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1年，北京京西宾馆，吴德陪同观看样板戏。戏还没有散场，江青当着中央文革小组和国务院文化组人员的面，突然问他：“毛主席的批示，你为什么不执行？文化组的组长，你为什么不到任？”
吴德没有立刻争辩，只说自己不懂文化艺术，恐怕干不好。张春桥在旁边接了一句：“不懂就学嘛！”这句话听着像劝说，实际已经堵住了退路。吴德明白，推辞没有用了。
这件事背后，有一层不容易说清的关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吴德并不属于林彪集团，也没有站到江青一边。他在重大问题上，通常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办，同时重视向周恩来请示。这样的处境，使他既不是林彪的人，也不是江青眼中的“自己人”。
和林彪相比，江青更容易直接插手文化、宣传和地方工作。吴德在军队事务上涉入不深，与林彪之间的冲突相对有限；但在文艺问题上，他几乎绕不开江青。吴德后来形容，江青像乡间小路上的刺草，稍不留神，衣服上就会沾满小刺球。
“打太极拳”，便成了吴德应对这种局面的办法。不是硬顶，也不是主动靠拢，而是少表态、慢答复，遇到敏感问题先承认不了解，再去调查和请示。这个办法谈不上轻松，却能避免当场把矛盾推到无法收拾的地步。
《节振国》的事情，正好体现了这种处置方式。江青曾让吴德陪同观看这部电影，看完后提出把故事改编成京剧。吴德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在冀东工作，对节振国的事迹有所了解，但面对江青的临时决定，他没有抢着发表意见。
后来，北京京剧团根据相关调查和电影故事完成改编。剧本上演后，江青却突然把吴德叫到钓鱼台开会，姚文元、谢富治等人也在场。江青问他：“你为什么给个人树碑立传？”
吴德一时摸不清她指的是什么。姚文元随即追问，剧本里那个领导罢工的知识分子，是不是吴德本人。这个问题如果回答不慎，很可能被扣上突出个人的帽子。
吴德没有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他说明，唐山罢工是周文彬、胡志发等人直接领导的，自己只是奉命多次前往了解和处理情况。周文彬、胡志发后来都英勇牺牲，剧本中的人物应当与周文彬有关。
这番回答，把重点从个人功劳转到了抗日斗争和牺牲烈士身上。江青还想继续追问，吴德便讲起罢工的经过。最后，江青让他把事情写下来。吴德回去后形成材料，毛泽东看过后指出，冀东暴动是很有震动的一件大事。此后，江青没有再抓住这件事继续做文章。
有意思的是，节振国的事迹并非吴德主动借题发挥，而是他早年在冀东工作时掌握的地方历史。江青试图把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同吴德本人联系起来，吴德却把叙述引向真实的斗争背景，避免了对个人的突出。
担任文化组负责人后，吴德曾设法让一部分电影和戏剧重新与观众见面。他组织筛选了《渡江侦察记》和《智取华山》，并把报告送交周恩来和江青审查。没想到，江青和张春桥很快把他找去，开口便问：“你为什么和我唱对台戏？”
吴德回答没有调查过相关创作人员的政治情况。张春桥借题发挥，说有了《红灯记》，就不能再推出类似题材；有了《智取威虎山》，也不能再安排相近作品。两部老电影因此被说成是在另搞一套。
吴德没有继续解释。江青要求他逐一了解导演、编剧和演员，还准备召开批评会。吴德只得写检讨，承认自己审查不细，提出的影片存在问题。是否真有“唱对台戏”的意图，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必须先把责任接下来。
山东《红嫂》剧组进京时，又发生过一次类似风波。剧组负责人向接待人员询问作品是否还需要修改，对方回答，有问题可以提出来，再去请示。这样一句普通的接待话，传到江青那里，却被说成有人要破坏样板戏。
江青打电话找到吴德，责问他知不知道这件事。吴德只说：“我还不了解，我再问一问情况。”随后，他让相关人员作出检讨，承认说话不够严谨。事情这才暂时平息。
吴德后来回忆，在文化组工作时经常受到批评，处理任何事情都要格外谨慎。他面对的并不是单纯的文艺争论，而是一套把政治审查、个人权威和艺术标准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局面。电影能否上映，剧本能否修改，接待人员的一句话，都可能被赋予超出原意的政治含义。
因此，吴德所谓“打太极拳”，并不是轻松周旋，更不是左右逢源。很多时候，他只能把锋利的问题化开，把“我不知道”变成调查，把“我不能办”变成请示，把可能扩大的冲突压缩到一份检讨或一纸材料之中。这样的应对方式，也构成了他在那段特殊岁月里的工作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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