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春,西安、兰州、北平、天津之间,一名国民党中将不断更换行程。他身边没有卫队,也没有能够调动的部队,沿途还要提防特务跟踪。这个人就是赵寿山。此时,他已经决定离开国民党,却不知道共产党是否愿意接纳一个“单身投奔”的国军将领。
信是通过中共在西安的秘密渠道转出的。赵寿山表达得很直接:部队带不走,自己一个人起义,是否还收?毛泽东很快给出答复,欢迎他来。对赵寿山而言,这句话不仅是接纳,更意味着他多年坚持的选择终于有了落脚处。
赵寿山与共产党之间的联系,并不是临时起意。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他任杨虎城部第十七路军第十七师第五十一旅旅长,已经是西北军中颇有影响的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决定扣押蒋介石时,赵寿山参与了行动部署,并负责西安方面的军事行动。
12月12日凌晨,临潼方向枪声响起。赵寿山发出信号,西安城内的军事、警察机构相继被控制,蒋介石在临潼被东北军和西北军扣押。西安事变改变了国共两党的关系,也让赵寿山同中共方面建立了更深的接触。
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扣留,杨虎城被迫离开部队,西北军则被改编。赵寿山出任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师长。杨虎城临行前交代过他,要加强防御,也要同红军联络,发动群众共同抗日。这句话,赵寿山一直没有忘记。
抗战爆发后,第三十八军被调往华北。娘子关战役中,赵寿山率部苦战十三昼夜,部队伤亡很大。后来,他又率军转战中条山,在黄河以东的险要地带抵抗日军。这里并非什么安全地盘,补给困难,敌军压力极重,却被第三十八军坚守了两年多。
有意思的是,赵寿山并没有把八路军当成单纯的友军来往,而是认真学习其组织和动员方法。他在部队中创办教导机构,训练基层干部,吸收进步力量。到抗战后期,第三十八军内部已有不少共产党员和地下工作人员,军队的战斗力与政治面貌都发生了变化。
这也使蒋介石越来越不放心。1940年以后,国民党方面多次指责第三十八军“赤化”,并逮捕军中的进步干部。赵寿山得知后十分震怒,认为这些人是部队骨干,若任由特务机关清洗,第三十八军便会被掏空。
他曾对身边人说:“蒋逼我反,我不得不反。”这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对国共关系和自身处境的判断。赵寿山明白,抗战结束后,蒋介石必然准备内战,而像第三十八军这样同共产党关系密切的部队,迟早会被拆散。
1944年,赵寿山被调任甘肃武威,担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第三十八军则交给国民党嫡系力量接管。这是一种典型的明升暗降:名义上军职更高,实际上没有多少兵权,还处在胡宗南系统的监视之下。调令下来后,第三十八军部分官兵在中共方面协助下离开国统区,约两千人进入解放区。
赵寿山留在武威,处境更加孤立。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他知道自己既没有嫡系背景,又与共产党有长期联系,蒋介石不可能真正信任自己。带兵走,目标太大;公开反抗,又难以脱身。于是,他选择先把自己从严密监控中“藏起来”。
他以退出军界、赴美国考察水利为名,提出解散第三集团军。蒋介石见他主动交权,反而放松了戒备。赵寿山回到西安后购置房产、投资经营,故意制造安居生活的假象。后来,他借赴新疆之机联络张治中、陶峙岳等人,劝他们不要参加内战。张治中晚年回忆此事时,曾笑称赵寿山是“革命的二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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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新疆后,赵寿山在党组织安排下辗转多地。国统区道路危险,特务一直在寻找他的下落,他却没有改变计划。经过周折,赵寿山于1947年抵达解放区,随后进入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人的接见。
他并未以普通投诚将领的身份结束这段经历。早在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就曾研究过他的党内身份问题,后来决定让他以特殊方式继续留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统战工作。党籍和党龄的认定,也与西安事变后他同共产党方面的长期合作有关。
1948年3月,赵寿山被任命为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协助彭德怀作战。一个曾经统率国民党部队的中将,最终站到了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岗位上。此后,他先后担任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席、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1965年在北京逝世。经典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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