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还有延续下去的可能吗？有的，但被年轻气盛的载沣给玩砸了

文｜老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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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当年吴起不服田文位居相位在自己之上，当面诘问田文，田文就是这样回答他的：新君刚立、人心浮动的时候，才最需要我这样的人坐镇。

光绪三十四年，这句话又一次应验了，三岁的溥仪登基，摄政的是他二十五岁的父亲载沣。这个年轻人手里其实还捏着几张能周旋的牌：朝中不缺懂洋务的老臣，地方督抚还没到离心离德的地步，立宪派也还愿意跟朝廷谈条件。可惜这几张牌到了他手里，三年下来越打越少，路是越走越窄，等他自己意识到不对的时候，已经没有回头的余地了。

今天老达子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三年里，载沣到底是怎么一步步把牌打光的～

一道“足疾”圣旨背后的杀心

载沣刚上台那阵子，心里憋着一股火。传闻光绪临终前留过话，要他杀掉袁世凯，替自己报当年戊戌年那笔旧账。载沣确实动过这个念头，找来奕劻、张之洞商议，两人都劝他不能杀——袁世凯手握北洋新军，一旦逼急了，闹出兵变，谁都收不了场。载沣掂量再三，没敢真动刀，改成一道谕旨，说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命他回籍养疴，用一个体面的理由，把这位权势正盛的重臣打发离京。袁世凯早年跟家乡的兄长因为生母丧葬的事结了怨，发誓不回项城老家，这次干脆去了彰德府安阳县的洹上村，住进自己置下的一处别墅，遥控着北洋的旧部。

这一手看似解了心头之恨，实际上是把最锋利的一张牌折断了刃。袁世凯没被杀，官职没了，兵权却没真正被收回来，北洋新军上上下下，从统制到管带，大半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旧部，人虽然走了，那套人情网络和指挥体系却原封不动留在了军营里。载沣既没能把袁世凯连根拔掉，也没能顺手把北洋军收归朝廷，反倒白白结下了一段不死不休的旧怨，这段恩怨，几年后还是要靠他自己低头去化解，只是那时候局面已经比当初凶险太多。

军咨府、禁卫军和两个弟弟

载沣动的另一个心思，是把兵权攥进皇族自己手里，这事其实跟罢黜袁世凯几乎前后脚。早在罢袁前几天，他就已经下旨组建了一支只听命于自己的禁卫军，交给载涛、毓朗、铁良专门训练统领。罢袁之后，他又把军咨处从陆军部独立出来，交给贝勒毓朗和亲弟弟载涛两人共同管理，专门负责赞襄军令、统筹国防这些事；又先设了个筹办海军事务处，让另一个弟弟载洵和萨镇冰一起当筹办海军大臣，一年多以后才正式改组成海军部，载洵这才成了首任海军大臣。朝廷又以宣统帝的名义下了道上谕，命他代行陆海军大元帅的职权。

这套操作摆在纸面上，像是雷厉风行的强硬集权，实际做起来却处处露怯。载涛、载洵这些年轻皇族，论出身够高，论带兵打仗的本事，几乎都是外行，平日里更热衷去欧洲各国考察军事、参观阅兵，回来之后也只学了几分排场。兵权是实打实往皇族自己人手里揽了，可接手的人却指挥不动军队，朝堂上满汉之间、皇族内部各派之间的争斗反倒因此更凶，谁也不服谁，没人能真正统合起局面。这步棋，是把牌从对手手里抢回来了，可自己这边根本不会打，等真出事的时候，手里这副牌照样打不出去。

一张让全国炸锅的铁路国有令

真正让局势失控的，是一桩本可以慢慢商量的经济政策。宣统三年，邮传大臣盛宣怀力主推行“铁路干线国有”，要把民间集资多年修建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朝廷，再拿这些路权向外国银行团借款。这道政策在四川民间引来轩然大波，无数中小股东多年攒下的血汗钱眼看要打了水漂，保路同志会应声而起，四川各地罢课罢市，声势越闹越大，一天比一天难以收拾。

面对这场本质上是经济纠纷的风波，朝廷选的不是安抚，是镇压。清廷下令四川总督赵尔丰武力弹压，枪杀请愿的民众，一下子把经济诉求逼成了流血冲突；又派铁路大臣端方带兵入川支援，为了凑够进川的兵力，连湖北的新军都被抽调走了一部分。这一抽，武昌的防务当场就出现了缺口，真正发动起义的，正是留守城内、没被抽调走的那部分新军官兵，恰恰是这个防务缺口，给了他们发难的机会。

一桩本该坐下来谈的经济政策，硬生生被处理成了一场军事对抗，顺带给了革命党人一个天赐的破绽。带着抽调兵力入川的端方，武昌起义次日行至川东的万县，陆续收到了武昌兵变的消息，随行的新军军心开始动摇。他没有回头，还是继续带兵西进，一个多月后才走到资州，这时候四川好几个地方都宣布独立了，进退两难。随行的新军就地哗变，端方自己也死在了乱军之下。

炸弹响过之后，他却先辞了官

有意思的是，载沣对待政敌和对待危局的态度，几乎是拧着来的。宣统二年，汪精卫、黄复生一伙人在什刹海北岸的甘水桥下埋炸弹，谋刺载沣，事情败露，汪精卫、黄复生和另一个同党罗世勋一并被捕。同去张罗炸药的喻培伦，埋炸弹那天虽然被附近百姓瞧见了，几人一合计，判断官府只是意外挖到了炸弹，并没摸到自己这几个人的底细，行动其实没真暴露，还是按原计划让喻培伦去了日本补充采购炸药、陈璧君去南洋筹钱，自己跟黄复生留在北京，等炸药运到再动手。

清廷是十几天后顺着炸弹零件的制造线索查到了卖家的铁铺，这才抓的人，喻培伦提前离京，倒是躲过了这一劫。汪、黄二人受审时把罪责全揽到自己身上，始终没供出他。这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是够得上凌迟处死的谋大逆重罪，朝中不少人也主张严惩，以儆效尤，载沣却出人意料地法外开恩，汪、黄二人判了个永远监禁，罗世勋判了十年监禁，都没判死罪，也没有深究到底、株连更多的人。对威胁自己性命的刺客，他反倒表现出少见的宽厚。

可等到武昌起义真正炸响，局势危如累卵的时候，他却拿不出半点魄力。北洋新军是袁世凯一手带出来的兵，载沣这个摄政王根本调不动，派去湖北督师的荫昌带着队伍走到半路，连仗都没怎么打，前线的将领对朝廷的调令阳奉阴违。朝廷上下翻遍名册，能收拾这个局面的还是只有那个被他撵回老家、赋闲了三年的袁世凯。载沣只能咽下这口气，先起复袁世凯为湖广总督，没过多久又低头请他出任内阁总理大臣，把军政大权拱手交了出去。自己则在宣统三年十月十六日，主动缴还监国摄政王的印信，退归藩邸，从此再没插手过朝政。走出宫门那天，他回家对妻子说，从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

老达子说

那句“从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是载沣卸任那天回家说的原话，语气据说还带着几分轻松。三年前他接过这副摄政王的担子时，才二十五岁；三年后放下的时候，清朝两百多年的江山，也跟着一起放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