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文章丨最高法院：委托理财合同无效后的多方过错责任承担的裁判规则（代客操盘、隐瞒亏损、违规居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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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北京市京师上海律师事务所）

一、裁判规则

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中，受托方未取得委托理财特许经营资质，以保本保底承诺招揽投资者开展代客理财业务，扰乱金融监管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案涉委托理财合同应认定无效；为该交易提供居间服务的专业金融机构，未尽合规审查义务促成违法交易并从中牟利的，对应的居间合同关系亦属无效。合同无效后的损失赔偿，应当根据各方过错程度按比例分担：受托方明知自身无相应资质仍违规开展业务，且在交易出现亏损后隐瞒实情、采取高风险操作方式扩大损失，具有重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其分支机构所负债务由设立该分支机构的法人共同清偿；提供居间服务的金融机构超越合规业务范围推介产品，为谋取经营利益怠于履行监管义务且隐瞒亏损实情，对损失发生同样具有重大过错，应承担与其过错程度相当的赔偿责任；投资者未尽合理审慎注意义务，轻信保底承诺放任投资风险，应自行承担相应比例的损失；相关责任人自愿就案涉债务作出连带责任承诺的，应在其承诺的责任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案情简介

（一）当事人

1.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某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某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云南某某公司、中国某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翠湖支行

2.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某香

3.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熊某

（二）基本案情

1.工行云南省分行与上海某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某甲公司”）签订贵金属延期交易业务合作协议，约定合作范围限于客户推荐、客户服务等，禁止代客操盘、承诺收益。某甲公司通过与案外公司合作设立云南分公司（下称“云南分公司”），并向银行报备了熊某、柳某明等工作人员名册。

2.银行客户经理伍某向其客户邓某香推介案涉理财业务，2013年10月，邓某香与柳某明代表的云南分公司在银行网点签订《资产委托管理协议》，约定委托资金1038万元，委托期限1年，模式为“保本不保收益”，本金亏损由受托方承担，收益双方五五分成。邓某香陆续足额投入资金，并按受托方要求使用本人及案外人甘某聪的账户开展交易。

3.交易过程中，银行为完成存款冲量业绩，要求每季度将资金平仓出金转回银行账户；受托方为弥补手续费亏损、隐瞒真实亏损情况，擅自将约定的对冲套利模式改为高风险单边交易，导致账户巨额亏损。期间银行违规收取云南分公司支付的“中间业务费”共计30万元，银行工作人员在知晓账户大幅亏损后，共同向邓某香隐瞒实情。

4.委托期限届满后，邓某香累计收回本金及收益合计445万余元，本金损失巨大。云南分公司负责人熊某出具《承诺书》，认可本金亏损7169639元，承诺对欠款及违约金承担无限连带责任。邓某香诉至法院，一审委托司法审计确认交易总损失为7118288.18元，扣除已付收益后本金净损失为5872688.18元。一审判令邓某香自担20%损失，某甲公司及云南分公司承担40%赔偿责任，银行承担40%赔偿责任，熊某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被告均不服，提起上诉。

三、裁判要点

本案争议焦点：1.某甲公司、云南分公司是否为本案适格责任主体，应否对案涉债务承担责任；2.银行与委托人、理财公司之间是否成立居间合同关系，银行应否承担赔偿责任；3.案涉理财损失金额应如何认定，各方当事人的过错责任应如何划分。

法院认为：

1.关于某甲公司及云南分公司的主体资格与责任

法院认定云南分公司系《资产委托管理协议》的受托方，某甲公司应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理由如下：

（1）案涉协议签订人员柳某明、熊某均在云南分公司向银行报备的工作人员名册内，邓某香经银行工作人员推介签约，有充分理由相信上述人员系履行职务行为，已尽到合理审查义务；

（2）即便合同专用章真伪存疑，因工作人员身份具备职务外观，签约行为的法律后果仍应由云南分公司承担，公章司法鉴定对案件定性无实质意义，故不予准许；

（3）云南分公司系某甲公司设立的分支机构，其民事责任应由总公司共同承担。

2.关于银行的法律关系与责任认定

（1）居间合同关系成立

银行利用自身客户资源，向邓某香推介案涉理财业务、配合开立账户，促成委托理财合同订立，实际收取了30万元中间业务费，并通过季度出金实现存款冲量的经营利益，符合居间合同“提供媒介服务、获取报酬”的法律特征，故银行与委托人、受托方之间成立居间合同关系。

