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映恩生物宣布,其与罗氏旗下Genentech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将基于DUPAC新型有效载荷平台合作开发多款肿瘤ADC药物。
根据协议,映恩负责早期发现与1a期临床开发,对价为4500万美元首付款,超10亿美元里程碑,与额外的销售分成;Genentech则获得后续在全球范围内的开发与商业化独家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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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公开资料
此前,映恩BD总金额已达超60亿美元。截至2026年5月,超5亿美元已入账。
如今罗氏再押注,不仅成为继GSK之后第二个牵手映恩的MNC巨头,更是将合作升级为平台级的深度绑定。
而就在去年9月,映恩的DB-1303(帕康曲妥珠单抗)刚在中国乳腺癌III期研究中,头对头击败罗氏的Kadcyla(T-DM1)。
如今不到一年时间,对手直接变队友。一笔交易,让曾经的“ADC霸主” 罗氏,把“打不过就加入”的戏码演绎得淋漓尽致。
01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作为全球首款HER2 ADC,Kadcyla曾稳坐HER2 阳性乳腺癌二线“金标准”之位,成为罗氏HER2王国的支柱资产。然而,2026年Q1,Kadcyla销售额仅为5.59 亿美元,负增长4%,难掩“老将失速”颓势。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Enhertu在2026年Q1以14.22亿美元实现34%的销售额高速增长。自2019年,Enhertu首次以HR 0.28头对头碾压Kadcyla之后,便开启了“步步为营”的“取代计划”。
如今,从早期到晚期、HER2阳性到超低表达,T-DXd不仅几乎实现乳腺癌全线程覆盖,更是成为首个将HER2靶点切入到泛实体瘤领域的ADC 药物。
如果Kadcyla证明了HER2可作为毒性载荷的“领航员”,那么Enhertu则用更高DAR、可裂解连接子和Topo-I载荷,彻底拓宽了HER2的能力边界。
Enhertu的疗效几乎已经是HER2 ADC赛道上天花板级别的存在,但更强的旁观者效应往往意味着不可控的安全性问题。在经治转移乳腺癌人群中,4例因ILD/间质性肺炎的死亡案例一直是Enhertu难以抹除的阴霾。
而映恩的DB-1303瞄准这一点。它没有选择在疗效上与Enhertu硬碰硬,而是在安全性上下功夫。同是Topo-I载荷,DB-1303选择了中等效力的P1003,通过其膜渗透产生旁观者效应,大大降低了脱靶毒性。
2025年9月,映恩宣布,DB-1303在HER2阳性不可切除或转移性乳腺癌患者,对比对照组,取得统计学意义与临床意义的显著改善,安全性良好。4 月 9 日 BLA已正式 获 NMPA 受理,距离商业化兑现仅一步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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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公开资料
罗氏Kadcyla,又一次被击败了。
但彼时谁能想到,一年后,罗氏干脆直接把击败自己的映恩“策反”成合作伙伴。合作标的不是主角DB-1303,其全球权益早已被分拆给了BioNTech和三生。
罗氏押注的,是映恩自有的非Topo-I新型载荷平台。非Topo-I载荷,瞄准的便是Topo-I耐药问题。换句话说,Kadcyla已成丰碑,罗氏看中的是Enhertu时代遗留的载荷耐药问题。而这正是映恩平台的锚点。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一次,罗氏势必要把失去的都拿回来。
02
罗氏下注逻辑从靶点支撑迁移到载荷开道
如果仅以上述视角来看,罗氏似乎扮演了一个“受害者”角色,为行业铺路,却惨遭抛弃。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一款药,从研发到上市,再到被取代,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没有一款药能“青春永驻”,药研人要么通过扩大其适应症范围尽量延长其生命周期,要么抓紧寻找下一代接棒产品,在老将衰退之前成功续上现金流的增长引擎。
作为MNC巨头之一,罗氏自然深谙此道。
2026 年 3 月 31 日,欧盟委员会批准 Kadcyla 用于乳腺癌辅助治疗,意味着罗氏正试图通过适应症前移来延长其生命周期。
而对于接棒资产的找寻,罗氏从未停止脚步。
只不过,2018年自研HER2 ADC资产因难以跨越的安全性问题被终止后,罗氏的目光不再只局限于HER2单一靶点。
Polivy作为其自研的CD79b ADC,2026 Q1销售额约 5.19 亿美元,同比增长26%,几乎逼近Kadcyla的销售额,已成事实接班人。
近年来,中国ADC货架更是被罗氏大肆扫货。
合作伙伴从宜联、信达,到瀚森,扫货靶点从c-MET、DLL3、CDH17,到B7-H3,罗氏几乎把热门ADC靶点买了个遍。
但这次与映恩的合作逻辑却截然不同。
罗氏此前从中国药企手里买的都是单一资产管线,押注逻辑是由靶点支撑的。而如今,其并没有买下映恩任何一条管线,而是建立了对其DUPAC技术平台的合作关系。
作为映恩四大专有 ADC 平台之一,DUPAC涵盖DUP5、DUP9、DUP10 等多种新型机制载荷,每种载荷均基于独特的抗肿瘤机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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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公开资料
基于该平台的分子都具有共同的特征:新型载荷搭配优化兼容的连接子,既能克服Topo-I耐药,又能实现安全可控的旁观者效应。
更重要的是,据目前披露的信息,该平台产出的临床前资产DB-1316已在Dxd耐药模型中展现出了克服耐药的潜力与优异的安全窗口。
在业内普遍带着Topo-I载荷卷靶点的时候,映恩则选择独辟蹊径,瞄准不久后大多数ADC药物都要面临的Topo-I耐药问题。
这也是罗氏选择押注映恩的重要原因。
根据合作协议,映恩只需要将管线推进至1a期临床,后续权益便全权转交到罗氏手中。
这笔交易既符合MNC与中国药企平台化合作的新趋势,又有所不同。
无论是信达与武田/辉瑞,还是恒瑞与BMS,双方的合作都是基于Co-Co模式展开的。这种模式下,中国药企与MNC共担开发成本,共享商业化收益。
而映恩的此次合作,却严格明确了责任与权益的边界,早期开发由映恩独立负责,后期开发与商业化则由罗氏独立负责。
尽管映恩依然享有里程碑付款与销售分成,但其扮演的角色更像是“平台型早期发现与早期临床伙伴”。
2022年,默沙东与科伦博泰就7款ADC药物累计达成118亿美元的合作;2025年,启德医药与 Biohaven/AimedBio扩大合作范围,就一项ADC资产与定点偶联技术平台,达成总金额超130亿美元的合作。
对比而言,映恩4500 万首付与超10亿美元的里程碑“略显寒酸”。
但明确双方的责权划分后,这个原因也不难理解,毕竟重大的临床开发风险全部转嫁到罗氏手中。
“打不过就加入”的终极形态,不是低头认输,而是技术迭代给先行者的突围机会。用 4500 万美元首付,让曾经的 ADC 霸主,从 Topo I 时代的输家,变成后 Topo I 时代的发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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