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家庭的猫鼠游戏：亲子互联网感知差异对青少年逃避媒介监管行为的机制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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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父母作为子女的数字“守门人”常因观念分歧引发亲子冲突，使双方上演着控制方与逃避方相互博弈的“猫鼠游戏”。本研究基于亲子互动视角，收集了551对亲子配对数据，采用多项式回归探究亲子互联网消极影响感知差异与子女逃避媒介监管行为的机制关系。结果表明：当父母与子女的互联网消极影响感知趋近时，子女逃避媒介监管行为呈上升趋势。当亲子互联网消极影响感知一致时，亲子感知一致高风险家庭的子女逃避媒介监管行为少于亲子感知一致低风险家庭，亲子一致性与子女逃避媒介监管行为呈先增后减的倒U型曲线关系。父母担忧与父母过度保护在亲子互联网消极影响感知差异与子女逃避媒介监管行为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这进一步地解释了亲子间的感知差异与子女逃避媒介监管行为之间的动态效应和张力。

作者简介

曾秀芹，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林旭东（通讯作者），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数字时代青少年媒介使用的家庭监管与引导研究”（项目编号：22FXWA001）的阶段性成果。

一

引言

在移动互联网深度普及的背景下，网络已成为青少年社会化进程的核心载体。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未成年网民规模已经达到1.85亿，凸显了数字监护的现实紧迫性。面对数智技术对家庭场域的变革，父母面临着传统“教父之责”与现代“数字守门人”角色的双重文化张力——既期待技术赋能子女成长，又深陷对网络负能（色情信息、网络霸凌等）的监护焦虑。这种矛盾又让父母的媒介监管职责与青少年的数字原生特质形成根本冲突，父母视互联网利弊参半，需要选择性、限制性使用，而年轻世代将网络视为自主社会化与认知探索的重要场域，不愿意受到父母过多的约束。摆在家庭场域中的是技术导致的沟壑，即亲子两代人对待互联网技术态度与观念的巨大差异，这一差距进一步形成了数字时代的代际鸿沟（周晓虹，2011；周裕琼，2014）。

此外，亲子双方对互联网影响的看法差异还可能造成亲子的分歧和矛盾，导致子女对父母监管的逃避。以往研究表明，父母往往对媒介持刻板印象，多采用限制型干预方式（李晓静，覃智强，潘颜，2021；Kutner et al.，2008；Hwang et al.，2017）。而青少年则通常否认网络的消极影响并利用技术优势规避监管，在家庭中上演着控制—逃避相互博弈的“猫鼠游戏”，致使家庭数字监护机制结构性失效（Jiow，2014；Livingstone et al.，2017）。在家庭媒介教育领域中，亲子间对于媒介功能及其影响的探究是学界关注的普遍议题。然而，以往研究有两点不足：首先，多从父母或子女单方采集数据，鲜少采用亲子双向视角开展研究，这不但容易造成共同方法偏差，而且无法全面、深入地揭示亲子媒介观念与媒介监管的复杂关系（De Los Reyes & Ohannessian，2016；Korelitz & Garber，2016）；其次，父母媒介干预本质是亲子间的媒介互动与沟通（蒋晨，曾秀芹，战泓玮，2023；曾秀芹，战泓玮，2022），若仅单方面考察父母或子女的互联网看法及其影响，不关注亲子间观念上的差异，就无法有效洞察亲子动态博弈对父母数字监管效能的深层影响（殷锦绣等，2020）。

因此，本研究突破单一视角局限，采用亲子配对取样抽取双元数据，以规避共同方法偏差，通过多项式回归与响应面分析方法探究亲子双方对互联网影响感知的差异模式对监管效能的影响，并探究这些差异模式在父母媒介教育过程中分别对父母及其子女心理与行为的影响，以互动、立体视角探索亲子媒介互动过程中的动态效应与张力。

二

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的提出

（一）互联网消极影响的亲子感知差异

互联网消极影响亲子感知差异是亲子感知差异（parent-child perception differences）在数字媒介领域的具象表征，指亲子双方在互联网使用消极影响的感知上进行了不同主观加工所导致的分歧与差异（Jiow，2014）。这种感知影响主要指向对网络影响的负向评价（Corcoran et al.，2022）。在家庭数字生活当中，父母作为子女社会化进程中的主要代理人，通过参与亲子数字实践与子女共同形塑了家庭媒介场域（Livingstone et al.，2017）。但过往研究表明，父母对于网络所产生的影响感知往往与子女存在一定的偏差（Corcoran et al.，2022）。父母更担心网络、电子游戏、社交媒体等媒介上的负面内容（如暴力、色情、血腥等）对子女的心理和认知以及长时间上网对身体造成的负面影响。而子女虽能识别负面内容却普遍存在第三人效应认知偏差——认为危害仅作用于其他或更小的孩童（Kutner et al.，2008）。相反，子女更强调数字媒介的社交支持、娱乐价值与压力缓解等积极功能（Rayan et al.，2017）。

