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A社创始人达里奥是硅谷真正的理想主义者

今年十月，最强AI Claude 的母公司 Anthropic 即将登陆美股，并且预计将会一举超越 SpaceX 成为史上最大 IPO。

那么如题目所说，今天这篇文章，首先发表一个暴论。

“地表最强 AI Claude”之父、Anthropic 的创始人兼 CEO，达里奥·阿莫迪是现在硅谷真正的理想主义者。

很多人看了这个观点以后可能要应激了，毕竟Anthropic这家公司在中文互联网上争议颇大。以至于在小红书上被赐名“A畜”。

大家给达里奥贴的标签是什么呢，末日论者、危言耸听之人、硅谷乌鸦嘴、封号大王、山姆奥特曼的死敌。很多人也因此认为他是个邪恶的人。

但我相信，99%的人认识的达里奥，来自30秒的新闻快讯和3分钟的采访剪辑。他真正说过什么，Anthropic这家公司真正做过什么，很少有人完整了解。

想要了解一个大洋彼岸的硅谷顶级人物，光看新闻里他做了什么是不够的，因为我们并没有获知事情全貌的能力。更值得看的是他真正说了什么。

注意，不是公开活动上那些套话，而是他真正的表达。长文和短视频的区别在于，一句话可以随便说，但是几万字却不行。写得越多，暴露的也就越多。

恰巧，达里奥是个极爱写作的人。他的写作方式处处带着科学训练的痕迹，到处是限定词和自我反驳。这类文字非常好读，也十分便于我们了解达里奥的内心。

投身AI的疯狂生物学家

我说达里奥是理想主义者，那得先说清楚，什么是理想主义者。

所谓理想主义者，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十年不改其志，不问得失，不计毁誉。比如我们曾讲过的耗尽半数家财只为上一趟太空的王纯，再比如那些我们熟知的把半生埋入异乡田野的伟大人类学家们。

他们是大航海时代的水手，在海图还是空白的时候出发，在发现新大陆后返航。

这类人在同代人眼中，向来都是不合时宜的偏执者，达里奥也是这样的人。

达里奥·阿莫迪从小就极度热爱科学。他1983年出生于旧金山，兴趣几乎完全集中在数学和物理上。凭优异的成绩进入加州理工时，正赶上互联网泡沫，计算机专业炙手可热、创业项目遍地开花，但他对此毫无兴趣。

用他的话来说：“我当时只想探索基本的科学真理。”

二十出头那年，达里奥的父亲死于一种非常罕见的疾病。他随即放弃了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理论物理研究，改读生物，转去研究人类疾病问题。

从某种程度上说，达里奥的余生都在努力走出父亲去世的遗憾，尤其是在父亲去世短短四年后，一项新技术的突破使这种疾病的治愈率从50%提高到95%。

毫无疑问他比任何人都希望科技可以进步，因此每当有人因为误解把他叫作科技悲观主义者时，他会无比生气。

从一开始，达里奥的理想就十分的远大，他绝非满足于当一个生物科学家。

在离开普林斯顿后，他进入斯坦福做癌细胞相关的博士后工作，这项工作十分复杂，让达里奥很快就意识到了前方的瓶颈，人类单打独斗的能力终归有限，于是他开始寻找技术解决方案。

2014年，百度大举押注 AI ，给著名人工智能科学家吴恩达开出一亿美元超级预算组建团队。吴恩达看中了这个有激情又特立独行的年轻人，达里奥就此结束生物学研究，进了百度和 AI 研究领域。

青涩时期的达里奥

对于这段经历，达里奥其实是心怀感激的，他因此接触到了最前沿的人工智能研究，并且也是因为在百度的研究，他更加坚定了对人工智能前景的信心。

说个更加细节一点的信息，达里奥在百度早期的研究促成了所谓“AI 扩展性定律”的诞生，简单来说：让AI变聪明没有那么复杂，只要把算力、数据统统加大，它自己就会变强。这是一项AI领域的奠基性理论。

时至今日，达里奥依然是硅谷最相信“AI 扩展性定律”的人，这个发现给了达里奥清晰无比的道路和信心，日后也直接写进了 Anthropic 的发展战略。

因此大家别骂百度了，你用不上Claude 真不是因为它

在百度干了一年后，达里奥先是跳槽到谷歌后又转投OpenAI，开始带领 OpenAI 的核心科学家团队开展 GPT-3 的研发（也就是ChatGPT的雏形）。

与山姆奥特曼的路线之争

在OpenAI，达里奥作为技术负责人与山姆奥特曼爆发了严重的分歧，或者说叫信任危机。

从2019年 OpenAI 引入微软投资开始，这个矛盾就逐渐公开化了。达里奥开始评价山姆奥特曼的商业野心压过了最初的使命。

两人的分歧点主要在于，商业承诺和安全判断冲突时，公司应该如何选择？达里奥主张的是渐进推出、留出安全测试的时间。而山姆奥特曼则更加注重公司利润和对早期影响力的抢占。