（2）居间合同无效

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未尽合规审查义务，明知受托方无委托理财资质仍促成违法交易，且超越上级行划定的合作业务范围，其居间行为违反金融监管强制性规定，故居间合同关系一并无效。

（3）银行存在重大过错

其一，违规突破合作范围，推介无资质的保本理财业务；其二，为谋取中间业务费与存款业绩，要求受托方季度平仓出金，直接干扰正常交易；其三，工作人员收受贿赂，在知晓账户巨额亏损后共同隐瞒客户，怠于履行监管义务，放任损失扩大，因此银行对损失发生具有重大过错。

3.关于损失认定与过错责任划分

（1）损失金额认定

司法审计机构具备合法资质，鉴定材料来源于银行提交与法院调取，且已经各方质证，审计程序合法；案外人甘某聪已明确其账户内全部资金权利归属于邓某香，其账户交易损失系履行案涉委托协议产生，应当纳入本案损失范围。最终认定交易总损失7118288.18元，扣除邓某香已收取的收益1245600元（合同无效后收益无法律依据，冲抵本金），本金净损失为5872688.18元，同时支持按银行二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损失。

（2）过错比例划分

邓某香自担20%责任，其作为投资者未尽审慎注意义务，轻信保本承诺，放任受托方全权操作账户，对风险发生存在一定过失；某甲公司及云南分公司承担40%责任：其无委托理财特许资质，违规以保本承诺招揽客户，在亏损后隐瞒实情、擅自变更高风险交易模式扩大损失，是损失发生的直接主要过错方；银行承担40%责任，其违规居间、牟利性干预交易、隐瞒亏损怠于监管，对损失形成与扩大具有同等重大过错；熊某承担连带责任，其作为云南分公司负责人，自愿出具承诺书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承诺合法有效，故其应在某甲公司及云南分公司的40%赔偿责任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四、裁判规则的深入解读

（一）规范渊源

1.民事基本法层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3条（对应案发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同时，《民法典》第157条（原《合同法》第58条）确立了合同无效后的返还与过错赔偿规则，为损失按比例分担提供了请求权基础。

2.金融监管层面

我国金融行业实行严格的特许经营制度，《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法律均明确金融业务必须持牌经营。2018年出台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即“资管新规”）进一步明确：资产管理业务是金融机构的表外业务，非金融机构不得发行、销售资产管理产品。委托理财本质属于资产管理业务范畴，无资质机构开展经营性保本理财，本质是非法金融活动。

3.司法政策层面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九民纪要）针对营业信托、委托理财纠纷明确了“刚性兑付无效”、“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等裁判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非法金融活动相关案件的指导意见，也为否定无资质理财合同效力提供了司法政策支撑。

（二）法理基础

1.金融市场准入管制与公共秩序维护

资产管理业务直接涉及社会公众资金安全，具有较强的涉众性与风险传导性，因此被纳入国家特许经营范畴。无资质机构绕过监管开展保本理财，一方面会导致资金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削弱宏观调控与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刚性兑付的虚假承诺会扭曲市场风险定价，一旦出现大规模亏损极易引发群体性纠纷，直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否定此类合同效力，本质是通过司法裁判维护金融市场的公共秩序。

2.信义义务体系下的过错责任匹配

受托方对投资者负有忠实义务与勤勉义务，但其无资质的身份本身就意味着其不具备履行信义义务的监管约束与专业能力，违规保本、隐瞒亏损、高风险操作等行为更是严重违反信义义务；专业金融机构作为居间方，基于投资者对其的高度信赖，负有合规审查与风险揭示的义务，其违规推介、隐瞒风险的行为同样违背了金融机构的信义义务；投资者自身负有审慎注意义务，投资风险自担是资本市场的基本原则，轻信保本承诺、放任风险的行为本身存在过错。

3.合同无效后的利益衡平

委托理财合同无效后，资金已通过交易转化为盈亏状态，无法适用“双方返还”的一般规则，只能转化为损失分担模式。规则既不允许受托方从违规理财中获利，也不允许投资者通过无效合同获得“保本保收益”的超出预期利益，同时让有过错的金融机构承担相应责任，最终实现各方利益的衡平。

（三）委托理财合同无效的认定标准

“受托方未取得委托理财特许经营资质，以保本保底承诺招揽投资者开展代客理财业务，扰乱金融监管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案涉委托理财合同应认定无效”，这一规则包含主体、行为、实质三个核心构成要件。