在此基础上，关注代际感知差异的学者们指出（De Los Reyes & Ohannessian，2016），亲子感知差异是一个反映家庭互动中亲子双方认知互动的关键性变量，是有意义的代际互动的信号。在本研究中则反映亲子互动情况的变量为亲子双方对于互联网消极影响的感知是否一致，以及一致或不一致的方向与组合，本研究将其系统归类为图1所示的四种典型模式：亲子感知存在差异时，有父母高感知—子女低感知、父母低感知—子女高感知两种模式；亲子感知一致时，存在父母高感知—子女高感知的高一致与父母低感知—子女低感知的低一致模式。

（二）互联网消极影响的亲子感知差异与子女逃避媒介监管行为

子女逃避媒介监管行为（youth evasion of parental mediation，简称子女逃避行为）指子女在父母干预过程中，为逃脱父母对于电子媒介的监管所采取的行为措施（Jiow，2014）。青少年在社会化过程中，其自主性的增加会导致他们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产生不同的应对行为。尤其是在媒介干预过程中，亲子间的感知差异会导致孩子的消极应对行为，影响亲子间的数字互动和关系密度（Linderoth & Bennerstedt，2007）。“发散三元模型”将亲子之间的感知模式划分为两种不同的模式：一致/分歧。“一致—适应”模式表明，当亲子间对于保护因素存在一致性的感知时，双方对于该因素的感知水平越高，子女将会表现出更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及更少的问题行为。反之，“分歧—不适”模式表明，当亲子间在该因素存在差异时，感知差异水平正向预测了子女的问题行为（李龙飞，姜薇，2023；Andres et al.，2016）。周晓虹（2011）指出，随着信息技术对家庭日常生活的嵌入，亲代与子代之间的数字鸿沟对两代人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观念、态度、行为上的差异所形成的鸿沟，导致家庭内的数字化代际冲突（digital intergenerational conflict）（李龙飞，姜薇，2023）。

但作为能动主体的青少年儿童，为了规避亲子间正面的矛盾和冲突，自然会在与父母的互联网代际差异感知中产生逃避的应对行为。国外家庭传播的研究同样关注到亲子之间网络的感知差异对青少年消极应对行为的影响（Wen et al.，2023）。尤其是作为新一代的数字原住民，他们已熟练地掌握能躲过父母监管的媒介技术和手段（Nguyen et al.，2012）。有研究指出，孩子通常会采用撒谎、含糊、躲藏的方式，以应对与父母数字观念上的冲突，尤其是对于年纪较大的青少年来说，他们虽然能理解父母，但更愿意依据自我的态度来拒绝父母对于网络负面影响的“长篇大论”（Smetana，1989）。值得注意的是，亲子网络感知一致性可能产生悖论性效果（Corcoran et al.，2022）。导致研究结果不尽相同的原因可能是以往研究未注意到亲子之间的感知差异存在多种模式（具体如图1所示，存在四种亲子感知模式组合），仅简单地将父母感知测量值减去子女感知的测量值，无法洞察各种亲子感知差异模式与子女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此外，也可能因为亲子间的感知差异和子女行为存在非线性关系。一方面，父母高负面感知促使子女预判冲突风险，为了避免亲子之间的冲突，孩子就只能减少相应的消极应对行为，另一方面，父母作为家庭“数字守门人”强化限制性干预，直接从源头阻断设备使用从而消解子女逃避可能（Corcoran et al.，2022；Livingstone et al.，2017）。此时，亲子之间的网络消极影响感知差异对于逃避行为的负向影响就开始呈现。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父母互联网消极影响感知与子女互联网消极影响感知越趋于一致，子女的逃避行为越低。

H2：当父母互联网消极影响感知与子女互联网消极影响感知匹配的情况下，相较于“父母低感知—子女低感知”的亲子低一致情况下，“父母高感知—子女高感知”的亲子高一致所导致的子女逃避行为更低，呈现先增高后降低的曲线效应。

H3：当父母互联网消极影响感知与子女互联网消极影响感知不匹配的情况下，相较于“父母低感知—子女高感知”情况下，“父母高感知—子女低感知”所导致的子女的逃避行为更高。

（三）父母对子女网络使用担忧的中介作用

父母对子女网络使用的担忧（parental concerns about children’s online use，简称“父母担忧”）指父母对网络内容及网络特性对于孩子造成或将要造成的负面影响的一种顾虑（Danet，2020），是父母对未来风险的焦虑在情绪上的表征（Feng et al.，2019）。在家庭数字化环境中，亲子双方对网络风险认知的代沟是影响父母担忧的核心因素。育儿压力理论（parenting stress theory）指出，随着儿童自主性的提升，亲子间认知的分歧与差异将导致亲子间的对抗与矛盾，从而加剧父母的压力与焦虑（Lavenda et al.，2026）。

