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25年法警,今天告诉大家,犯人被枪决的前一天都是怎么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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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守所里的气味是常年不变的,那是一种混合了劣质消毒水、受潮的被褥以及人体汗液的味道。在这里工作了二十五年,我押解过无数次犯人,从法庭到看守所,再从看守所到刑场。很多人对死刑犯的最后时光充满好奇,电影里总是演得要么慷慨激昂,要么歇斯底里。

但现实远没有那么戏剧化,当死亡的倒计时真正开启时,人所展现出的,往往是一种令人窒息的沉重与本能的恐惧。

那是一个深秋的早晨,雾气很重,看守所高墙上的铁丝网凝结着水珠。我的任务是配合法院的法官,向在押人员赵鹏宣读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裁定书。这也就意味着,他的生命只剩下最后二十四个小时。

赵鹏是因为故意杀人进来的,两年前,他因为一起债务纠纷,在极度冲动之下用一把水果刀刺穿了债主的颈动脉。在看守所关押的那两年里,他从最初的暴躁、抗拒,逐渐变得沉默。他知道自己的结局,但“知道”和“面对”,完全是两回事。

铁门被沉重地推开后,我和另外两名同事走进了提审室。赵鹏被带出来的时候,还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但他看到法官制服的那一刻,脚步明显停滞了一下。脚镣拖在水泥地上,发出刺耳的“哗啦”声。平时那声音听起来只是枯燥,但在那天,它像是某种丧钟。

法官照本宣科地宣读了裁定书,语速平稳,没有任何感情色彩。最后那句“核准死刑”落下时,提审室里安静得连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见。



赵鹏没有大声哭喊,也没有像某些老赖那样瘫软在地。他的脸色在几秒钟内褪去了所有的血色,变成了一种死灰般的惨白。他的喉结上下剧烈滚动,张了张嘴,却什么声音也没发出来。他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那种颤抖不是因为冷,而是从骨头缝里透出来的、对生命即将终结的极度恐惧。

法官递过笔,让他签字。赵鹏伸出手,那只手抖得根本握不住笔,他在纸上划了半天,才歪歪扭扭地写下自己的名字。签完字,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充满了空洞和茫然。他问了一句很轻的话:“李警官,是明天吗?”

我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一个字。从那一刻起,赵鹏就被转移到了专门的待决监室。按照规定,死刑犯在临刑前的最后一天,必须有法警和管教干部二十四小时寸步不离地贴身看守。所有的尖锐物品、鞋带、甚至是可以撕成条状的衣物都被严格清理。

上午的时间过得异常缓慢,赵鹏坐在床铺的边缘,双手戴着手铐,中间连着脚镣,整个人佝偻着。他盯着地面的某一个点,一动不动,像是一尊失去了灵魂的雕塑。

快到中午的时候,他突然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像是在砂纸上摩擦过:“李警官,能给我支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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