山姆·奥特曼是个什么样的人，硅谷其实很早就有定论。硅谷著名风险投资家保罗·格雷厄姆就曾评价过：“把山姆·奥特曼投到一个食人族的岛上，五年后回来，他会是那里的国王。”

作为创业者，他无疑会为投资人带来丰厚的利润。但作为同事，格雷厄姆的话就没那么好笑了，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在他的棋盘上会是什么位置。

2020年底，达里奥与 OpenAI 彻底决裂，并且留下一句日后肯定会成为硅谷语录的名言：“当你和某人没有共同的愿景，也不信任他们时，何必争论？”

在今年的AI峰会上，达里奥甚至不愿意和山姆奥特曼握手

离开后的达里奥与一起出走的6 位核心科学家创办了 Anthropic, 那么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呢？

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家真正由价值观凝聚的公司。

首先从公司结构上来说，这是一家公益公司，而且七位联合创始人完全均分股权，这个分配方式在硅谷创投圈几乎闻所未闻。

公益公司的性质意味着董事会在做决定时有权利不首先保护投资者的利润，而均分股权则完全避免了公司独裁的风险。

并且，七位创始人还共同签署过一个协议，承诺捐出每个人个人财产的80%。

这些当然可以只是漂亮话。真正的检验发生在2026年。

2024年，Anthropic成为第一家把模型部署到美国政府涉密网络的AI公司，和国防部签下一份为期两年、上限两亿美元的合同。

2026年1月，美军抓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行动中，Claude 被直接纳入了军方的情报分析系统。这是 Anthropic 展示实力的机会，也是第一次直接面对与公司价值观的冲突。

世界名画：《活捉马杜罗》

随后，Anthropic 以禁止 Claude 被用作煽动暴力或设计武器为由，终止了与五角大楼的合作。

不让Claude 成为政府的大规模监控和杀人机器，这是达里奥一以贯之的底线。从 OpenAI 时期开始，达里奥就十分警惕 AI 加速这种 1984 式的时代降临。

与之相反的是，2026年5月1日，五角大楼一口气与 SpaceX、OpenAI、谷歌、英伟达、微软等八家AI公司签下涉密网络的部署协议，而特意剔除掉了 Anthropic。

至此，Anthropic 成为极少数被本国政府制裁的美国公司之一。国防部长赫格塞思在国会作证时，称达里奥是一个“意识形态疯子”。

除此以外，今年还是Anthropic 的上市年，一场超万亿美元的超级IPO即将登陆华尔街。作为这家AI航母的掌门人，达里奥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想办法造势推高估值，反而依旧像个不讨喜的布道者一样到处宣扬他的 AI 安全理论，这也极大引起了投资者们的不满。

硅谷“末日论者”

讲到这里，其实大多数人对与达里奥的抨击都来自于他对AI 的分裂描述，一方面他手里掌控的是人类最强的人工智能公司，另一方面他却总是真诚的散布一些“令人恐惧”的“末日预言”。

他争议最大的文章《技术的青春期》（The Adolescence of Technology）因为过度详细的描述了AI可能对人类社会造成的颠覆，而被广泛批判为“末日营销”。

达里奥也因此也被扣上了“末日论者”（doomer）的帽子。

但与之对应的是他在2024年写下的第一篇文章《爱与恩典的机器》（Machines of Loving Grace）。时至今日，我仍然认为这是整个 AI 行业里最乐观的一篇文章，通篇没有任何豪言壮语，而是达里奥作为一个生物学家用最充满感情的具体论述，为人类描绘了一幅值得为之奋斗的图景。

其实了解完达里奥这个人后会发现，达里奥并不是那种天然适合站在聚光灯下的人物，他代表着与山姆奥特曼相反的另一种硅谷极端。对技术的把握始终保持着学者级的反思，对于风险极度敏感，不擅长营销和扩张，相反却保留着某种古典时期的节制。

他对于危险的预言源于对理想的洁癖，这类人注定更加难以合作。

硅谷的主流信仰是超人类主义。库兹韦尔的奇点、马斯克的脑机接口、还有那些延寿实验，都共享着同一个假设：“人”的形态始终是待淘汰的过渡品，肉身、寿命、认知都是缺陷。人们需要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僭越。

达里奥要的东西则朴素得多。他始终认为人类的“安全治理”应该先于技术的突破，AI 再怎么进步位置也应该在人类之下，被牢牢掌握。

这在硅谷足以被称为一个理想主义者。

企业没有可供惩罚的肉体，也没有可供谴责的灵魂，所以它们为所欲为。AI公司作为未来最有可能掌握大多数生产力的存在，普通人都希望给它们最严的约束。可到目前为止，约束它们的既不是法律，也不是市场，而是几个公司创始人的良心。

掌握权力的理想主义者，恰恰是最难约束的，诸如罗伯斯庇尔和托洛茨基这类人，既可以推翻一个旧世界，也可以制造一场恐怖巴黎。

达里奥反复呼吁监管，其实也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层。当有记者问他，谁选了你和山姆·奥特曼。

他说：“没有人，说实话，没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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