当父母认为互联网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而子女却对风险评估偏低时，父母倾向于将这种认知差异解释为子女风险意识的不足和自我保护能力的局限，从而激发对子女网络使用后果的担忧（Wallace，2021）。研究表明，父母担忧的根源主要在于网络可能对孩子造成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隐私泄露风险、网络诈骗以及网络欺凌等问题的深切忧虑（Danet，2020）。而子女对网络风险认知的不足，则进一步加深了家长的忧虑（Wallace，2021）。

同时，父母的负面情绪容易引发青少年的问题行为，尤其是逃避行为（彭源，朱蕾，王振宏，2018）。这主要由于亲子间的互动关系使青少年能够感知父母的情绪状态。为了避免面对父母的负面情绪，青少年可能会刻意隐瞒自身的网络使用情况。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父母所表现出的焦虑、担忧导致了青少年问题性网络使用行为（Livingstone & Bober，2013）。此外，研究显示亲子之间的感知差异会引发父母对子女的担忧，并进一步促使孩子产生消极逃避行为（Linderoth & Bennerstedt，2007）。换言之，亲子感知差异作为一种家庭关系互动上的认知失调状态，可能通过加剧父母的担忧进而影响子女的行为表现。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4：父母担忧在互联网消极影响的亲子感知差异与孩子逃避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四）父母过度保护的中介作用

父母过度保护行为（parental over-protection）也被称为过度控制，是父母教养方式中行为实践的一个维度。父母教养方式（parenting style）指在抚养子女的日常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对待子女的行为模式和行为倾向。父母的教养方式既包括父母履行其职责的目标定向的具体行为，也包括非目标定向的教养方式，诸如姿势、语调的变化或是情绪的自然流露（陈世民，张莹，陆文春，2020）。本研究中的父母过度保护行为指父母在教养孩子过程中表现出的具体行为。在家庭传播的研究中，多项研究共同表明父母对媒体的态度是影响其教养方式的关键因素（Lee et al.，2022；Duygu et al.，2022）。当父母察觉到网络媒介对子女存在潜在威胁（如不良信息侵害）时，出于保护子女的动机，他们会调整教养方式，采用更为严格的方式，以避免子女遭受网络风险（Hwanget al.，2017）。研究还证实，亲子之间对互联网消极影响的感知差异，是影响父母教养方式的重要因素。在互联网使用场景中，亲子双方对网络负面影响的感知差异，特别是“父母高感知、子女低感知”的不一致情况，会使父母认为子女风险意识不足，进而强化父母的控制需求。这种需求在教养实践中通常表现为更严格的限制、更多的替代决策以及更高程度的介入（Shahverdi et al.，2023）。

另一方面，依据父母接纳—拒绝理论（Parental Acceptance-rejection Theory），父母的消极教养方式对孩子的问题行为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何丹等，2016）。尤其是对于青少年时期的子女来说，青少年常采用隐瞒、回避等策略争取媒介自主权(Jiow，2014）。相关研究也表明，限制型的教养方式正向预测了孩子的消极应对行为（Livingstone & Bober，2013）。其原因在于10—15岁青少年处于自主性发展关键期，过度保护会抑制其自主需求，进而触发逃避行为与问题行为（Shahverdi & Burke，2023）。据此，研究进一步提出如下假设：

H5：父母过度保护在互联网消极影响的亲子感知差异与孩子逃避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五）父母担忧和父母过度保护的链式中介作用

此外，生态系统理论指出，家庭是个体发展的重要微观系统，在这一系统中，父母的教育与干预发挥着关键作用（Bronfenbrenner & Morris，2007）。从育儿压力理论的视角来看，亲子感知差异作为家庭内部的压力来源，容易引发父母的情绪与行为反应（Abidin，1990）。当父母觉察到双方认知存在失调，并感到自身难以应对育儿角色时，便可能承受更大的压力与焦虑，从而更倾向于调整教养实践，采取较为消极的教养方式（Lavenda et al.，2026）。国内相关探讨也表明，父母的压力与情绪状态是影响其教养方式的重要因素（陈世民，张莹，陆文春，2020）。

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父母压力视角下，亲子感知差异是否通过激发父母的忧虑情绪，并进一步作用于其教养实践，从而对子女的应对策略产生影响。具体而言，当父母察觉子女对风险的认知显著低于自身时，倾向于将其归因于子女对网络风险“认识不足”，进而产生忧虑情绪（Livingstone & Bober，2013）。这种忧虑情绪并非仅停留在认知层面，而是会进一步转化为更具控制性的教养行为，如加强监督、限制使用、代作决策等，即表现为“父母过度保护”（高亚兵等，2023；Sciacca et al.，2022）。然而，对于青少年而言，父母因忧虑而采取的过度保护行为可能会限制其自主空间，并促使他们采取隐瞒、回避、技术规避等策略来应对监管。特别是在父母与子女之间存在技术鸿沟的情况下，父母往往难以有效管理正处于自主性发展高峰期的青少年，技术上的代际劣势反而可能加剧子女的逃避行为（Shahverdi & Burke，2023）。同时，鉴于亲子之间的认知差异对父母忧虑情绪具有正向预测作用（Livingstone & Bober，2013），本研究进一步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6：父母担忧和父母过度保护在互联网消极影响的亲子感知差异与孩子逃避行为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三

