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电视片引用毛主席一句话，熊向晖认为不妥：原来是斯诺误传的

1970年12月18日清晨，中南海丰泽园游泳池，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进行了一次长谈。多年以后，真正引发争议的，并不是这次谈话本身，而是记录中一句带有双关意味的话，怎样在传播过程中被改了主语，又被安放到了错误的场合。

当天凌晨5点左右，王海容接到通知，毛泽东要见斯诺。她随即叫上唐闻生，赶到北京饭店寻找这位美国记者。电话无人接听，两人只好敲门。斯诺前一晚参加活动到深夜，睡得很沉，直到工作人员说明“有位老朋友要见他”，才匆忙起身。

斯诺很快赶到中南海。毛泽东当时穿着睡衣，身体并不算好，但谈话持续了很长时间。唐闻生负责翻译，王海容参与记录，双方谈到了个人崇拜、中美关系以及未来两国是否可能建交等问题。

谈到一些人“怕说错话”时，毛泽东说，自己不怕说错话，是“无法无天”，还接着用了一个歇后语：“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里的“无法无天”，并非藐视一切规矩，而是借“无发”与“无法”的谐音，表示不受恐惧束缚。

斯诺当时听到了这句话。唐闻生后来说明，翻译时采用了直译，并特意解释其中的含义，避免外国读者把它理解成贬义。谈话记录也表明，这句话属于中南海会见内容，并不发生在天安门城楼上。

问题的另一端，牵涉到斯诺与毛泽东长达数十年的交往。

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斯诺前往陕甘宁边区。他在延安一带采访了中共领导人，并于当年7月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斯诺后来回忆，毛泽东身材较高，面容清瘦，双眼有神，给人的印象很像一位有坚毅气质的政治人物。

那次采访并非简单问答。斯诺住处离毛泽东的窑洞不远，两人多次交谈。毛泽东向他介绍红军长征，也谈到中国革命的处境。斯诺看到的，是一群与旧式社会面貌截然不同的年轻人：他们衣着简朴，却有明确目标，能够讨论政治、军事和民族前途。

这些经历后来成为《西行漫记》的重要材料。该书在西方传播后，使许多外国读者第一次较为具体地了解了陕北根据地和中国共产党。斯诺因此被中国人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并非没有来由。

1939年9月，斯诺再次到访陕北。一次宴会上，毛泽东向在场人员介绍他说：“斯诺先生是站在人民大众方面的，他是共产党的好朋友。”这段关系并没有因新中国成立而中断。1960年和1964年，斯诺曾两次访问中国。

不过，斯诺在美国国内也曾遭遇政治压力，甚至一度被指责为“亲共”。到20世纪60年代末，中美关系出现变化，他重新成为双方接触时可以借重的人物。1970年，黄镇奉命做他的工作，劝他申请访华。

斯诺起初并不痛快。他对过去受到的冷遇仍有怨气，还说自己刚做过手术，医生不让远行。黄镇没有急于催促，而是不断提起1936年陕北相识的往事，并告诉他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在关心这次访问。斯诺最终同意成行。

1970年8月，斯诺夫妇抵达中国。国庆前后，毛泽东邀请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1周年庆典。两人确实在城楼上见过面，但公开材料没有证明毛泽东在那里说过“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真正有完整记录的谈话，是12月18日中南海那次会见。斯诺后来撰写文章时，却把这段谈话中的内容与另一种表述联系在了一起。

1971年4月，斯诺分别在意大利和美国发表有关毛泽东谈话的文章。文章末尾写道，毛泽东说自己“不过是一个带着把破伞云游世间的孤僧罢了”。这句话后来又收入《漫长的革命》。

熊向晖查阅材料后认为，这并不是毛泽东在那次谈话中的原话。斯诺文章中的“孤僧”和“破伞”，很可能是对“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改写或误传，但两者所处场合、表达方式和语境都不相同。更关键的是，斯诺把原本记录中的意思，写成了“他说，他不过是……”的文学化叙述。

这类加工如果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或许可以讨论；一旦被当成历史原话，就必须重新核对。遗憾的是，这个区别后来没有被严格保留。

1990年夏，电视政论片《世纪行》播出。片中把斯诺文章中的“他”改成“我”，解说成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斯诺说：“我就像一个手执雨伞云游四方的孤僧。”随后又接上“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熊向晖认为，这样一来，两个来源不同、场合不同的句子被拼接到了一处，既改变了原文，也制造了新的历史情节。他曾撰文指出，不能把未经核实的外国材料直接当作确切史实，更不能用艺术加工替代原始记录。

胡乔木也注意到了《世纪行》解说词中的问题。中宣部随后组织人员重新核对史料，对相关解说词进行修改。龚育之在观看节目后，也分别致信总策划和总监制，明确指出“孤僧”说法与原始记录不合，建议删去。

但修订并没有立即彻底消除影响。1990年12月26日，电视节目再次出现类似表述。龚育之随后致信《人民日报》，报社对此予以重视，并刊登了他的意见。一个流传多年的说法，才被正式摆到史料核查的层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