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六兄弟中老五最有钱！李凤章在家族鼎盛时，不做官，专捞钱

光绪十六年五月，北京贤良寺，直隶总督李鸿章刚接到一个消息：他的五弟李凤章在芜湖病故了。

这位手握北洋大权的老人，当着幕僚的面没有失态，只是沉默良久，然后提笔给莲池书院山长吴汝纶写了一封信。信里有句话，至今读来仍觉苍凉彻骨："同怀六人，少者先陨，今则长兄健在，弟辈无复一存，年皆不及下寿，南北相望，惟增悽惻。"

这一年李鸿章六十七岁，他的五弟李凤章五十七岁。在李家六兄弟中，李凤章不是官最大的，却是钱最多的。他的死，标志着一个奇特现象的终结：李家兄弟中，真正在官场爬到顶端的是老大李瀚章和老二李鸿章，但最会捞钱、最懂经营、最先把家族资本转化为商业帝国的，却是这个只做到"按察使衔候选道"的老五。

讲李凤章这个人，得先从他爹李文安那辈说起。

李家本是合肥东乡的普通耕读之家，李鸿章在家书里回忆早年家境，说祖父李殿华"穷且困，至年终时，索债者几如过江之鲫"，靠姻亲周菊初接济才勉强供儿孙读书。

这种寒门底色，决定了李家兄弟对财富的极度敏感。老大李瀚章走正途，道光二十九年拔贡出身，靠曾国藩提携做到两广总督；老二李鸿章中进士、入翰林，靠淮军起家做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封一等肃毅侯。老三李鹤章、老六李昭庆从军功入手，一个做到甘肃甘凉兵备道，一个做到记名盐运使。老四李蕴章十二岁瞎了一只眼，放弃科举，在家管账。老五李凤章，派名章铨，字桂山，号稚荃，1833年生，国学生出身，早年随父在京读书，充国史馆誊录，议叙州同，看起来是要走正经仕途的。

但太平天国这一仗，把所有人都打出了原形。1853年李文安奉旨回皖办团练，李凤章跟着父亲上了战场。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李凤章进谒，国藩"器之"，直接让他总理鲍超的霆军营务。 鲍超是什么人？湘军里最能打的猛将之一，脾气暴烈，连曾国藩都让他三分。李凤章能在鲍超手下当差，还能让鲍超"倾听采纳"他的建议，"屡奏奇效"，这本事就不是一般书生能有的。

更关键的是，湘军攻下太平县时，缴获了太平军囤积的粮食一万余石，正值皖南灾荒，李凤章"力争以其半数赈饥"，硬是从军需官手里抠出五千石粮，救活了数万人。

这一手既赚了军功——升道员、赏戴花翎、加按察使衔、二品顶戴、特旨赏正一品封典——又赚了民心。在晚清，这种"会打仗还会赈灾"的官僚，是稀缺资源。

如果李凤章继续在军政界混，以他的资历和两位总督哥哥的荫庇，再往上爬不是难事。美国学者福尔索姆在《朋友·客人·同事》里提到，李鸿章的权势在1895年以前已达汉人官僚的顶峰，"与其官位相称并被倚为支柱的，是李鸿章的万贯财富"。

但李凤章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选择了撤退。当时大哥李瀚章总督两广，二哥李鸿章以大学士总督直隶，"凤章以诸兄并列封疆，家门鼎盛，力戒盈满，乞假引退，居芜湖"。 这个"力戒盈满"说得漂亮，但背后的政治算计很现实：两个哥哥已经是封疆大吏，自己再往上爬，就是活靶子。晚清官场，一门两总督已是异数，若再出第三个，御史的弹劾折子能把李家埋了。李凤章的聪明在于，他看懂了"盛极必衰"四个字，主动从官场抽身，把政治资本转化为商业资本。

退居芜湖后，李凤章开始了他的商业扩张。

芜湖是什么地方？1876年《烟台条约》开埠后，李鸿章利用职权把镇江米市强行迁到芜湖，使芜湖成为"四大米市"之首，年交易量最高达一千万担。

李鸿章家族在芜湖的渗透极深：李凤章和老四李蕴章"几乎全家都在芜湖"，"买地建房，开设典当行、钱庄，垄断运输业，成为当地富甲一方的有钱人，芜湖俨然就是李氏家族的第二故乡"。

李凤章的产业不止芜湖。据李鸿章孙子李国杰的口述，李凤章"是兄弟当中最富有的，除有合肥大批地产以外，更在合肥上海拥有当铺多间及其他工商企业"。 在运漕镇，李家"以重金购下运漕周边良田10万亩"，开设号称"江北第一仓"的李万兴、李巨兴粮仓；李蕴章开办"元和质"当铺和"道隆"钱庄，"垄断了全镇一半的金融市场"。 李经方后来在芜湖"买入大量物业，几乎控制了市中心"。 这些财富的根基，很大程度上都是李凤章在世时打下的。

李凤章的经商手段，放在今天看就是典型的"官僚资本"。他利用两位总督哥哥的人脉和政策便利，在洋务企业的缝隙里套利。

江南制造局是李鸿章一手创办的"大清第一国企"，李凤章"督其事"，"管理局政执法严，核弊严"，经营数年大有成效。 这个"执法严、核弊严"是官方说法，实际上就是掌握了国企的财权和采购权。