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调查过程与抽样

研究聚焦中学生群体，该阶段正值青少年心理健康低谷期，呈现出更多的问题性网络行为以及对父母干预的抵抗（赵霞，2022）。本研究选取中学生及其父母作为研究对象。鉴于亲子配对问卷的操作复杂性（需同步获取家长与子女数据），难以进行大规模的社会调查。研究采用便利抽样法，在2023年7月至10月间，征求福建当地6所学校支持之后进入学校一线进行调研获取。在受访学校年段长、班主任协助下发放学生及家长配对问卷。具体的施测参考陈福美等人（2023）的做法，学生问卷在校内集中填写回收，家长问卷经密封信封由学生转交给主要媒介监管家长独立填写，次日由调研员统一回收。首先剔除不同意参与、重复填写、未通过注意力测试题、关键信息缺失的问卷，再将通过筛选的亲子两套问卷编码进行匹配，配对成功后形成有效亲子配对数据库。

研究采用分阶段抽样的方式开展：第一阶段按照学校级别及学校评级分层抽取6所学校，其中包括普通初中3所、高中2所、职业高中1所。第二阶段为班级抽取，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式，在初一、初二、初三、高一随机抽取2个班级，高二、高三历史组和物理组方向各随机抽取两个班级。本研究共计发放900套问卷，共计回收有效问卷1442份（父母版614份，子女版828份），有效率分别为68.2%和92.0%，成功配对551套有效问卷。其中父母中父亲176名，母亲375名，平均年龄44.38岁（SD=6.86），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138人，高中153人，本科及以上260人。子女中男生273名，女生278名，其中初一123人，初二129人，初三63人，高一48人，高二98人，高三90人，农村户口104人，城镇户口447人。

（二）变量测量与计算

根据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本研究问卷共分为父母版和子女版两套问卷，父母版测量了父母互联网消极影响感知、父母担忧以及父母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子女版问卷测量了子女互联网消极影响感知、感知父母过度保护与子女逃避行为以及子女的人口统计学特征。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的问卷调查均围绕青少年家庭的互联网及新媒体使用情境展开。在问卷指导语中已明确提示：本调查主要关注家庭内部的新媒体使用行为，以及与之相关的亲子沟通、家长监督与引导方式。因此，受访者的回答均基于其在子女使用互联网背景下的家庭互动经验。父母及子女的互联网消极影响感知借鉴了Rayan等人（2017）编制的互联网使用优缺点量表的网络负面影响部分，测量受访者对使用互联网造成负面影响的看法。父母版问卷和子女版问卷中除了措辞略有区别外，其他内容一致。网络消极影响感知共8题，如“由于长时间上网，孩子感到筋疲力尽”。采用5点李克特量表，从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五个选项进行测量，通过题项的得分相加后求取平均值得到了亲子双方的互联网消极影响感知分数。该量表在父母版问卷和子女版问卷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20和0.824。

父母对子女网络使用的担忧的测量参照Danet（2020）的题项，测量父母对于青少年使用互联网的担忧情绪，题目共计10题，如“我担心孩子上网后情绪会变得不稳定”“我担心孩子会遭遇网络诈骗”。采用5点李克特量表，从1（从不）到5（总是）五个选项进行测量，通过题项的得分相加后求取平均值得到了父母对于子女网络使用的担忧分数。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42。

父母过度保护采用蒋奖等人（2010）开发的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量表，采用其中过度保护维度等5个题项。通过让青少年评估父母平时的教养方式获得，例如“父母对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都有严格的限制而且绝不让步”等。采用5点李克特量表，从1（从不）到5（总是）五个选项进行测量，通过题项的得分相加后求取平均值得到了父母过度保护行为分数，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57。

子女逃避父母干预行为借鉴了Jiow（2014）的子女逃避父母干预量表，包括“我不会告诉父母我的上网情况（如：上网做什么等）”等三个项目。采用5点李克特量表，从1（从不）到5（总是）五个选项进行测量，通过题项的得分相加后求取平均值得到了子女逃避父母干预行为分数。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647。

考虑到家庭状况可能会对互联网消极影响的亲子感知差异和孩子逃避行为产生一定影响，问卷中加入了父母性别、父母受教育程度、子女性别、是否独生子女、城乡户口、父母成绩满意度、亲子关系、家庭收入等题项，以便控制研究中存在的干扰因素。

（三）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亲子配对数据

问卷调查中单一数据源的自我报告易引发预测变量与效标变量的人为共变，导致共同方法偏差（common method bias），进而产生系统误差与虚假相关的问题，混淆真实因果关系（朱海腾，李川云，2019）。然而多数研究受条件限制难以获取多源数据以规避此偏差，故需在数据分析阶段采用统计控制技术加以检验与校正（周浩，龙立荣，2004）。

