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我是一名在看守所工作了十二年的管教，很多人问过我，犯人被执行死刑的前一天，都是怎么度过的？今天我来告诉大家。这不是电影里那些悲壮的怒吼，或者刻意煽情的痛哭，真实的死亡倒计时，往往安静得让人觉得压抑。
那天早晨八点，长廊里传来了不属于这个时间段的脚步声。皮鞋踩在水泥地上，踏、踏、踏，声音很重。我拿着钥匙，跟在法院的同志身后，走向了四监区最深处的那个监室，里面关着的人叫林平。
半年前，他因为一笔要不回来的工程款，带着刀去了包工头家里。原本只是想吓唬对方，但在激烈的争吵和推搡中，包工头随手抄起花瓶砸向了林平，林平脑子一热，手里的刀就捅了出去。一刀致命。从案发到一审、二审，再到最高法死刑复核下达，他在这里住了将近一年。
我把钥匙插进沉重的锁孔，“咔哒”一声，铁门推开。
监室里原本有细微的说话声，门开的瞬间，死一般的寂静。所有在押人员都停下了动作，齐刷刷地看向门口。林平当时正坐在铺板的边缘，手里还拿着一把塑料牙刷。他看到法院同志制服的那一刻，手腕明显地抖了一下，牙刷掉在地上，发出一声脆响。
法官展开文件，声音没有任何起伏地宣读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核准裁定书，整个过程不到三分钟。林平没有像一些年轻犯人那样双腿发软瘫倒在地，他只是机械地站着，喉结上下滚动，嘴巴微张着，却发不出一点声音。他的脸色在那三分钟里，肉眼可见地褪去了血色，变成了一种毫无生气的灰白。
“林平，听清楚了吗？签个字吧。”法官把笔递给他。
他伸出手，那只手抖得根本握不住笔，试了三次，才勉强在纸上画出了两个歪歪扭扭的名字。签完字的那一刻，他长长地吐出一口气，那口气里，有恐惧，也有某种等待终于落地的解脱。
按照规定，宣判后他被移交到了单独的监室，由两名管教和两名表现良好的在押人员进行二十四小时看护。
上午十点，我倒了一杯温水递给他，并在他面前坐下。他接过水杯，两只手捧着，感受着塑料杯壁传来的温度。
“管教，明天几点去刑场？”他问我，声音嘶哑得像砂纸在墙上摩擦。
“早晨六点半。”我看着他的眼睛，没有避讳。因为在这个时候，任何虚假的安慰都是残忍的，他们需要的是准确的信息来安排自己仅剩的时间。
他点点头，看着水杯里微荡的水波。“我以为我会很怕，其实现在脑子里全是空的，就是觉得冷。”
我给他拿了一件厚外套披上。随后我按例询问他，最后一顿晚餐想吃什么。林平想了很久，摇摇头说：“管教，能麻烦厨房给我下碗西红柿鸡蛋面吗？面条煮烂一点，多放点汤，我老婆以前总给我做这个。”
吃完饭后他借了纸笔，坐在小桌板前写遗书。写写停停，有时候笔尖悬在纸上半天落不下去，眼眶红了，他就仰起头，把眼泪逼回去，然后再接着写。他一共写了三封信，一封给年迈的父母，一封给妻子，最后一封，留给他刚刚考上初中的女儿。
下午两点，是安排家属见最后一面的时间。
会见室隔着厚厚的防爆玻璃，林平走进去的时候，他的妻子和女儿已经坐在那里了。妻子穿着一件旧风衣，头发有些凌乱，眼圈红肿得像桃子。女儿紧紧抓着妈妈的衣角，眼神里满是惊恐和不知所措。
林平坐下，拿起电话听筒。玻璃那头的妻子也颤抖着拿起听筒。两人隔着玻璃看着对方，足足有一分钟，谁也没有开口说话，只有沉重的呼吸声通过电流传导着。
“衣服带了吗？”林平率先打破了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