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科员带情妇劫机去台湾，被赏千两黄金，8年后绑架撕票接受死刑

“机长，必须去汉城！不然全杀了！”1983年5月5日，从沈阳飞往上海的296号客机上，冰冷的家伙顶住了机长的脑袋。

一场牵动了三方神经的劫持案，就这么爆发了。机上100多号乘客还不知道，这伙人不是为了钱。他们的目的地，是一个所有人都没料到的地方。

01

这事儿吧，得从一个叫卓长仁的人说起。

上世纪80年代初，卓长仁在辽宁省机电设备公司当汽车计划员。这是个啥岗位呢？在那个年代，这可是个实打实的“肥差”。

说白了，他手里攥着的是汽车指标。在那个啥都凭票供应的时期，谁能拿到指标，谁就能搞到车。卓长仁这个人，表面看普普通通，实际上脑子活络得很，胆子也大。

他早就看透了自己手里这点权力的“价值”，开始利用职务便利，中饱私囊。干啥呢？大肆倒卖汽车指标。

你想想，那个年代，汽车多金贵啊，他这么一倒腾，那钱来得可太快了。按他那个位置，简直就是降维打击，赚得是盆满钵满。钱来得太快，人就容易飘。

卓长仁不光是在经济上不安分，在生活作风上，也是个“狠人”。

他早就结婚了，有老婆有孩子。但在单位，他暗地里跟机械厂一个叫高东萍的女职工勾搭到了一起。高东萍呢，也不是个安于现状的主，两人算是一拍即合。

这事儿在80年代初，可不是小事。那会儿的风气还相当保守，婚外情这种事，简直是伤风败俗，是要被戳脊梁骨的。

他俩这关系很快就曝光了，在那个小地方，搞得是满城风雨。两个人走到哪，背后都有人指指点点。

高东萍的单位也找她谈话，给了严厉警告。卓长仁在单位更是抬不起头。这俩人，在当地的熟人圈子里，算是“社死”了。

但卓长仁这人吧，你不能用常理去推断。别人的指指点点，在他看来，可能根本不算个事儿。他心里盘算的，是更大的“买卖”。

他嫌弃正经工作来钱太慢，这种偷偷摸摸倒卖汽车的日子，他过得提心吊胆，但又极其享受。

他就像一个在钢丝上跳舞的人，一边是万丈深渊，一边是金钱美女，他觉得刺激得不行。

可卓长仁的“好日子”没过多久，一个巨大的阴影就笼罩过来了。

1983年，全国范围内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严打”。

这下可不得了。

“严打”是啥概念？就是从重从快。卓长仁心里跟明镜似的，他干的那些事，搁在平时，顶多算个投机倒把，经济问题，进去蹲几年。

但现在这个风口浪上，性质就变了。

他那些倒卖汽车指标的行为，数额巨大，这很可能被当成典型，直接按重罪处理。他越想越怕，越想越觉得，留在国内，绝对是死路一条。

再加上他和高东萍那点事，本来就被单位盯上了，天天被人戳脊梁骨。高东萍也受不了这种压力，天天催着卓长仁想办法。

摆在卓长仁面前的，就两条路。第一，老实交代，进去蹲着。第二，跑，跑到外面去。

以卓长仁的性格，他会选哪个？他当然选第二条。他不想坐以待毙。

杨坚存钱防乱世，儿子花钱造乱世。卓长仁这是犯事怕严打，不想着怎么补救，反而盘算着搞个更大的事来脱身。

他开始琢磨，怎么才能“安全”地跑出去。

他把目光投向了台湾。那时候两岸还处于对峙状态，他打听到，只要是大陆过去的人，在那边都会被当成“义士”，不仅给钱给地位，还给安排工作。

这个念头一出来，就在他脑子里疯狂生长。

他觉得，这简直是条通往“天堂”的路。他不但能摆脱“严打”的威胁，还能带着高东萍去一个没人认识他们的地方，过上“人上人”的生活。

这个计划太疯狂了。但他不这么觉得，他觉得这叫“富贵险中求”。

02

光有想法不行啊，得有行动，还得有帮手。卓长仁这个人，在社会上混了这么久，认识的“朋友”也不少。

他很快就锁定了几个目标：姜洪军、安卫健、王彦大、吴云飞。