为应对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接受以往学者的建议，通过多个来源来获得独立数据，采用方法—方法配对技术，为研究中的不同变量分配不同的评定者进行测量，如家庭研究中的父母—儿童以及组织研究中的员工—主管。这样就从根本上彻底消除了单一数据来源的困扰。具体实施方案为：自变量——亲子之间网络影响感知差异（由父母与子女双源报告），中介变量——父母担忧（由父母方评定）、父母过度保护（由子女方评定），因变量——逃避行为（由子女方评定）。同时，本研究还通过匿名作答方式减少共同方法偏差（周浩，龙立荣，2004）。

（四）数据分析方法和统计软件

本研究使用SPSS 22.0与Mplus 8.3进行分析。为探索亲子感知差异对子女逃避行为的影响，本研究并未将亲子感知差异简化为单一差值指标，而是依据多项式回归与响应面分析框架，将父母互联网消极影响感知与子女互联网消极影响感知同时纳入模型，借助SPSS内置的RSA插件进行响应面分析，并通过EXCEL软件根据多项式回归结果绘制三维响应面图（Shanock et al.，2010）。研究采用Edwards和Cable（2009）提供的流程进行二次多项式回归和响应面分析验证H1、H2。本研究对父母互联网消极影响感知和子女互联网消极影响感知进行中心化处理，构建二次多项式回归模型，具体公式（1）所示：

其中，Z为子女逃避行为，X为父母互联网消极影响感知（下称PN），Y为子女互联网消极影响感知（下称CN），C1为父母性别，C2为子女性别，C3为家庭结构，C4为居住地，C5为家庭月收入，C6为亲子关系等控制变量，b0为截距，e为残差。

通过计算回归方程的回归系数、响应面沿着一致性线和不一致线的横截线的斜率和曲率来分析解释结果。为检验H3，参照Humberg等人（2022）提出的意见，仅解读二次多项式回归模型的不一致线系数容易对结果造成误读，因此本研究在二次多项式回归模型基础上构建三次多项式回归模型，如公式（2）所示。参照Humberg等人（2022）的建议对RRAC模型的形式化推导，对系数a1～a9施加如下6个线性等式的约束：a1=a2，a4=-2a3，a5=a3，a7=-3a6，a9=-a6，截距项c0及a1、a3、a6自由估计，其余系数通过公式（2）由这些自由参数线性决定。以此检验H3。

为进一步分析PN与CN的差异对中介模型的直接与间接效应，本研究通过构建块变量的方法来检验中介效应。合并（X、Y、X2、XY、Y2）五个多项式为块变量（Edwards & Cable，2009），以块变量为自变量,检验PN-CN匹配是否通过“父母担忧”与“父母过度保护”这两个中介变量，进而影响子女的逃避行为。对于中介效应的检验采用SPSS中的PROCESS宏进行检验，若Bootstrap的95%置信区间估计不包含0，则认为中介效应显著。

（五）测量变量的信效度检验

为进一步确保变量测量的可靠性与有效性，对量表进行信效度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五个潜变量测量模型整体拟合良好，各项指标都达到理想标准。

进一步分析量表的信效度，结果如表2所示，各量表的组合信度CR值均超过0.80，说明量表的信度良好；各变量的收敛效度（AVE）均超过0.50，表明各个变量具有较高的聚合效度；各变量的AVE平方根均大于其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说明测量模型区分效度良好。为避免多重共线性对研究结果的影响，研究还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相关系数均未超过0.80的阈值，同时各变量的VIF均在1.03～1.99之间，小于3或5的标准，说明各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同时，鉴于父母担忧与父母互联网消极影响感知相关系数较高，本文进一步进行竞争模型比较，除了五因子测量模型外，我们将父母互联网消极影响感知和父母担忧两个变量合并为同一个潜变量，设置四因子测量模型，结果如表1表明：五因子模型在各个拟合指标均优于四因子模型，并且∇X2/df=272.51，达到非常显著的水平，说明需要接受较复杂的模型，即五因子模型。再次证明父母互联网消极影响感知和父母担忧并非同一个变量，而是相互独立的变量。

四

研究结果

（一）描述统计分析

研究样本的信息如下，其中，父母样本中父亲176名，母亲375名，平均年龄44.38（SD=6.86），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138人，高中153人，本科及以上260人。子女样本中男生273名，女生278名，其中初一123人，初二129人，初三63人，高一48人，高二98人，高三90人，在城乡分布上，农村户口104人，城镇户口447人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父母互联网消极影响感知的均值最高（M=3.084，SD=0.856），子女互联网消极影响感知的均值最低（M=1.652，SD=0.530），初步反映出父母与子女在互联网消极影响感知上存在一定差异。子女逃避行为（M=2.863，SD=0.985）、父母担忧（M=2.839，SD=0.981）和父母过度保护（M=2.716，SD=0.615）均处于中等水平。

