区采取一些措施，因为美国不会过多关注。

中美之间的博弈对全球产生了许多影响。最直接的结果就是美元信用体系越来越疲软，说得不好听，它在朝着崩塌的方向发展。大家看到，现在美国越来越弱，连对伊朗的战争这么长时间都打不赢，更别说地面战争了。这里面有一系列的复杂因素，但美国虚弱了，这个趋势是很明朗的。

与此同时，美国的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入不敷出，还动不动追加军费，伊朗战争一打，马上要军费，2000亿美元，这全是临时报出来的，导致美国的财政赤字越来越大。另外，美国的负债规模越来越大，债台高筑，美债规模现在已经差不多40万亿美元了。这个规模毫无疑问还会进一步扩张，美国每年还本付息压力很大。

加上美国经济衰落，美元持续贬值。虽然最近大家都在关注日元对美元的贬值，但有没有注意到美元对人民币也有很大的贬值？日元是很特殊的，日本经济、日本总体状况比美国更糟糕，所以日元会贬值，这个我们姑且不论。但美国对人民币也有明显的贬值，这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美国所建立的战后美元体系和美元信用，很明确地朝着持续崩塌的方向发展。

这样一来，各国都在想：美元不行了，我拿着美元，它不断贬值，未来美元风险很大。甚至美国还在出一些方案，要求一些国家多买债券，这完全是强盗逻辑，这样搞美国的信用体系更糟糕。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不相信美元了，拿什么好？拿欧元吗？欧洲经济不行，整个经济的发展、通货膨胀比美国还差，欧元显然是不适合持有的。日元更不用说。人民币正在崛起，中国经济的发展势头总体是好的，但是美国在打压它。所以大家看来看去，最安全的还是黄金。

黄金早已非货币化，现在只保留储藏功能，没有流通和支付结算的功能。但储藏毕竟还是有价值的，持有黄金至少能避险和保值。所以从长远来看，既然美元的信用的体系长期来看不被看好，那现在就要考虑多持有一些黄金。

欧洲中央银行成立之后，很多欧洲国家的央行觉得自己不需要有中央银行的功能了，所以就把自己的黄金给抛售掉了。现在一看，不行，我也得持有一些黄金，所以很多欧洲国家央行也在不断购入黄金。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包括俄罗斯、印度等国，也都在不同程度购入黄金。在这种需求的推动下，尤其是由中央银行主导的需求的推动下，黄金的趋势还是上升的。虽然最近这两年，中央银行黄金储备的比重明显上升，但是我个人认为还不够，因为未来风险的上升让他们觉得手里持有美元越多越不安全；哪怕持有的美元逐步减少，放在手里也是有安全方面问题的。

王慧：所以您认为全球央行会继续囤金？

连平：还会继续。除了各国央行，各国际组织，包括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体的方向也比较明确。所以我认为，黄金的行情没有结束，也不是什么阶段性的反弹，未来只要条件成熟了，经过一段时间的盘整，黄金价格还要继续向上，还有新的拓展的空间。

2026年2月20日，香港黄金交易所展出金条和银条。 视觉中国

目前黄金出现了较长时间的调整，这是完全有必要的，因为这一轮黄金从一千多美元/盎司一度涨到五千多美元/盎司，这个幅度已经够大了。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市场的获利盘是非常大的，所以一定程度的调整是完全有必要的。我认为，再有一些调整的过程，也是很正常的现象。但在阶段性调整之后，总体趋势并非是走入熊市。

我们把国际货币体系这个因素考虑进去，未来黄金的趋势就明朗了。国际货币体系在未来会极为动荡，因为美元不行了，而其他货币也无法取代。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会朝多元化方向发展，可能有四个方面的构成：

第一是主权国家货币，它们依然会扮演重要的角色，比如说人民币、美元。

第二是国家集团货币，比如欧元。欧盟不是一个国家，它是一个集团。但是这个集团不行，所以欧元也比较弱。

第三是国际组织推出的货币，比如SDR（特别提款权）。现在大家都在讨论SDR，它有它的优势。上个世纪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推出之前，最合理的方案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来的Bancor，这个方案类似于IMF推出的SDR，是一种记账单位。现在的形态就是SDR，而且也有一定程度的使用。未来如果美元体系出现重大风波或明显走弱、出现危机，有没有可能扩大SDR的使用范围？IMF毕竟是一个全球性的组织。但是，未来美国还会不会承认IMF，这不好说。如果大家都能接受，将来SDR也有可能作为一种类似美元的中心货币。毕竟美元是一个主权国家的货币，它存在着致命的缺陷，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但是SDR是国际组织推出的，它可以用一套机制来加以保证，未来倒可能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但现在看起来，也很难。

最后就是黄金。目前来看，其他货币都不太明确，黄金随行就市，需求大了价格就上涨。

我们要从长期的国际货币体系角度来观察——不是看10年、20年，而是看30年、50年，甚至更长时间。从1947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以来，到现在也有近八十年了，现在它正逐步走向衰弱。未来的路还很长，美元不会很轻易就退出历史舞台；人民币会进一步提升它在全球的比重，但是也很难一蹴而就成为大家普遍能够接受的货币，除非我们在国力、科技、军事等很多方面出现一些根本性的变化，那么这个时候人民币可能会迅速登上全球货币体系的舞台。

王慧：谢谢连平老师今天跟我们深入分析了离岸金融、金融制裁，包括国际货币体系，再次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连平：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