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76年1月27日，上海虹桥机场，一架专机载着宋庆龄离开北京。临行前，她把在京期间的联系地址、文件交接以及相关事务，逐一向身边工作人员作了安排。这个细节说明，她当时并不是赌气说几句，而是真动了离开北京、返回上海的念头。
事情的起点，是周恩来逝世后的那场追悼活动。
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第二天清晨，宋庆龄从广播中听到消息，悲痛地说：“国家少了一个好帮手啊。”这句话很短，却包含着她对周恩来长期工作的判断，也包含着一位老战友突然离去后的失落。
1月10日，宋庆龄在工作人员陪同下，前往北京医院向周恩来遗体告别。她当时已经82岁，身体状况并不好，需要人搀扶。陪同她前往的两名年轻工作人员，也都是周恩来熟悉的晚辈。
然而，宋庆龄回到住处后，却听到有人对她提出批评，认为她前去告别时不该带人同行。这个说法让她十分不满。她反问身边人：“我年纪大了，找人扶一扶不正常吗？”随后又说，那两个孩子也是周总理看着长大的，为什么不能去告别？
这场争执看似只是礼仪问题，实际触及了宋庆龄最不能接受的一点：对一位高龄老人正常行动的苛责，以及对她与周恩来私人情谊的冷漠对待。
宋庆龄并非没有受过批评。革命年代，她曾遭遇过监视、诬蔑和攻击，许多时候只能把个人情绪压下去。可周恩来去世后，她面对的不是普通工作分歧，而是至交离世带来的巨大打击，心中的忍耐显然已经到了边缘。
1月15日，宋庆龄参加周恩来追悼大会。会后，一些关于她的议论又传到了耳中，其中包括所谓“总理帮”的说法。对这位与周恩来相识数十年的老人而言，这种称呼不仅刺耳，也像是在否定她与周恩来共同经历的革命岁月。
回到住处后，宋庆龄终于爆发了。她愤怒地说：“我就是，怎么样？我不干了，我要辞职。”说完，她还提出回上海养老。话说得很重，但并不是没有背景的情绪宣泄。
宋庆龄与周恩来的关系，早在大革命时期便已建立。孙中山逝世后，她坚持维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主张。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陷入白色恐怖，她仍然站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一边。
1927年南昌起义后，宋庆龄公开谴责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她又支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周恩来等人到上海同各方联系时，曾拜访宋庆龄，她明确表示愿意为促成国共合作出力。
抗战期间，宋庆龄在香港创办保卫中国同盟，争取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援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她转赴重庆，继续推动救援工作。周恩来不仅是她信赖的同志，也是实际工作中的重要支持者。两人的关系，早已超过一般的职务往来。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担任国家领导职务。她长期往返北京、上海，对生活待遇却十分谨慎。中央曾考虑改善她的居住条件，她担心占用国家资金，多次表示不安。后来，为照顾她的身体，中央仍在北京为她安排了新的住所，周恩来还亲自过问相关事宜。
周恩来患病后，宋庆龄对他的身体一直挂念。她曾把家中的鸽子蛋和新鲜鱼类送去，希望能给周恩来补充营养。这些并非外交场合的客套，而是多年战友之间极自然的关心。
因此，1月15日之后的“辞职风波”，不能简单理解成老人一时发脾气。周恩来的离世、接连不断的议论，以及对她私人情感和行动方式的干涉，几件事叠在一起，才让她作出强烈反应。
1月27日，宋庆龄回到上海。此后五个多月，她很少公开露面，主要在家中整理文件和物品。朱德于1976年7月6日逝世后，她才再次赴北京参加相关活动，但事情结束后很快返回上海，停留时间并不长。
这段离开北京的时间，反映出宋庆龄当时的真实态度：她并没有改变对周恩来、对革命事业的感情，却不愿继续置身于令自己难以接受的环境中。直到1977年5月，在中央方面多次做工作后，她才回到北京，恢复正常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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