（二）假设检验

对于互联网消极影响的亲子感知差距与子女逃避行为的假设，本研究采用多项式回归与响应面分析技术。在检验前，依据Shanock等人（2010）的建议，对互联网消极影响的亲子感知的配对情况比例进行统计，以判断是否能够进行多项式回归与响应面分析。结果显示，PN=CN的样本比例为28.2%，PN>CN的样本比例为36.6%，PN

由表3可知，控制性别、家庭结构、居住地、家庭月收入、亲子关系等变量之后，模型2和模型3在分别纳入X、Y与X2、XY、Y2之后，R2都有所增加，反映PN与CN与子女逃避行为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的非线性关系。因此，根据Humberg等人（2022）的建议，进行RSA一致性检验。结果显示，a5=0.010（p=0.251），表明第一主轴与一致线相匹配。同时，不一致线的曲率a4=-0.017（p<0.05），斜率a3=-0.212（p=0.195），这说明子女的逃避行为与互联网消极影响的亲子感知不一致性呈倒U型曲线关系；一致性线曲率a2=-0.143（p<0.05），斜率a1=-0.693（p=0.121），这说明子女的逃避行为与互联网消极影响的亲子感知一致性呈倒u型曲线关系，如图2所示。综上，根据Humberg等人（2022）的检验流程，a5不显著，a4负显著，且a1、a3不显著，因此本研究模型符合广义一致性假设，响应面脊线呈倒U型曲线下降趋势，如图2所示。这说明父母与子女趋于一致的情况下，子女的逃避行为越高，即（X-Y）靠近一致线曲面上升，因此H1不成立。同时，由于一致性线的曲率a2=-0.143（p<0.05），说明在“父母低感知—子女低感知”情况下，子女逃避行为上升，当“父母高感知—子女高感知”情况下，子女的逃避行为下降，呈现增加后减少的倒u型曲线效应，如图2所示。且相较于“父母低感知—子女低感知”（PN=-3，C=-3）情况下，“父母高感知—子女高感知”（PN=3，C=3）所对应的子女逃避行为水平远低于0，通过二阶响应面模型计算得出两点的预测值之差D=-4.158，基于回归系数的方差—协方差矩阵计算得到该线性组合的标准误SE（D）=1.89，对应的t值为-2.20（p<0.05），这表明在父母与子女均高感知的情形下，子女逃避行为的模型预测值显著低于双方均低感知的情形，因此，H2成立。

此外，研究进一步构建三次多项式回归模型，对三阶RSA全模型进行参数约束检验，根据Humberg等人（2022）建议，通过线性等式约束对a1～a9进行约束，该约束模型即为三阶RSA中表示“上升岭非对称一致性”的嵌套模型RRAC。在此基础上，采用Wald卡方检验比较RRAC约束模型与全三阶模型的拟合差异。检验结果显示，约束符合上升岭水平依赖一致性的参数后，χ2=13.738，df=6，p=0.033。说明在本研究数据中，强制满足上升岭非对称一致性会显著恶化模型拟合。因此，模型不符合上升岭非对称一致性假设，则H3不成立。

（三）中介效应检验

在生成互联网消极影响的亲子感知差异块变量后，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4。对于链式中介效应的检验，采用SPSS中的PROCESS宏的模型6分别对互联网消极影响的亲子感知差异对子女逃避行为的链式中介进行检验。

具体而言，在互联网消极影响的亲子感知块变量对子女逃避行为的链式中介模型当中，互联网消极影响的亲子感知块变量对子女逃避行为的总效应显著，如图3括号中所示（B=-0.144，95%CI=[-0.347，-0.061]），互联网消极影响的亲子感知块变量对子女逃避行为的直接效应显著（B=-0.241，95%CI=[-0.321，-0.004]），互联网消极影响的亲子感知块变量—父母担忧—子女逃避行为的中介效应不显著（B=0.099，95%CI=[-0.012，0.207]），“互联网消极影响的亲子感知块变量—过度保护—子女逃避行为”的中介效应不显著（B=-0.023，95%CI=[-0.056，0.015]），“互联网消极影响的亲子感知块变量—父母担忧—过度保护—子女逃避行为”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B=0.021，95%CI=[0.017，0.029]），证明H6成立，而H4、H5不成立。

五

讨论与结论

（一）研究讨论

数智时代，世代间的社会标准、社会价值急剧变化，新生的理想与旧有的观念之争，更加剧了亲子之间的纷争与博弈，这是费孝通（1998：125）笔下动态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父母作为子女与数字环境的缓冲屏障，其干预行为构成保护性软墙，然而子女常视其为过度介入。这种数字观念上的差异，催生了家庭场域中的“控制—逃避”博弈机制。为探究亲子间这一观念上的差异对父母媒介监管和引导心理过程以及最终效果的影响，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抽取551对亲子配对数据，采用响应面分析方法探究各种亲子感知差异模式对子女逃避行为的作用机制，结论如下：

