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泉城｜同气者——郭沫若与社联的思想征程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四川乐山人，文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在上海开展活动期间，郭沫若正流亡日本。虽未在社联担任具体职务、不参与日常工作，他却以左翼文坛代表人物、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者的身份，与社联形成“隔空并肩”的协作关系。他以原创史学成果参与理论论战，以海外译介补充理论资源，以通俗文稿推进思想启蒙，参与了早期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奠基工作。

　　一、不以山海之远：学术转向与社联成立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因参加南昌起义被国民党当局通缉，于1928年流亡日本。在此期间，他转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研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及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成果，并运用甲骨文、金文等出土文献，以唯物史观分析中国上古社会。

　　1930年5月，社联在上海成立，以传播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性质、批判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为主要任务。成立初期，社联面临理论研究力量分散、本土原创成果不足等困难。郭沫若虽远在日本，其研究方向与社联的理论需求高度契合。双方通过秘密渠道保持联系：郭沫若的论著通过社联渠道在国内印行，社联的活动信息亦反馈给郭沫若。郭沫若成为社联重要的外围学术力量。

　　二、以六经注我之功：《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与理论论战

　　1930年，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上海出版。该书运用唯物史观，结合甲骨文、金文与传世文献，论证中国历史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发展阶段，提出中国社会发展符合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演进的一般规律。该书是国内首部以唯物史观系统梳理中国上古社会演进的专著。

　　该书出版之际，正值国内思想界围绕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分期问题展开论战。社联成员以《新思潮》等刊物为阵地，论证中国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从历史演进角度提供了学理支撑，被社联成员在论战中引用。书中关于中国存在奴隶社会的论证，回应了部分否认中国经历过奴隶制阶段的观点，成为批驳各类观点的重要学术依据。社联依托各地读书会与秘密渠道，将这部著作传播于进步青年和知识界。

　　三、以我注六经之力：译介工作与理论资源支持

　　流亡期间，郭沫若利用日本的学术环境，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他先后翻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等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及《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等唯物史观论著，并结合中国实际撰写解读文稿，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经济学说。这些译作和文稿部分通过秘密渠道传回国内，由社联安排出版或在内部传阅，弥补了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短缺。

　　20世纪30年代前期，国内马克思主义原著的中文译本数量有限。郭沫若依托日本相对开放的学术环境，搜集德文、日文马列原著，翻译相关著作，通过秘密渠道传回上海，成为社联海外理论来源之一。他的译稿经由社联出版渠道印行，成为左翼知识界接触马克思主义原著的中文途径之一。在社会史论战期间，郭沫若以“杜衎”“易坎人”等笔名，在《读书杂志》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参与论战。

　　四、不以时局之艰：与社联成员的交往

　　流亡日本期间，郭沫若与国内左翼文化界保持通信联系，与部分社联成员有书信往来，就学术问题和时局交换意见。面对国民党当局查封社联刊物、逮捕骨干成员的情况，郭沫若公开发声揭露国民党的文化专制，并对被捕盟员施加舆论声援。此外，郭沫若的一些学术观点在社联内部引起过讨论，社联成员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具体论断有认同也有不同意见，属于左翼社会科学界内部的正常学术交流。

　　五、不以文野之分：通俗写作与大众化工作

　　社联自成立之初便将大众化启蒙确立为基本导向，通过工人夜校、秘密读书会、通俗读本、街头宣讲等方式，向工农群众与进步青年普及革命理论。针对专业史学文本晦涩难懂、难以适配基层认知的问题，郭沫若创作了大量通俗史学随笔、杂文与时评，以浅近文字介绍社会发展史知识，以生活化叙事揭示社会压迫的根源。这些通俗文章部分被社联编入启蒙读物，在各地读书会和夜校中使用。郭沫若还多次通过秘密渠道刊发公开信，分享自身从自由主义文人转向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经历，吸引了一批进步青年加入左翼阵线。

　　为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需要，社联于1936年春解散，多数成员转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等救亡团体。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郭沫若回国，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负责抗战文化宣传工作。在此期间，郭沫若与散处各界的原社联成员在抗战文化活动中多有交集。

　　郭沫若与社联的关系，是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中学术研究与团体活动之间互动的一个案例。郭沫若在流亡期间完成的史学研究，为社联的理论论战提供了学术资源;社联的宣传网络，则为郭沫若著作在国内的传播提供了渠道。双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和社会科学本土化方面的协作，体现了学术研究与组织活动的相互配合。这种“无职务、深联结”的合作模式，既帮助地下社联突破国民党的理论封锁，也使郭沫若的学术研究走出书斋，推进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进程。

　　了解这段历史，有助于认识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过程中个人研究与团体活动之间的实际关联。郭沫若与社联携手开展的学术研究与理论宣传工作，为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参照。

　　注：本文史料主要参考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史》《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55周年纪念专辑》《创造时代的新文化：中国社联与新兴社会科学运动》《时代坐标中的历史回响：中国社联史料与研究选编》等社联研究专著；文中涉及具体史实，主要依据相关文集、人物传记、研究文献等公开出版的研究成果。限于篇幅，文中不再一一注明，在此一并致谢。

　　（作者：徐先领 单位：济南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