1.主体要件：未取得委托理财特许经营资质

司法实践中对“资质”的审查，是区分合法资管主体与无资质主体，同时区分经营性理财与民间委托理财。

（1）特许经营资质

能够合法开展受托理财业务的主体，仅限于持牌金融机构，包括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商业银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等，且需取得对应的资产管理业务牌照。普通的投资管理公司、投资咨询公司、商务咨询公司，其经营范围仅能包含“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等内容，不得接受客户全权委托、代客操作账户并进行资产管理，更不得向社会公众开展经营性理财业务。

本案中，某甲公司（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及其云南分公司，本质是投资咨询类机构，其与工行云南省分行的合作也仅限于“上海黄金交易所贵金属延期交易业务的客户推荐”，并不包含委托理财、代客操盘。其实际开展的账户托管、代客交易、保本承诺业务，已超出合法经营范围，属于无资质开展金融资管业务。

（2）经营性理财与民间委托理财的区分

需特别注意的是，该无效规则仅适用于经营性、营业性的委托理财，即受托方以营利为目的，向不特定社会公众招揽客户、反复持续开展理财业务。如果是自然人之间偶发的、基于亲友信任的无偿或低酬委托炒股、理财，属于民间委托合同范畴，不适用金融特许经营制度，一般认定为有效，仅在存在保底条款时可能认定部分无效。实务中区分二者的标准通常包括：是否公开宣传招揽客户、是否以理财为主要经营业务、是否向不特定对象开展业务、是否收取固定比例管理费或收益分成等。本案中仟家信云南公司通过银行渠道批量获取客户，同时服务多名投资者，显然属于经营性理财。

2.行为要件：以保本保底承诺招揽投资者+代客理财

（1）保本保底承诺的认定

保本保底承诺的表现形式多样，包括“保本保收益”、“保本不保收益”、“亏损由受托方全额承担”、“最低收益保障”等，其本质是将投资风险完全转移给受托方，违背“投资有风险、风险自担”的基本金融规律。

本案中，《资产委托管理协议》明确约定“保本不保收益，满期后乙方只承诺支付全额本金”，属于典型的保本承诺。正是这一承诺成为吸引投资者投入大额资金的核心动因，也是认定合同无效的关键行为依据。

（2）代客理财的特征

代客理财的是受托方实际掌控交易决策权，具体表现为：投资者将交易账户、密码交付受托方，受托方自主决定交易品种、交易时机、仓位大小，投资者一般不干预具体操作。

本案中，邓某香将上海黄金交易所、银河期货、天津贵金属交易所等多个账户的密码全部交付仟家信云南公司，由其工作人员柳某明、张某等直接操作交易，完全符合代客理财的特征。

（3）保本条款与合同整体效力的关系

实务中对此存在“条款无效说”与“整体无效说”的分歧：对于持牌金融机构的理财产品，保底条款无效一般不影响合同其他部分的效力；但对于无资质的非金融机构，保本承诺是其招揽客户的手段，整个业务模式都建立在违规保本的基础上，且本身无经营资质，因此司法实践普遍认定整个委托理财合同无效。

本案中两级法院均认定《资产委托管理协议》整体无效，无资质主体开展的保本型代客理财，业务本身具有违法性，并非单个条款无效，而是整体因违反强制性规定与公序良俗而无效。

3.实质要件：扰乱金融监管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这是合同无效的实质正当性基础，也是司法裁判中的推定事实。一般而言，只要认定受托方无资质、经营性开展保本代客理财，即可直接推定其扰乱金融监管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无需原告另行举证证明实际损害后果。

本案中，法院并未单独论证“社会公共利益损害”，而是通过认定无资质、保本承诺、代客理财等事实，直接得出合同无效的结论，这也是同类案件的通用裁判逻辑。

4.实务高频抗辩（印章伪造与个人行为抗辩）

在无资质理财纠纷中，公司方最常提出的抗辩就是“印章系伪造、签约是员工个人行为，公司不承担责任”，本案也不例外。某甲公司与仟家信云南公司均主张合同专用章系伪造，签约是熊某、柳某明的个人行为，公司不是适格主体。

法院的裁判逻辑清晰且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第一，公司未能举证证明签约时印章由上海总部保管，无法证明印章伪造的事实；第二，签约人员熊某、柳某明是仟家信云南公司向工行云南省分行正式报备的员工，分别担任总经理、市场部经理，具有明确的职务外观；第三，签约地点在银行营业网点，是银行客户经理正式推荐下签订协议，投资者邓某香有充分理由相信签约人员是履行职务行为。即使印章确实为员工私刻，只要相对人有合理理由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职务身份、营业场所、官方合作背景等），即构成职务行为或表见代理，公司仍需承担合同责任。公司内部管理漏洞不能对抗善意相对人，这是保护交易信赖的基本原则。