1.磨合与博弈：亲子感知一致趋近时的逃避升级

本研究发现，当亲子互联网消极影响感知一致趋近（差异缩小）时，子女逃避行为显著上升。尽管“发散三元模型”的“一致—适应”模式表明，当亲子间存在一致性的感知时，子女将会表现出更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及更少的问题行为（Wen et al.，2023），但却缺少对趋近过程中双方行为的进一步解释。过往的研究表明，亲子间感知差异本身构成亲子应对策略分化的核心动因（Jiow，2014）。典型表现为“第三人效果”——当子女认定网络危害仅作用于他人时，系统性逃避监管行为随之产生，导致父母无法实现有效地干预（Chen et al.，2022）。这便解释了亲子感知差异所导致的子女逃避监管行为。

而本研究结果进一步呈现了感知差异大小与子女逃避行为的曲线关系，避免二元数据差值计算简化范式对于亲子认知代沟这一复杂问题的简单化理解。研究表明，当亲子感知差距减小时，子女的逃避行为也随之增加。这种感知趋近的子女“逃逸”效应可由不确定性管理理论与认知评价理论进行解释，当子女也存在高水平的互联网消极影响感知时，子女自身会做出管理策略以应对这种外部的不确定性因素，但外部因素的影响（例如父母的高风险感知及其控制）会被子女解读为一种自主性的抑制，让子女通过激发逃避行为而重新获得自主性（Brashers，2001；Deci & Ryan，2000）。尤其是青春期阶段青少年权力意识重构，子女通过感知到与父母的认知、技术优势的差异，将其转为亲子关系中的权力优势，进而发展隐秘化、多元化的行为策略（如多账户切换、隐私浏览）（Parkin & Kuczynski，2012）。这种感知趋近的亲子博弈为亲子感知差异与沟通研究提供了一个深刻的洞见，即感知的弥合并非目标，关键在于弥合的过程如何形成，并对于感知趋近的亲子二元博弈提供了实证支点，即差异为数智家庭中权力再分配提供了过渡期，青少年通过逃避行为维护新兴自主权，直至新平衡建立（蒋晨，曾秀芹，战泓玮，2023）。

2.亲子共识的双面效应：亲子感知一致与子女逃避行为的倒U型关系

本研究发现，当父母互联网消极影响感知与子女互联网消极影响感知一致时，相较于“父母低感知—子女低感知”（双方均认为网络危害性低），“父母感知—子女高感知”（双方均认为网络危害性高）所导致的子女逃避行为更低的概率。与既往研究所表明的亲子一致性感知能够减少子女的问题行为、提高对管教认可度的结论一致（李龙飞、姜薇，2023）。这一结果验证了亲子沟通理论的核心机制：亲子共同价值观增加了子女对教养方式的可接受性，从而提升了对父母监管的遵从（Zheng et al.，2024）。

同时，研究进一步揭示了亲子感知匹配的内在机制，形成了创新性结论：在一致低感知情境下，子女逃避行为反而增加，呈先增加后减少的倒U型关系。这表明当亲子间都认为互联网的负面影响较低时，子女会逃避父母的监管。乐观偏见假说表明，个体倾向于高估自身风险抵御能力从而低估负面后果发生的概率（Salwen & Dupagne，2003）。研究进一步表明，个体的乐观偏见存在弹性，当风险水平发生变化时，这种乐观偏见也会随之改变（Cho，Lee & Lee，2013）。例如当个体认为风险水平较大，更容易遭受风险的侵害的时候，乐观偏见就会减少（Kim & Lee，2024）。因此当父母与子女双方都一致存在较低程度的互联网消极影响感知情况下，乐观偏见所带来的轻视容易导致子女更多的逃避行为。而当父母与子女双方都一直存在较高程度的互联网消极感知的情况下，子女的逃避行为则会降低。这一非线性动态揭示了亲子认知差异与逃避行为间的效应张力——高共识降低逃避，低共识加剧行为对抗，深化了对家庭媒介监管中亲子感知匹配效果复杂性的理解。

3.监护焦虑升级：亲子感知差异通过父母担忧与父母过度保护触发子女逃避

此外，研究发现，亲子互联网消极影响感知差异与子女逃避的关系还通过父母担忧、父母过度保护这一链式路径进行。具体表现为亲子互联网消极影响感知差异的扩大显著提升父母担忧水平，进而增加父母过度保护行为，最终正向影响了孩子逃避干预行为。