这几个人，都不是啥安分守己的主，平时也经常干些违法的勾当，跟卓长仁算是一路人。卓长仁把自己的“宏伟蓝图”一说，这帮人立马就兴奋了。

其中，最关键的是姜洪军和安卫健。这两个人在沈阳体育学院的保卫处工作。

在保卫处工作，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们有机会接触到“家伙”——枪。

卓长仁的计划里，枪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没有枪，他怎么控制一飞机的人？

几个人一合计，分工明确。姜洪军和安卫健负责搞枪。

这俩人也是胆大包天。他们利用工作的便利，盯上了单位保险柜里的手枪。

动手前，这俩人还干了一件丧心病狂的事。

我刚查了一下，他们跟保卫处一个同事有过矛盾，临走前，竟然决定“报复”一下。他们向这个同事投毒。

所幸啊，这事被及时发现了，那个同事没出大事。

但枪，还是被他们偷出来了。

根据当时的记录，是4支手枪，还有30发子弹。

搞到“家伙”之后，这6个人（卓长仁、高东萍、姜洪军、安卫健、王彦大、吴云飞）就聚到了一起。

他们知道，投毒案和枪支失窃案，警方很快就会查到姜洪军和安卫健头上。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警方那边，也确实迅速反应。

投毒案一出，结合枪支失窃，立刻对姜、安二人发出了通缉令。

但所有人都没想到，这伙亡命徒，根本没打算在地上跑。

他们的目标，是天上的飞机。

1983年5月5日，这天天气挺好。沈阳东塔机场。

卓长仁、高东萍等6个人，伪装成普通乘客，混在人群里，登上了中国民航296号客机。

这是一架英国产的三叉戟飞机，航班计划是从沈阳飞往上海。机上连同机组人员，一共105人。

飞机准时起飞。

卓长仁的心跳得飞快，他紧紧握着藏在衣服里的手枪。

可刚起飞没多久，飞机突然广播，说遇到了点小故障，需要立刻返回沈阳机场进行检修。

这一下，给卓长仁6个人惊出了一身冷汗。

他们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暴露了？是不是地面上的人发现他们了？

6个人面面相觑，手都按在了武器上，就差当场发作了。

飞机降落回沈阳机场，地勤人员上来检修。卓长仁他们几个，在机舱里如坐针毡，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

结果呢？你猜怎么着？

还真是虚惊一场。

就是一个简单的机械故障，检修完毕后，飞机在上午10点多，再次起飞。

卓长仁长舒了一口气。他觉得，这可能是老天爷在考验他。既然考验通过了，那接下来，就该他“表演”了。

飞机平稳地飞行在万米高空。乘客们有的在看报纸，有的在闭目养神。

到了快吃午饭的时间。

驾驶舱里，领航员王培富准备出来拿点食物。

他一打开驾驶舱门，走进客舱，就觉得有点不对劲。

凭着职业的敏感性，他注意到有几个乘客，就是卓长仁他们那伙人，鬼鬼祟祟，眼神飘忽不定，还时不时地交头接耳。

王培富心里一动。他立刻叮嘱空乘人员，多注意观察这几个人的举动，有任何异常行为，马上报告。

说完，王培富立刻返回驾驶舱，把门锁好，然后向机长报告了自己的发现。

机长一听，也非常重视。虽然不确定是不是真的有事，但防范措施必须做。

机长让大家做好反劫机的准备。他们把驾驶舱的门牢牢锁死，还拿出了飞机上备用的木棒、消防斧，放在随手能拿到的地方，准备用于防身。

他们能想到的，都想到了。

但他们万万没想到，对方手里拿的，不是刀，是枪。

就在驾驶舱里高度戒备的时候，卓长仁他们也觉得时机成熟了。

他们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掏出了手枪。

“都不许动！”