李鸿章家书里批评诸弟"多为财累"，说自己"冥被官累"，"在台上不能筹及私计，如醉如梦"。 这话反过来看，就是李凤章这样的弟弟们在台下替哥哥们"筹及私计"，把官场权力变现为家族财富。李鸿章嘴上抱怨，实际上离不开这种安排——他在直隶总督任上，家族在安徽、江苏、上海的商业网络就是他的钱袋子。

与李瀚章、李鸿章相比，李凤章的优缺点极为鲜明。

李瀚章为人"稳重精细圆适"，但性情傲慢，有个外号叫"李大架子"，在浙江巡抚任内曾端坐太师椅不给下属还礼，惹出纠纷。

李鸿章才气横溢，但曾国藩早年批评他"难以共患难"，祁门之役时甚至借机出走，差点把曾国藩撂在险境。

李凤章没有两位哥哥的官场光环，但他有几个哥哥比不了的长处：一是务实，不尚空谈，"究心于经世有用之书"；二是知进退，在官场巅峰期主动撤退，避免了树大招风；三是经营才能，把分散的土地、当铺、钱庄整合成一个跨地域的商业网络。

他的短处也很明显：一是格局受限，一辈子没离开过"赚钱"这个层面，李鸿章说他"囿于家乡，只知理财"；二是子嗣艰难，生了多个女儿却没有儿子，只能过继兄弟之子——先是过继堂兄李章启的四子李经藩，后来又过继六弟李昭庆的第四子李经翊。 这种继承结构为后来的家族纷争埋下了隐患。

李凤章身上最闪光的地方，是他并没有沦为纯粹的守财奴。

1876年庐郡饥荒，他"购谷五千石，分给族戚邻里"；1888年庐州大旱，他"倡捐白米五千石归官赈济，捐米二千石分给族戚，筹谷万余石平粜各乡镇"；他还"周济孤儿寡母，资助贫苦读书人，修族谱，建宗祠，置祭产，均竭力赞同，并捐巨款"。

这些数字什么概念？光绪年间一品大员年俸加养廉银不过两千两左右，李凤章一次赈灾就能捐出价值数千两的粮食，说明他的资产规模已经远超一般官僚。但他的慈善也带着浓厚的宗族色彩——修族谱、建宗祠、置祭产，本质上是在为家族积累"文化资本"，让暴富的李家看起来更像传统的书香门第。

争议也在这里。李凤章的财富，到底是"经商所得"还是"权力变现"？梁启超在《李鸿章传》里批评李氏家族"恃其有势有钱，巧取豪夺，廉价广置田产"，"李瀚章、李鸿章兄弟六人，每人平均约有十万亩"。 这种"逆产、绝产纵广千余里，有主之田不及一半"的背景下，李家兄弟"巧取豪夺"是普遍现象。李凤章的当铺、钱庄、房地产，哪一样能离开两位总督哥哥的政策庇护？芜湖米市的迁移、江南制造局的肥缺、运漕镇的粮仓垄断，背后都是权力在起作用。李鸿章家书里那句"诸弟多为财累"，与其说是批评，不如说是掩护——哥哥在台上唱高调，弟弟在台下数银子，这是晚清豪门最典型的分工模式。

李凤章的结局，带着一种荒诞的宿命感。

1890年夏天，他前往南京觐见两江总督曾国荃，商议皖北赈事。这本是一次常规的慈善活动，没想到"因疾作返芜湖，遂卒"。 他死在赈灾的路上，死在替哥哥们"擦屁股"的公务中。

李鸿章得知消息后，在给吴汝纶的信里引用了刘荆州的话："牧受吊不受贺也。" 意思是，我宁可接受吊唁，也不要祝贺——侄子刚考上翰林，五弟就死了，悲喜交加，只剩凄凉。这一年，李鸿章正在直隶总督任上处理天津水灾，内外交困。五弟的死，让他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家族衰落的预兆：四个弟弟都走在了自己前面，只剩下他和老大哥李瀚章还在撑着门面。

李凤章死后，他的商业帝国并没有立刻崩塌。过继子李经翊继承了家业，后来李经翊的儿子李国森（字荫轩）成为近代著名收藏家，靠祖上财富在青铜器和古钱币收藏界享有盛名，解放后曾一次性捐给国家六卡车文物。

但财富的代际传递从来不是靠数字决定的。李凤章用一辈子积累的田产、当铺、钱庄，在他死后逐渐分散、变卖、挥霍。到了第三代，李鸿章的孙子李国烋（李子嘉）在1953年饿死于芜湖一间破茅屋，身上只裹了一张破草席。

这个结局，李凤章想不到，李鸿章想不到，他们当年在合肥东乡穷得"索债者几如过江之鲫"时，更想不到。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直白：李凤章用权力换财富，用财富换名声，用名声换宗族延续，最后换来的是一张破草席和六卡车文物。他比两个总督哥哥更早退出历史舞台，却也最早看透了那个时代的游戏规则——在晚清，做官是风险最高的投资，经商才是最稳妥的退路，只是他没想到，退路尽头，同样是一条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