（四）居间合同关系无效的认定

“为该交易提供居间服务的专业金融机构，未尽合规审查义务促成违法交易并从中牟利的，对应的居间合同关系亦属无效”，金融机构违规推介理财业务的责任基础，其认定需从居间关系定性与无效事由两方面展开。

1.居间合同关系的认定标准

居间合同的特征是：居间人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促成交易达成，并从中收取报酬。

本案中法院认定某某支行构成居间关系，主要基于三点事实：第一，银行客户经理伍某主动向其VIP客户邓某香推介案涉理财业务，展示业务合作方案，传递交易信息，直接促成合同洽谈；第二，银行配合开立交易账户、提供资金托管与结算服务，为交易履行提供了基础设施支持；第三，银行实际收取了仟家信云南公司按季度支付的30万元“中间业务收入”，并通过季度末资金回流获得存款冲量的经营收益，本质是获取了居间对价。

2.“居间”与“代销”区别

如果是银行正式准入、对外公开发售的理财产品，银行属于代销机构，承担代销机构的适当性责任；而本案中该委托理财并非银行官方代销产品，是支行工作人员私下促成的违规业务，法院认定为居间关系，准确匹配了双方的权利义务特征。

3.居间合同无效的构成要件

居间合同具有独立性，并非当然随主合同无效而无效，其无效是因自身具有违法性，具体包含三个要件：

（1）主体要件：专业金融机构

“专业金融机构”，是因为银行、券商等金融机构负有更高的合规义务与信义义务，其对金融业务的资质要求、监管规则的认知远高于普通主体。普通自然人或企业促成交易，一般不适用该无效规则；但专业金融机构违规居间，具有更强的可责难性。

（2）行为要件：未尽合规审查义务，促成违法交易

专业金融机构应当知晓委托理财属于持牌业务，应当审查受托方的资质与业务合规性。

本案中，工行云南省分行与某甲公司的《合作协议》明确约定，禁止合作机构代客操盘、承诺客户收益，但支行工作人员明知禁令仍促成违规理财交易，完全未尽合规审查义务。更深层次看，银行违反了投资者适当性义务。银行作为专业机构，必须向客户推荐与其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合规产品，充分揭示投资风险。而本案中银行不仅未揭示风险，反而以“银行合作、保本安全”误导客户，严重违反适当性义务。

（3）结果要件：从中牟利

银行通过居间行为获得了双重利益：一是直接收取的30万元中间业务费，二是季度存款冲量带来的业绩收益与考核利益。牟利性进一步强化了行为的可责难性，也印证了居间关系的有偿性。

4.帮助违法行为的居间自始无效

从法理上讲，居间人明知交易违法仍提供媒介服务并从中牟利，其居间行为本身就是非法金融活动的帮助环节，属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与“违背公序良俗”的范畴，因此独立构成无效事由，而非简单依附于主合同效力。这也是专业金融机构违规居间与普通居间的区别。

（五）合同无效后的损失认定规则

1.直接交易损失的司法审计认定

（1）审计范围的确定

委托理财损失的认定，一般需通过专业司法审计完成，审计范围应覆盖全部受托操作的账户。

本案中，审计范围不仅包括邓某香本人名下的账户，还包括甘某聪名下的账户，法院对此予以认可，甘某聪账户是应受托方要求开立，目的是规避交易所持仓上限，账户资金全部来源于邓某香，交易由仟家信云南公司操作，且甘某聪已公证声明账户权利全部归属于邓某香。因此，该账户本质是代邓某香履行委托协议，其损失应纳入本案范围。代持账户、关联账户能否纳入损失范围，主要看三点：是否基于案涉理财协议开立、是否由受托方实际操作、资金是否实际由委托人投入。三者同时满足的，即使登记在案外人名下，也可纳入审计范围，但需案外人明确权利归属，避免后续权利冲突。

（2）司法鉴定的程序争议

本案中上诉人提出“先鉴定、后质证，司法鉴定程序违法”的抗辩，法院未予采纳。其裁判标准是鉴定材料来源于银行提供与法院依法调取，来源合法；虽鉴定前未组织质证，但鉴定报告出具后已组织各方充分质证，且各方对鉴定材料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并未实质影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因此不构成严重程序违法，鉴定结论可作为定案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鉴定材料应当先质证再移交鉴定机构。实践中若鉴定材料真实性存疑且未经质证，很可能导致鉴定程序违法、结论被推翻；但若材料真实性无争议，仅存在程序瑕疵，一般不影响实体认定。