乘客们哪见过这场面，一下就蒙了。卓长仁几个人根本不理会乘客，径直冲向驾驶舱。

他们疯狂地砸门，要求机组人员立刻开门。

驾驶舱里的人当然不肯开。

卓长仁彻底撕破了脸皮，他举起手枪，对准驾驶舱的大门，连续射击。

子弹瞬间就打穿了驾驶舱的门。

这下，机组人员和乘客才彻底反应过来——这不是普通的闹事，这是真的劫机！

枪声一响，整个客舱彻底炸了锅。

乘客们吓得四处逃窜，尖叫声、哭喊声混成一片。

卓长仁他们几个人，用枪指着乘客，让他们都老实待在座位上。

驾驶舱那边，情况万分危急。

机长为了干扰这伙歹徒，开始猛烈地操纵飞机，让飞机在空中剧烈颠簸。

这一招确实有点用，卓长仁几个人站都站不稳。

但他们是亡命徒，他们直接用子弹回应。

在搏斗过程中，驾驶舱的门最终还是被撞开了。

领航员王培富和报务员程梅冲在最前面，试图用身体和消防斧挡住他们。

结果，卓长仁抬手就是一枪，正中王培富。

王培富当场重伤倒地。程梅也在搏斗中受了伤。

鲜血染红了驾驶舱。

机长看到同事倒在血泊中，他知道，再抵抗下去，这伙人真的会杀了所有人。飞机上还有那么多乘客。

为了保护乘客的安全，机长被迫决定，放弃抵抗。

卓长仁一把推开受伤的机组人员，冲进驾驶舱，用手枪死死抵住机长的脑袋。

他威胁机长别耍花样，马上改航线。

机长强忍着愤怒，问他要去哪。

卓长仁吼出了那个目的地：“韩国！汉城！”

听到这个地名，机长的心沉了下去。

汉城？也就是今天的首尔。

在1983年，我国和韩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双方在政治上是处于隔绝甚至是对立的状态。

如果真的让飞机在那里降落，机上的100多号人会受到什么待遇，谁也说不准。

机长决定再搏一把。他在行驶过程中，假装听从指挥，实际上却悄悄偏离航道，想往别的方向飞。

但卓长仁这人非常狡猾，他手里也拿着地图在核对。

他很快就识破了机长的意图，用枪托猛砸机长的头。

他用枪指着外面的乘客威胁，如果再不按他的路线飞，他就开始一个一个杀人。

机长无奈，在乘客的性命威胁下，他只能听从命令，驾驶着296号客机，飞向了那片完全陌生的领空。

03

飞机进入韩国境内后，很快就遭到了韩国空军的战斗机拦截。

韩国方面也不知道这架民航机是啥情况，万分紧张。

卓长仁通过无线电，向韩方表明他们是“寻求政治避难”，要求降落。

经过一番周旋，最后，这架遍体鳞伤的296号客机，被迫降落在了韩国春川的一个军用机场。

我看了下地图，这个机场叫“佩奇营”（Camp Page），在当时，其实是一个美军基地。

飞机一落地，立刻被全副武装的军警团团包围。

卓长仁的计划，是把韩国当成一个中转站。他的最终目的，是想通过台湾当局驻韩国的“大使”，向台湾投诚。

但他想得太简单了。

韩国好歹也是个主权国家，怎么可能乖乖听他一个劫机犯的话。

双方就这么僵持住了。

卓长仁他们6个人，在飞机上控制着人质，韩国军警在外面把飞机围得水泄不通。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对峙了整整8个小时。

飞机上的食物和水快没了，乘客的情绪也濒临崩溃。

卓长仁他们6个人，也从刚开始的嚣张，变得越来越焦虑。他们没想到，这“投诚”的第一步，就这么难。

最后，还是卓长仁他们先撑不住了。

他们意识到，再耗下去，自己可能要先玩完。

最终，6个人同意缴械投降，释放所有人质。他们被韩国警方带走了。

飞机上的乘客和机组人员，总算是安全了。

飞机和乘客是安全了，但事情，才刚刚开始。

这事儿大了。

我国立刻通过各种渠道，同韩国方面进行紧急交涉。核心要求很明确：第一，立刻遣返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第二，交还飞机；第三，把卓长仁那6个劫机犯遣返回中国，接受法律制裁。

这在当时，是个天大的难题。

我再强调一遍，1983年，中韩两国没有任何官方关系。

怎么谈？谁去谈？以什么名义谈？

这起劫机案，就像一颗突然扔进水里的石头，把所有人都推到了一个尴尬又必须面对的境地。

韩国那边也很头疼。

最后，双方达成了一个默契：放下政治，先谈事务。

我国迅速组织了一个以时任民航总局局长沈图为首的代表团，飞赴汉城，处理此事。

这是啥概念？

这是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的官方代表团，第一次踏上韩国的土地。

整个谈判过程，充满了各种戏剧性。比如双方在称呼上就卡住了，我们叫“大韩民国”不合适，他们叫我们“中共”我们也不接受。最后双方妥协，我们叫“韩国”，他们就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

