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着第一副部长不用，却空降陈毅当外交部长，现在才知这招太高明

1958年2月，中央决定由陈毅兼任外交部长，这项任命引起了一定的争议。众所周知，陈老总作为党内的万金油，无论是打仗还是搞根据地建设都有一套，可他在外事领域还算是新手。

实际上，陈毅自己得知这项任命的时候，也感到意外。他与那时许多干部一样，都属于从部队调入外交系统的，为了不影响国家大事，陈毅也曾向周总理坦言自己性格冲动，并不适合搞外交。

陈毅的自我怀疑并非客套，而是基于长期自我认知的真诚判断。他一生以“横刀立马”为荣，说话直来直去，做事大开大合，与外交场上那种“话不说满、理不挑明”的含蓄风格完全南辕北辙。

但他不知道的是，毛主席恰恰看中了他存在这种“漏”。1958年的中国，也需要一个能在谈判桌上拍桌子的人。

我们言归正传，在当时新中国成立后，中央着手组建外事部门，此后十多年间，外交工作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不过，由于外交系统刚刚建立，人才储备严重不足。

因此外交部绝大多数时间都是由周总理带队负责，总理靠着他出色的外事能力，带领外事团队取得一个又一个耀眼的成绩。

然而到了1958年，中国的外交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也陷入到了困难中。

周总理长期负责外交工作，国内又有许多事情要他操心，工作实在太过繁忙，需要有人帮他分担一部分。因此，中央才任命了新的外交部长，虽然接下来外交部的工作还是周总理主抓，但也算是有人能承担一部分重要工作了。

在人选上，外交部可用的人还是很多，比如第一副部长张闻天，还有王稼祥等人。

他们自建国后就长期跟随周总理一起处理外交部的工作，二人在党内无论是资历还是功绩都十分出色。不过中央这次没有从他们中挑选，而是直接空降了陈毅担任部长。

为什么会这么选择呢？陈毅向总理说明情况的时候，总理也告诉他选他的原因，这一切正是毛主席的意思。

毛主席对党内诸人的工作能力与性格都是非常了解的，陈毅更是主席多年的老友，毛主席自然清楚他到底适不适合外交工作。其实从当时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对陈毅的任命能看出，主席这招另有深意。

1958年，中国迎来了外部环境的一次大考验，对外方面，中苏关系开始恶化，苏联开始撤回援助的同时，也酝酿着对中国的一系列打击。中苏关系的改变，也就使得张闻天与王稼祥不再适合担任这个职务。

回顾历史，人们能够发现各国在外交领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一旦对某个国家的态度发生转变，就会换掉之前与那个国家关系不错的外事官员，换上态度对立的外交官。

这种做法不仅是为了工作，也是对外表明国家当前的外交态度。张闻天与王稼祥早年留学苏联，后来二人又长期担任驻苏大使，是中苏关系蜜月期外事工作的代表人物。

如今两国关系破裂后，他们自然就不太适合作为外交部长出现在外事领域。毛主席选择陈毅，正符合当时中国的外交战略，那就是要对待苏联以及外部诸多国家要强硬到底。

这种“换人即表态”的外交惯例，在国际上是一种默许的语言，它不需要发表声明，不需要外交部照会，任命一个人本身就是一个信号。

陈毅的上任，本身就是中国向世界发出的第一条信息：苏联不再是中国的“老大哥”，中国也不再是跟在苏联后面的“小兄弟”。

这个信号比任何外交辞令都更直接，因为它是用一个人的身份来传达的，一个打过淮海战役、当过上海市长、敢跟任何人拍桌子的人，被放到了对外的窗口上。

这种人事安排的潜台词是：如果你还想用不平等的方式对待中国，那你面对的人已经换了。

当然，陈毅并非外事工作的门外汉，他很早就作为代表团成员，跟随周总理参加了许多外事工作。

陈老总还曾表示自己跟着周总理当实习生，二人搭档处理了许多重要的外交事件，虽然陈老总没有独当一面，但也有了一定的经验。

更重要的是，毛主席选择他，不是让他完全负责外事工作。从后续的工作安排来看，周总理依旧主导着外交部的工作，接下来许多重要外事突破，总理还是操盘手。

因此陈老总名义上是外交部长，实际上还是作为助手协助周总理处理工作。这样就能避免他因经验不足，影响外交部工作的情况。

在主席看来，陈老总是当时最适合搭档周总理的人，周总理的外交能力毋庸置疑，虽然总理一向温和，但面对敌人的时候也是坚韧不屈。

不过周总理温和友善的外交方式，已经在国际社会上有了极大的影响，突然转变态度有损总理的外交形象。

用通俗点的话来说，当时外事工作需要有个专门负责强硬的人，跟总理搭档，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要说国内对苏联强硬派的代表，无疑是陈老总。

陈老总作为军人出身，性格坦率直爽。虽然平日里他幽默风趣，但在重要事件上，陈老总的强硬往往能震慑住很多人。

金门事件发生后，陈老总就此跟赫鲁晓夫之间发生了争执，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陈老总又作为部长发表了诸多言论。

这就是典型的“红白脸”外交——周总理是那张永远留有余地的脸，陈毅是那张随时可能翻脸的脸。在国际谈判中，这两种面孔的同时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压力：你永远不知道对面坐的两个人里，谁说了算，谁说了不算，谁是真的在谈，谁是等着你越界的那一刻拍桌子走人。

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外交博弈中的筹码。当赫鲁晓夫面对陈毅时，他无法用对付周总理的方式来应付——因为对付周总理的那一套，在陈毅面前完全不奏效。陈毅的反应往往出乎苏联人的预期，而这种“出乎预期”恰恰是中国外交在这个阶段最需要的效果。

我们回顾陈老总当时的许多对外言论就能发现，一些已经不是单纯强硬了，而是充满着火药味。那很多人就会感到不解，这么做难道不会激化矛盾吗？

这正是毛主席高明的地方，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国陷入了空前的孤立，已经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把美苏两大强国都得罪的国家，以至于连印度都觉得这是中国虚弱的机会，趁机出兵入侵。

毛主席从来不相信妥协示弱就能解决问题，反而是你比敌人更加强硬，敌人才会暴露纸老虎的本色。

因此，毛主席需要陈毅这样，能在外事场合一再凸显中国强硬态度的人，到了这个时候，盲目示弱或是温和外交，都只会让敌人认定你不行了，你变弱了。

所以，越是这样的特殊时期，就越不能把自己虚弱的面暴露在敌人的面前。

当然，陈老总在外交部并不完全是扮演这一个角色，毛主席用他还有一个原因，陈老总一直是一个有大局观的人，这点党内很多人是比不了他的。

事实证明，这种能力在外交场合也能发挥巨大作用，陈老总后来摸出了门道，与总理一起制定向非洲开展联合外交的策略，后来他又提出了联合美国对抗苏联的重要理念。

虽然后来陈老总离开了外事岗位，但他此前的诸多构想，已经为中国在国际社会打开了重要的突破点，联美抗苏的战略，更是为日后中美关系破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