2.已付收益的抵扣规则

合同无效后，双方因合同取得的财产均应返还。受托方应返还投资者本金，而投资者已收取的理财收益，因合同无效丧失合法依据，应当抵扣本金。

本案的计算是审计确认总交易损失为7,118,288.18元；投资者已收取收益1,245,600元，该部分收益无合法依据，应从损失中抵扣；最终确认本金损失为：7,118,288.18 - 1,245,600 = 5,872,688.18元。抵扣的是本金损失而非其他，本质是双方互为给付的抵销。实践中，部分受托方主张“收益是投资者合法所得，不应抵扣”，该主张不能成立，因为合同无效具有溯及力，投资者取得收益自始无法律依据，必须返还或抵扣。

3.资金占用损失的计算标准

合同无效后，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条款（本案中日万分之三的违约金）一并无效，投资者不能主张违约金，但可主张资金占用的利息损失。

本案采用“同期中国人民银行二年期定期存款利息”，其裁判考量是：委托期限为一年，投资者自身存在过错，资金占用损失不宜按贷款利率计算，按定期存款利率更符合过错与责任匹配原则。部分法院认为，资金占用损失本质是融资成本损失，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更符合市场实际。计算标准属于法院自由裁量范畴，核心考量因素包括双方过错程度、委托期限、市场融资成本等。投资者过错越大，适用的利率标准越低；受托方恶意程度越高，适用的利率标准越高。

（六）过错责任比例分担规则的深度适用

1.受托方的重大过错与主要责任

“受托方明知自身无相应资质仍违规开展业务，且在交易出现亏损后隐瞒实情、采取高风险操作方式扩大损失，具有重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

（1）受托方的四重过错

前提性过错，明知无委托理财资质，仍违规开展经营性保本理财，违反金融特许经营制度，是整个违法交易的发起者与主导者。缔约过错，以保本承诺招揽客户，误导投资者的风险判断，是投资者投入资金的直接诱因。履约过错，交易过程中违规改变交易策略。本案中，协议约定投资方式为“滚动对冲套利”，该模式风险较低；但为弥补亏损、满足银行存款冲量要求，受托方改为高风险单边交易，直接导致损失扩大。扩大损失过错，亏损发生后刻意隐瞒，继续向投资者支付收益制造盈利假象，延误止损时机，导致亏损持续扩大。本案中，2014年2月账户已出现明显亏损，但受托方与银行共同隐瞒，直至2014年10月才暴露，期间亏损大幅扩大。

（2）责任比例的实务裁量

本案中受托方承担40%的损失赔偿责任，属于主要责任范畴。司法实践中，无资质受托方的责任比例一般在40%-70%之间，具体裁量因素包括：资质缺失的主观恶意程度；是否存在伪造资质、虚假宣传等欺诈行为；对交易账户的掌控程度；亏损扩大中的原因力大小；是否存在隐瞒、转移资金等恶意行为。若受托方存在伪造金融牌照、恶意侵占资金等情形，责任比例甚至可能更高。

2.居间金融机构的重大过错与相当责任

“提供居间服务的金融机构超越合规业务范围推介产品，为谋取经营利益怠于履行监管义务且隐瞒亏损实情，对损失发生同样具有重大过错，应承担与其过错程度相当的赔偿责任”。

本案中银行承担40%的责任，与受托方责任相当，其过错具有同等的原因力：推介过错，超越上级行授权的合作范围，违规推介委托理财业务。工行省分行与某甲公司的合作仅限于贵金属递延业务的客户推荐，严禁代客理财。支行工作人员为谋取业绩，私下促成违规保本理财，属于超范围违规经营。诱因过错，为谋取存款冲量业绩与中间业务费，要求受托方每季度平仓出金，直接导致亏损扩大。本案中，为完成季度存款考核，银行要求受托方在账户浮亏状态下强制平仓回款，为弥补平仓损失，受托方才转向高风险单边交易，银行的冲量要求是损失扩大的直接诱因。扩大损失过错，明知账户出现大额亏损，却与受托方共同向投资者隐瞒，放任损失持续扩大。2014年7月银行已知晓亏损达60%，仍选择隐瞒客户，错失止损时机。