韩国方面在接待上，倒是很给面子。

他们把获救的乘客和机组人员，都安排住进了当时汉城最豪华的酒店，受伤的王培富等人，也得到了最好的医疗救治。

在遣返乘客和飞机的问题上，双方很快达成一致。

5月10日，296号客机载着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安全返回了中国。

这起劫机案的突发，阴差阳错地，竟然打开了中韩两国官方交往的大门。这次谈判，为两国未来的关系发展，撕开了一个小口子。

乘客回来了，飞机也回来了。

但最大的分歧，留在了最后——那6个劫机犯，怎么处理？

我们的要求很明确：遣返。

但这时候，另一股势力插手了，就是台湾当局。

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在得到消息后，简直是欣喜若狂。

他们把这事儿当成了一个天上掉下来的、绝佳的“反共”宣传素材。

你想啊，“6名大陆同胞，冒着生命危险，劫持飞机，投奔自由世界”，这剧本多好啊。

当时蒋经国接手政务，正需要这种“典型人物”来稳固人心，宣传国民党的统治“更得人心”。

于是，台湾当局立刻派人去韩国交涉，拼了命地要把这6个人“抢”到台湾去。

韩国政府这下被夹在了中间。

武则天一个女人当皇帝，男人不服，女人也不服。这韩国夹在中间，大陆不服，台湾也不服，谁都得罪不起但都得跪着听。

一边是中国大陆，刚刚完成了历史性的首次接触，关系微妙；一边是台湾当局，当时跟韩国还有着所谓的“邦交关系”，关系比较好。

怎么办呢？

韩国人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人，我们不遣返给大陆，也不立刻交给台湾。我们自己审！

