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弟结婚开口要两百万被拒，带5人堵我家门

我拎着垃圾袋出门，楼道里的声控灯闪了两下。表弟刘洋就站在门口，身后跟着五个穿黑T恤的壮汉，胳膊上的刺青在昏黄灯光下若隐若现。他手里夹着根没点的烟，转来转去，看见我出来，咧嘴笑了：“哥，我结婚缺钱，你当哥的不帮我，今天总得给个说法。”

我把垃圾袋放下，拍了拍手上的灰，说：“刘洋，我说了没钱。你带这些人来，是想抢，还是想怎么样？”他身后那五个人往前凑了半步，影子压在我家门框上，像五片黑沉沉的乌云。

三十一岁的二婚，开口就要两百万

刘洋是我姑姑刘桂芬的儿子，比我小九岁，今年三十一。这是他的第二次婚姻。头婚离了，留了个女儿跟女方。这回又要结，说是女方家开口就要两百万，少一分都不行。

“哥，你是咱老陈家最有出息的人。我爸没了，我妈身体也不好。我不靠你靠谁？”刘洋往前走了两步，脸上是那种从小被惯出来的、天经地义的表情，“两百万对你来说，不就一套房子的钱吗？”

我看着他，又看看他身后那五个人。他们不说话，就站着，像一排沉默的树。楼道的声控灯暗了，又亮了，照得他们脚上的运动鞋一格一格的。

“刘洋，你听清楚了。我不是银行。别说两百万，二十万我也拿不出来。”我语气很平，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

“你哄谁呢！”刘洋的声音拔高了，楼道里有回音，嗡嗡的，“你在深圳干了快二十年，能没钱？你就是不想借。我妈都说了，你当年读书，是谁供你的？是我妈！没有我妈，能有你陈建国的今天？”

我心里那根弦，被这句话狠狠地拨了一下。我盯着他。三十一岁的人了，脸上还带着那种少年般的蛮横，像全世界都欠他似的。

“你妈当年帮我，我记着。可那是你妈。不是你。”

我往前走了一步，目光从刘洋脸上扫过他身后那五个人：“你今天带人来堵我，想干什么？动我？”那五个人没动。刘洋冷笑了一声：“哥，我哪敢动您啊。我这不是求您吗？带几个兄弟过来，是怕您不见我。”

“现在见了。”我看着他，“钱的事，一个字，没有。你回吧。”

刘洋站了几秒，把手里的烟往地上一摔，没点过的烟断成两截。他脸上的笑没了，换上一层阴沉的怒意：“陈建国，你别把事做绝了。你一个小公司老板，真以为自己多牛？我要是在你小区里闹起来，你的面子往哪儿搁？”

我笑了。那笑很轻，连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凉。“那你就闹。我倒想看看，你能闹出什么名堂来。”

我说完，转身上楼。身后传来刘洋气急败坏的声音，还有那五个人小声嘀咕的动静。我没回头，一级一级地往上走。走到转角，我停了一下，掏出手机，给物业打了个电话：“楼下有几个人堵着单元门，你们来处理一下。”

挂完电话，我继续上楼。门在身后关上。家里灯亮着，我老婆周倩坐在沙发上，手里握着手机，屏幕已经拨好了110，只差按下去。她看见我，松了口气：“没怎么样吧？”我摇摇头：“没事。”

周倩把手机放下，眼圈有点红：“他这是要干什么？大晚上的带一帮人堵门，还讲不讲道理了？”我坐到她旁边，把她的手拉过来，轻轻拍了两下：“别怕。他越这样，我越不可能给他钱。”

窗户没关紧，楼下的嘈杂声隐约传上来。我站起身，走到窗边往下看。刘洋那帮人还没走，在单元门口晃来晃去。物业的保安骑着电动车过来了，正跟他们说着什么。过了大概十分钟，那帮人才散了。

周倩在身后说：“建国，你姑姑那边，肯定还会再找你的。”我“嗯”了一声。我太了解我姑姑了。从小到大，她帮我一次，能记一辈子。不是她记着，是她要让所有人都记着。

十六岁那年，姑姑的三千二百块

我叫陈建国，四十四岁，在深圳开了一家小公司，做建材生意。不到十个人，一年利润百来万。在深圳这种地方，我算不上有钱人。可在老家亲戚眼里，我已然是“发了大财”的人。

我出生在湖北一个不算富裕的小县城。我爸走得早，留下我妈带着我和我哥。我哥没读什么书，早早去了建筑队。我成绩好，一直往上读。可家里实在供不动了，高二那年，我妈把家里最后一只老母鸡都卖了，还是凑不齐下学期的学费。

那天晚上，我妈坐在灶台前，眼睛红红的，一句话不说。我站在她身后，说：“妈，我不读了。跟哥去打工。”我妈没回头，声音发抖：“你敢。”

就是那时候，我姑姑刘桂芬来了。她刚从婆家回来，听说我学费的事，从兜里掏出一个手绢包着的卷卷，里面有三千二百块钱。她说：“建国，这钱是姑的私房钱。你拿着去交学费。以后有出息了，可别忘了姑。”

我那时候十六岁，眼泪“唰”地就下来了。我跪在地上给她磕了一个头。

后来我上了大学，学费靠贷款，生活费靠打工。毕业后，我去了深圳，从小业务员开始干，一步步走到今天。那些年，每年过年回老家，我都会去姑姑家坐坐，带些烟酒、营养品，后来条件好了，每年还会给她包个红包，三千五千不等。再后来，红包变成了一万两万。我哥常说我，说姑姑那点恩，早还够了。可我心里清楚，有些恩，不是钱能还清的。

刘洋第一回结婚的时候，我随了五万块的礼。那几年我的生意刚有起色，这五万块，是咬着牙拿出来的。姑姑很高兴，在村里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