本案中银行工作人员涉及收受贿赂等刑事犯罪，银行据此主张属于员工个人行为、单位不应担责，该抗辩未被法院采纳。工作人员的行为若符合职务行为外观，即使构成刑事犯罪，单位仍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投资者是基于对银行的信任、在银行网点内接受工作人员推介，无从知晓其内部违规与犯罪行为，单位不能以内部人员犯罪对抗善意相对人。这是职务行为责任的基本规则，在金融机构纠纷中普遍适用。

3.责任比例的裁量边界

司法实践中，违规金融机构的责任比例一般在20%-50%之间，裁量因素包括：推介的主动性是主动推介还是仅提供场地；信用背书的程度是否以银行名义宣传、是否使用银行信用；获利情况是否收取费用、获利多少；对亏损的原因力：是否直接导致损失扩大；过错程度是否明知违规、是否隐瞒风险。

本案中银行主动推介、深度参与、获利明确、直接导致损失扩大，因此承担较高比例的责任。

4.投资者的过错与自担责任

“投资者未尽合理审慎注意义务，轻信保底承诺放任投资风险，应自行承担相应比例的损失”。

（1）投资者过错的认定标准

投资者的过错核心是“未尽合理审慎注意义务”，具体表现为：轻信保本承诺，忽视“投资有风险”的基本常识，对明显高于市场正常收益的产品缺乏警惕；放任账户控制权，将交易密码、操作权限完全交付他人，未履行基本的监督义务；未核实受托方资质与产品合规性，盲目信赖银行或熟人推荐。

本案中，邓某香作为大额投资者，未核实仟家信云南公司的理财资质，轻信保本承诺，将全部账户控制权交付对方，存在明显的审慎过失，因此自担20%的损失。

（2）注意义务的裁量标准

投资者的注意义务并非统一标准，而是因人而异：对于普通自然人、老年投资者、无投资经验的投资者，注意义务标准较低，自担比例一般在10%-20%；对于有丰富投资经验的投资者、专业投资者，注意义务标准更高，自担比例可能达到20%-30%；若投资者明知对方无资质仍参与，或主动要求保本、参与违规操作，过错程度更高，自担比例会进一步提升。

5.过错分担的基本原则

司法实践中划分责任比例，始终遵循三个原则：责任比例与过错程度、对损失的原因力大小正相关；任何一方不得因合同无效获得比合同有效更优的利益，投资者不能获得全额保本，受托方不能转嫁全部风险；优先保护善意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对金融机构等专业主体课以更高责任。

（七）特殊责任主体的认定规则

1.分支机构债务的法人共同清偿

《民法典》第74条第2款规定：“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公司法》第14条也明确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

2.实务中的责任形式

理论上，总公司对分公司债务承担的是补充责任，即先由分公司财产清偿，不足部分由总公司承担。但司法实践中，多数法院直接判决总公司与分公司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本案即采用共同清偿模式。共同清偿模式更有利于保护债权人，避免分公司无财产时当事人另行诉讼，提升执行效率。对于原告而言，起诉时应将总公司与分公司列为共同被告，最大限度保障债权实现。

3.个人连带责任承诺的效力

“相关责任人自愿就案涉债务作出连带责任承诺的，应在其承诺的责任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本案中，熊某作为仟家信云南公司负责人，出具《承诺书》自愿对全部亏损及违约金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法院认定该承诺有效，判令其在公司责任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关于主合同无效时承诺的效力，司法实践的主流观点是：若承诺人本身是业务直接经办人、负责人，对债务形成具有过错，其自愿承担连带责任的承诺属于独立的债务加入或赔偿承诺，不受主合同效力的影响，只要是真实意思表示即具有约束力。承诺人往往是违规业务的实际操作者与受益者，其承诺是对自身过错责任的确认，而非单纯的担保，因此不适用担保合同从属性规则。

4..实务适用要点

责任范围以承诺内容为准，不得超出承诺约定判令责任；主张受胁迫、欺诈出具承诺的，需承担举证责任，否则推定有效；起诉时应将出具承诺的个人列为共同被告，其个人财产往往是重要的执行保障。

律师简介

锁贺 律师

执业近七年，具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上市公司董秘资格，凭借专业的法律技能与敏锐的商业思维与国内多家知名企业取得了稳定的合作。

承办的系列建工类、公司类疑难商事案件均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在处理企业民商事争议解决、公司法律服务、各类投资合同引发的诉讼或非诉事宜中，具有丰富的实务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