理由是：劫机行为，是国际公认的犯罪，而且犯罪地点（降落）在韩国，韩国有司法管辖权。

1983年12月20日，韩国汉城高等法院开庭审理。

最后，以违反《航空运输安全罪》，判处卓长仁有期徒刑六年，姜洪军、王彦大五年，安子健、吴云飞、高东萍四年。

这个判决，看起来是“公事公办”了。

但谁都没想到，这只是台湾当局的缓兵之计。

他们在暗地里，一直在使劲。

仅仅过了一年多，到了1984年，时任韩国总统全斗焕就宣布，对卓长仁等6人进行“假释”。

假释的当天，这6个人就被秘密送上了飞往台北的飞机。

04

卓长仁6个人抵达台北松山机场的那天，场面那叫一个夸张。

台湾当局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各种高层人士都来接机，闪光灯闪个不停。

他们6个人，被包装成了“反共义士”，脖子上挂着花环，接受着“英雄”般的欢呼。

这种从“阶下囚”到“座上宾”的巨大转变，让卓长仁彻底飘了。

为了表彰他们的“义举”，台湾当局发放了巨额奖金。

我刚去查了这个数字，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每人获得了1000两黄金。

1000两黄金啊！在80年代！

1两约等于37.5克，1000两就是37.5公斤。6个人，就是225公斤的黄金。

这笔钱，让他们一夜暴富。

当局还给他们安排了“体面”的工作。卓长仁几个人，摇身一变，成了各种官方或半官方机构的“干部”。

卓长仁被捧上了天，走到哪都是奉承和吹捧。

人一有钱一有地位，就容易变心。

卓长仁很快就看腻了跟他一起“共患nan”的高东萍，在外面又交了新的女朋友。

这下高东萍可炸了。

她跟着卓长仁，抛弃了家庭，背井离乡，最后还坐了一年牢，结果换来这个下场？

高东萍开始大吵大闹，两人一度撕破脸，把家丑闹得人尽皆知。

这就让台湾当局很尴尬了。

他们费了牛劲，把这几个人打造成“为自由和爱情不顾一切”的“义士”形象，结果你们自己先内讧了？这宣传怎么搞下去？

为了维护这个“义士”的完美形象，当局不得不出面，不断地从中调解。

说白了，就是半强迫、半利诱地，非得让他俩和好。

最后，到了1988年，卓长仁和高东萍在当局的“撮合”下，正式登记完婚。

这场婚礼，办得也挺隆重，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更像是一场给别人看的政治秀。

婚后的生活，并没有像卓长仁想象的那么美好。

他拿着那笔巨额奖金，开始学着台湾人搞投资。但他哪是那块料啊，他会的，就是投机倒把。

结果，投资一个，赔一个。

隋朝中了历史彩票，一夜暴富，两代败光。卓长仁这也中了彩票，1000两黄金，几年就败光，像不像拆迁户？

没过几年，那千两黄金，就快被他挥霍一空。

高东萍呢，也是个花钱大手大脚的主，两人都是只管花，不管赚。

更要命的是，风向变了。

蒋经国去世后，台湾的政治环境开始发生变化。两岸关系也逐渐解冻，台湾当局开放了对大陆的探亲限制。

这时候，“反共义士”这个身份，就变得越来越尴尬了。

以前是宝贝，现在成了累赘。

有好事儿的台湾记者，出于好奇，真的跑到了卓长仁他们的老家去探访。

这一探访不要紧，把他们的老底都给掀了。

什么“义士”？

原来卓长仁在大陆，就是个抛妻弃子、贪污腐败在逃的亡命徒！

真相一揭晓，台湾社会一片哗然。

卓长仁他们，从“英雄”瞬间变成了“过街老鼠”，受尽了人们的鄙夷和白眼。

祸不单行啊。

卓长仁的投资，赔了个血本无归。高东萍也因为花钱无度，两人很快就变得一穷二白。

从云端跌落谷底，这种滋味，比蹲监狱还难受。

卓长仁不甘心。他过惯了那种挥金如土的日子，怎么可能回去过穷日子？

他脑子里，又开始动起了歪心思。

05

1991年，卓长仁彻底山穷水尽了。

他不甘心就这么认命，他决定，再“干一票”大的。

他找到了当年一起劫机的“老战友”姜洪军。姜洪军在台湾混得也不咋地，两人一拍即合。

他们把目标，盯上了台湾国泰医院副院长王欲明的儿子，王俊杰。

为什么选他？

第一，王俊杰家里有钱，是医院副院长的儿子。第二，王俊杰社会经验比较少，好下手。

卓长仁认为，这是个完美的“提款机”。

1991年8月16日，卓长仁出面设局，以介绍土地买卖为借口，把王俊杰约到了一个僻静的地方。

王俊杰根本没想到，这个当年大名鼎鼎的“反共义士”，会对自已下手。

刚一见面，卓长仁和姜洪军就图穷匕见，联手制服了王俊杰。

王俊杰当然拼命反抗。

在搏斗过程中，王俊杰的头部被卓长仁他们用重物击中，当场就倒地不起了。

卓长仁一摸，人没气了。

杀了人。

眼见闹出了人命，卓长仁这个人，心理素质是真“好”。他丝毫不慌，和姜洪军把王俊杰的尸体拖走，抛尸荒野。

你以为他会害怕逃跑？

不。

第二天，他竟然还按照原计划，给王俊杰的父亲王欲明打电话。

他告诉王欲明，你儿子在我们手上，拿5000万赎金来换，不然就撕票。

他以为王欲明会乖乖给钱。

但他没想到的是，王欲明在接到电话的第一时间，就选择了报警。

这桩绑架杀人案，在当时的台湾社会，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一个是“反共义士”，一个是名医之子。这太有戏剧性了。

台湾警方也不敢怠慢，迅速展开调查。

卓长仁和姜洪军，根本就没啥反侦察能力。他们很快就暴露了。

警方迅速锁定了卓长仁，并将他逮捕。

眼见大事不好，卓长仁又想故技重施。

他想用自己那个“义士”的身份来威慑警方，以为当局还会像当年一样保他。

但他想错了。

时代，早就变了。

他那个“义士”的护身符，早就不管用了。在台湾民众眼里，他现在就是个杀人犯。

这桩案子，从1991年开始，经历了漫长的审理和上诉。卓长仁在法庭上，还各种辩解，试图脱罪。

但证据确凿。

这案子拖了整整10年。

2001年8月10日，卓长仁和姜洪军被押进了刑场。

据说，卓长仁被执行枪决的时候，身上还穿着18年前，他劫机时穿的那件风衣。不知道他是想炫耀，还是在忏悔。

卓长仁这也算是个人才，1983年敢劫机，结果在韩国判了6年。

台湾当局把他“捞”出来，他立马成了“英雄”，在外面风生水起。

他以为这事就过去了，结果到了1991年，因为绑架杀人，还是被揪出来了…你说这图啥呢。

这案子拖了10年，没想到吧，2001年8月10日他就被执行了枪决。

至于高东萍，她领走了卓长仁的尸体，后来搬进了廉租房，靠救济金过日子，最终在2014年去世，也算是一场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