过往第三人效果的研究也指出，父母与孩子的认知偏差是影响父母负面情绪、父母教养方式的关键变量（Chen et al.，2022）。作为子女的社会化责任主体，父母易高估网络对子女的负面影响而引发监护性担忧。为规避子女所面临的潜在数字风险并提升数字福祉，父母会采取限制性的策略管理子女社交媒体使用（Geriáková et al.，2023；Livingstone et al.，2017）。当子女感受到父母基于担忧、不信任等负面情绪所引发的控制时，这种非自我决定动机引发的外部控制则容易引起孩子的反应和出招抵制，甚至增加孩子手机使用的叛逆行为（Deci & Ryan，2000；Shahverdi & Burke，2023；Sharma & Lee，2024）。而单纯担忧和限制型策略则可能被子女从获益解释的视角加工为关心而非控制，从而认可父母的教养方式，减少逃避，尤其是在中国这一高家庭权威文化的语境当中（杨盼盼，周颖，刘俊升，2016；Livingstone & Bober，2013）。因此本研究这一链式路径丰富了简单中介未能捕捉的行为转化过程，完整地呈现了亲子间由感知差异所导致的亲子间行为互动的因果链条，即父母的过度保护会激发子女的逆反心理，导致子女通过逃避行为争夺自主权，形成“监护升级—行为对抗”的恶性循环（Sharma & Lee，2024）。需警惕的是，该路径可能存在自我强化特性：感知差异扩大→监护强度提升→逃避行为加剧→差异认知深化，最终可能导致代际冲突在数字场域持续升级。

（二）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

本研究突破单一视角局限，采用亲子配对取样抽取双元数据，以规避共同方法偏差，并通过多项式回归与响应面分析方法具体探讨亲子双方对互联网影响认知的各种差异模式对监管效能的影响，以互动、立体视角揭示了亲子媒介互动过程中的动态效应与张力，具有如下几点理论贡献：（1）研究视角的创新，本研究引入亲子双方视角，弥补过往家庭研究当中以单一考察对象而难以探索差异程度和家庭中其他因素关系的限制；（2）理论框架的延展，基于亲子二元视角，揭示互联网认知差异对子女逃避行为及父母监管心理的链式影响，丰富父母媒介干预效果的研究成果；（3）研究方法的创新，采用响应面分析替代传统差分法，解决配对数据简化处理缺陷，实现感知差异多维度关系解析；（4）研究结果的创新，本研究在上述方法的检验下，也得出了与过往较为不同的新发现，深化了对家庭媒介监管中亲子感知匹配效果复杂性的理解。

此外，基于上述结论，研究还提出以下几点实践启示，以期对父母媒介教育实践提供一定的帮助：（1）理性看待差异趋近的权力过渡期，父母需要从青少年个体发展需要的视角看待亲子之间差异的客观存在，挖掘青少年逃避的深层动机，避免监护焦虑造成的亲子双方关系恶化；（2）建立亲子数字协商机制，积极促成亲子共识的良性循环，高水平的亲子共识能够有效提升父母的监管效能，因此父母需要以“聊”代 “管”，通过亲子沟通使青少年子女内化父母规则，促使其自发遵守父母的监管，尤其是在差异趋近期的家庭，可以通过家庭会议制定双方认可的数字使用规则，赋予青少年适度自主权避免强制管控触发逃避行为；（3）家庭数字素养共修机制，父母可以积极发挥数智技术的赋能作用，通过子女的数字反哺、亲子协作任务（如共同设计防诈骗海报），了解子女的数字观念，建立共同的网络风险认知，在数字互动同步中缩小亲子感知差异；（4）监护焦虑的代际解码，父母可以通过与子女相互交换自己的网络风险认知，通过子女的反驳与解释，理解子女的实际看法，缓解自身的监护焦虑，从而促进双方的理性决策。

（三）不足与展望

尽管研究关注了亲子双方对互联网影响的认知差距对父母心理、父母行为及子女逃避行为的影响，探讨数字代沟对父母媒介监管的影响，补充了过往家庭研究单一数据来源的遗憾。但研究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与限制。第一，本研究从横截面和相关性方面进行设计，未来的研究可以收集纵向数据，更好地验证这一链式中介模型的因果关系。第二，本研究仅关注到互联网消极影响的亲子感知差异与子女逃避行为存在曲线关系，但仅从孩子的逃避行为，难以直接判断这种认知上的差异是否有利于家庭整体的发展，未来可以关注亲子间认知的差异对于家庭成员各自的影响，从而更全面地认识亲子间的认知差距；第三，本研究从亲子双方的数据进一步证明了亲子间认知上“沟”的存在，并未对如何消弭亲子间的认知鸿沟做更多的阐述，尤其是数字化的今天，亲子数字素养何以何能，亲子差异又如何发展将成为未来数字家庭研究中重要的一环。第四，由于亲子配对数据的获取存在很大的困难，受研究资源的限制，本研究未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亲子配对问卷调查，而仅局限于福建省，因此结论的推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后续的研究可以在中国的其他地区开展，以检验本研究假设在地区之间的异质性。第五，尽管本研究为揭示父母教养行为在数字家庭环境中的作用提供了初步经验证据，但需指出“父母过度保护”这一构念并非专门针对媒介情境而设计。作为通用测量工具，该量表可能包含一定的测量误差（即“噪音”），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其与父母担忧情绪及子女回避行为等关键变量间的统计关联。后续研究应着重考察父母在数字媒介教育领域的具体控制行为，通过开发更具针对性的测量工具，提升研究的精确性与生态效度，从而更准确地捕捉数字育儿实践中的父母行为特征，进而推动数字时代教养理论的深化发展。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6年第4期。

本期执编 / 杨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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